随着文体学的发展和完善，它已经成为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标准的重要理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从文体学的角度来探讨文体与翻译理论的关系以及翻译教学等问题；而功能文体学对各类英语的深入探讨就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欧美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进入到文体学这个重要的学科领域。翻译理论之所以能借助文体学的研究，是因为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目的是并行不悖的，即：如何凭借有效的语言手段进行社会交流。二者都强调交流功能的社会标准；同时，二者也都不忽视文风的时代性及风格的个人性。[1]具体地说，翻译首先面对的是文本的形式特征，然后才是内容层面；译者不但要知道作者“说些什么”，还必须弄清楚他是“怎么说的”。而文体学的灵魂就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场合，即语言的“适合性”问题。文体学关注文字的选择问题，可以帮助译者辨识作者是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手段来表现内容的，即他是“怎么说的”。因此，“具备文体学知识，对于原文文体敏感是做好翻译的一个重要前提。条约、法律、学术论著需要用庄重的文体，戏剧必须口语化，诗歌的翻译则不仅要有文采，还应有意境。”[2]
国内外有很多代表性的译论都谈到对文体的认识，都主张“译文应‘得’原文文体风格之‘体’”。泰特勒（Tytler）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翻译三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译文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文具有相同的特征”。[3]奈达认为，“翻译就是要从语义到文体，用最贴近的、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源语的信息”，[4]而且指出：“文体是跨语言交际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一开始就应融入译本中；在词汇意义对应上所犯的错误比没能译出原文的美学特质更能得到原谅和宽恕”。[5]周煦良先生认为我国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中的“雅”就是指“和原文的内容和体裁相称，要得体”。刘重德先生认为译者在达到既忠实又通顺的程度之后，必须进一步探求风格的切合。王佐良先生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中说：“当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6]
可见，从国内到国外，从过去到现在，文体都是各种翻译理论最为关注的现象之一，文体在翻译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翻译不能脱离文体。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表达其意义，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的文体。不论是从语言描写的结构特点，还是从读者反映的角度来看，文体特点都是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们常说“译巴尔扎克，还巴尔扎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得体与否正是译文高下的重要尺度之一；另外在实践中，一个没有文体意识的译者，也是不可能译出高质量的译文的。翻译与文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从翻译的过程与本质来看
从翻译的过程与本质来看，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将源语的语义信息、风格信息和文化信息转移到译语的过程。译文所承载的信息是经过转移后的语义信息、风格信息和文化信息的总和，缺一不可。文体是每一个语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能够保留并尽可能地传递原文的文体特点。
二、从翻译的考察标准来看
从翻译的考察标准来看，翻译的文体研究一般考察译文的语言使用是否得体，是否符合原文的语言风格。大多数探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都认为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还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包括语言时代、专业、领域风格在内的原作风格。
三、从翻译的社会功能来看
从翻译的社会功能来看，文体不应该阻碍交流。当然就与内容或意义而言，形式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如果文体形式处理不当，它会阻碍文化交流、意义表达。就好像我们常说不应该把诗歌当成散文翻译，如果把诗歌当散文译，那么没法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也不应当把新闻英语中的一些词汇和语法特点和标准的英语放在一起讨论，这样是没有实在意义的。
[1] 刘亦庆著，《文体与翻译》（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4。
[2] 王佐良，丁往道主编，《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512。
[3] 罗书肆著，《介绍泰特勒的翻译理论》，《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14。
[4] 谭载喜编译，《新编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1。
[5] Nida.E.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
[6] 姜风华著，《文体学与翻译刍议》，《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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