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解詁》

《史記·儒林傳》提到胡毋生、董仲舒分別以《春秋》教於齊魯和趙，孝景時俱爲博士。此二人是漢代公羊學的發端和代表人物。其後傳者甚眾，《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的《儒林傳》皆有記載。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對公羊學傳承起了至關重要作用的，是東漢中葉的何休。王鳴盛《蛾術編》卷七“公羊傳疏”條甚至盛贊道：“無休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也。”

《後漢書·儒林傳下》記錄何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李育受《公羊》於何家於史無徵，但在《後漢書·儒林傳》中與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分列，可能別有所本。而史籍中唯一提到的何休的業師羊弼於《後漢書》無傳，其事跡已然湮滅，何休的學術淵源也因而不能清晰查考。何休於《春秋公羊解詁》中亦未曾明言他所據何本、所用何說，但曾於序中說：“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轉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1]又說：“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據此推測，何休的學說或避各家所短，兼各家所長，甚至直承西漢初的胡毋氏。段熙仲先生（2002：14—22）以翔實的考證論述了何休所據文本與嚴、顏二家、漢石經及董仲舒所據皆不同，其學說亦不同於嚴、顏及董，蓋用胡毋子都本。

何休在《解詁》中常以陰陽災異、緯候圖讖解釋史實，時爲後人所詬病。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卷二“公羊注引緯”條詳細列舉了何休注中引用緯書的內容，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亦有條目專門總結“何注用緯書者”十餘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條提到：“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如《公羊傳》成公八年：“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休注：“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又哀公十四年：“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也。”何休引出“端門血書”之說，言道：“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春秋》之爲漢作，固然純屬附會，然此亦非何休首創，而是當時時代風氣使然。蘇軾《論春秋變周之文》（見《東坡全集》卷四一）稱：“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這樣的說法未免失之偏激，何休對《公羊傳》傳承的重要貢獻，是無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