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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重新走一回

时间:2022-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12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感受到了中国元素的普遍存在。据说当时为了保护烟民的人道权利,长途飞行允许在机上吸烟。所以,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撇开学术研究方面不说,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居然是“青春重新走一回”,找到年轻一把的感觉。而在亚洲,人到中年,一般开始趋于保守,不敢轻易重新开始或转行。

2012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感受到了中国元素的普遍存在。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去美国访问,还需去香港搭联合航空的飞机。先是出境过香港。在拥挤的广九车站、狭窄的通关柜台,看过美国签证后,还要检查赴美机票。当时,忙乱中,我甚至将机票落在了柜台。直到上了广九车,才在中途听到广播,问乘客高文平有否将机票遗落在出入境检查站。上天保佑,我还奇迹般拿回了机票!前次去美国访学,还是由美国联合基金会赞助的,而本次拿的则是教育部的赞助,直接搭乘中国南方航空的飞机去美国。

20世纪90年代坐联航,空姐或空嫂、空婶大多是西人面孔,再配备一名讲广东话的亚洲人。坐在机上,会令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一路上,点菜基本上只能跟随旁边的人:听一大串菜单,然后假作思考片刻,最后还是那句“same”。真的是一路囧途。只记得一个好处——可以在飞机尾舱吸烟!从洛杉矶转飞纽约时专门与一位空婶核实此事。据说当时为了保护烟民的人道权利,长途飞行允许在机上吸烟。

南航的“空妹”则还是大三学生,听说民航学院的在校学生都早早地被各大航空公司请去做空姐。国内民航事业发展很快,人才培养供不应求。亚洲服务市场的从业人员的年轻化在国内更明显。文革十年,行业断层也给了年轻人早上台一展拳脚的机会。每次回到北方,都会发现一个现象,即在地方执政的大多都是留守家乡的中小学同学们。虽然大学没考出去,但后来个个都考入当地效益好的银行、国企,或者直接进入政府单位工作。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们经过努力也都补上了文凭。坚持就是胜利,在大企业、国营单位都是在比耐力,能够忍得下来,又不乏聪明才智,熬下来,便个个都是单位骨干。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工作、家庭稳定下来,也有心情互相来往了。二三十年未见,反而同学们看起来老成稳重,显得比实际年龄大。所以国内的“资深”是假扮出来的,不是真正年龄。

我教书太久,如今已经讲得多、听得少了。所以,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撇开学术研究方面不说,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居然是“青春重新走一回”,找到年轻一把的感觉。到哥伦比亚大学后,首先去拜访所里介绍的负责老师胡森教授,70多岁。我介绍说,自己快50岁了,现在很想做一些和成长经历相关的研究领域,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胡森教授得知我的年龄后,说了一句在纽约很多场合都常听到的一句话:你还是个年轻人嘛!(You are still a young man!)最近一次在联合国召开的“尼山文明论坛”上,第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与美国华盛顿教区红衣大主教麦克卡里克对话后,说自己已经72岁了,80多岁的大主教拍着许教授的肩,说的还是那句话:You are still a young man! 确实,在美国,五十岁左右读完博士才开始在高校谋教职,所谓late bloomers,事业开始较晚(或者转行)的大有人在。而在亚洲,人到中年,一般开始趋于保守,不敢轻易重新开始或转行。不知是否与计划生育有关系,国内普遍会选择在30岁以前生育(至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的婚姻观如是),50岁上下时小孩至少已进入大学,于是家庭出现“空巢”,夫妻重回二人世界。余下的即是考虑养老的问题了。毕竟离60岁的退休年龄,只有十年的时间了。

哥大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在东校区的哈曼人文中心,虽然以比较为研究方法,但身处纽约,还是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的影响,研究视角或回到古典、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全球主义。过去常听香港人自称香港为东方的纽约。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的确还是有相似性的,不过香港不敢妄称世界中心,开国际会议时最多挂的牌也依然是“亚洲”“东亚”等。纽约则不同,携联合国以令天下,动辄世界、全球,倒也顺理成章,更何况美国是世界第一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强国呢!

纽约的华文报纸之一《世界日报》(另一份为《星岛日报》)上载文说:“中国已成为陋习、落后文化的象征。”而且,在适逢美国大选之年的2012,更是出现候选人竞相“倒华”的现象。所以,在中心或所里开会,自然有一种“边缘化”或“非中心”的感觉,讲座题目也言古典则必希腊、罗马,极少涉及其他古典文明的题目。来到美国或欧洲的国人都有一种“降级”(downgraded)的感觉,所以才给西人(香港为尊重外国人,正式场合较少采用“鬼佬”之说,多称“西人”,相当于内地的“老外”)留下富裕起来的国人骄横、缺乏礼貌的印象。相比起来,日本人的“低调”,反而给西人以彬彬有礼的印象。我想,这还是因为生活“频率”的不同,想法、生活成长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全方位错位。我倒建议国人大可以坦然面对西人的骄傲,毕竟他们也并非没有骄傲的理由,经济的发达还是比中国的整体水平要高出一、两个世纪。看看曼哈顿的大中央车站的皇宫般的设计和建设,我们就没有理由为自己这三十年刚刚取得的一点经济成就沾沾自喜了。大中央车站据说竣工于1918年,工程建设前后耗时十年。帝国大厦也有百年历史了。而国内或亚洲的摩天大厦,又是何时建成的呢?

学会低调,不是刻意做出某种表相,而是真正心怀谦卑、抱持虚心向学的精神。“降级”没有关系,放低自己,抱着学习的心态,只要自己能有所进步,就不枉此行,不是吗?我来纽约,为了找房,花了十天时间跑遍了纽约的不同区(boughs)、不同城(side)、不同大街(avenue)和不同街(street)。没有这样的过程,也就无法感受到不同城区、街道与不同的居住种族、人文环境的差异。在纽约,要找到既安全、宁静、方便,又能保证一定尊严、隐私的地盘和房源都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国家教委提供的预算之内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倒真能锻炼人的判断能力。当然,如果找到的房子还能在纽约几十年罕见的飓风“桑迪”面前全身而退,那更是烧了高香,超出人算了。

一次哥大艺术学院的Non-fiction Dialogue系列讲座请来了Ian Buruma——《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Buruma在荷兰长大,在Leiden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学,20世纪70年代,由于不喜欢当时的红色中国,转向日本求学,在那里居住了六年,研习电影表演专业。后来开始写小说,几本畅销小说的题材都围绕着日本与亚洲,包括《中国情人》。Buruma的东方思想似乎已经日本化了,对中国已形成偏见。在西方,他俨然被视为东亚、亚洲文化的解读者,甚至因其在加深欧洲对亚洲及其他文化的理解上所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新闻大奖。Buruma认为,现在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被“招安”,安逸的生活令他们不再具有政治的反抗性了。也许知识分子在中国受过太多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一朝拥有了权力和利益,自然得失心就重起来,终于失去了针砭社会的锋芒。Buruma因此而下结论,不可相信来到国外的中国精英,因为他们并不能代表完整的中国。他在《洛杉矶日报》发表文章,记录了与旅居英国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人杨炼及其太太Yao Yao(作家)一起拜访乔冠华之女洪晃的经历。坐在洪晃位于英国的山庄里,Buruma深感现在中国的精英们真的已经忘却了过去的苦难,已然接受了政府经济改革赐予的物质回报,不再抵抗社会、发出不平之音了。

现仍旅居广州的英国人马丁·罗素博士做过我的同事,又同我曾经在纽约生活、工作过三十年,经常往返广州与纽约,于是他成为我在纽约这段经历的见证者和观察者。在他看来,我在纽约“寻房”过程中的遭遇,不过是大的计划或安排(scheme)中的一个部分而已。不知他指的是否就是我们常讲的“天意”。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也讲过类似的话:“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有拯救(Where there is danger, there salvation grows too)。”而学戏剧的马丁则这么说:“人生如同戏剧训练,第一步就是打破自我(ego),正视镜中的自我,接受自己,无论优点还是缺点,直到自己与镜中的自我成为一体,不再幻觉镜中所呈现的是自己的偶像或梦想中的形象。”确实,人到中年,多年培养出的稳重、内敛,自然是担当一定职务、担负一定社会责任所必须拥有的专业品质和态度,但敢于打破平衡,不断追求,同样需要我们跳出盒子思维,摆脱中年人的思维定势。

哈曼中心研究院协会(Society of Fellows)每周四都会举行一场午餐讲座(Lunchtime Talks)。其中一周由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来的fellow讲古典研究,讨论古希腊政治话语中的“parrhesia”(Frank speech:诚实言说)的重要性。讲者从parrhesia 的词根讲到parrhesia与阶层。东亚研究所一位资深韩裔研究员金教授问了一个关于parrhesia与当下政治(大选)言说内容的诚信与质量问题。我则提出了一个同一时期中国古代的道教与儒教对“无言”的重视以及对言语的不信任(鲜于仁)的概念,顺便又提及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名字与言说的关系。金教授和他的老师——研究中国的学者Conrad Schirokauer(谢康伦)教授对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的不同语言观很感兴趣。我深刻地感受到,只要抱着学习的兴趣,任何对自己的文明有信心的人,都不会在文化交往中失去自己的身份。只要有参与(engaging)意识,就会被共同体所接受。

在哥大,只要抱着学生的心态,不去计较自己在国内的“面子”,还是能够学到许多东西的。年龄不是问题,“教学相长”不只是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要拥有学习的心态,时时不忘“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了这种心态,那么,美国关心什么,纽约时兴什么,哥大重视什么,都没关系,这不过是美国纽约哥大关心的问题而已。如果他们对来自中国的视点没有兴趣,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来学习他们的视点、他们的长处好了。低调、谦卑些,保持一个年轻人乐于学习、勇于尝试和冒险的心态就好。何况,谁说这些只是年轻人才可以拥有的品质?反之,摆老资格,保守,患得患失,只会让一个人止步不前,不再进步。用英文讲,就是senile(年迈、衰老)而不是senior(年长、资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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