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与『语文』

有人说中国人学日语是入门容易学好难。但我想，岂只是日语，要跨过任何语界，步入语言体系（la langue），掌握语法与结构尚有规律可寻，但再迈进一步，进入言语（la parole），即语言使用层面（language in use）的具象世界，才会发现举步维艰，不可能像应试般速战速决。语言会渗入一个人的思维并影响其一生的行为。从这一角度来说，高等外语教育即是植入了两种语言身份基因，一种是属于“分析判断”的综合语言；一种是专业语言。如果说后者是谋生所必需的语言工具，那么前者所培养的语言文学能力代表的则是文化甚至阶层身份。英语中有一种说法更加直观：the moment you speak you are placed（一开口就听得出你的身份）。香港太古集团前主席何礼泰(James Hughes-Hallett) 曾经说过，有语言文学功底的人讲话风趣、随和，在写字楼中同事喜欢、上司欣赏，晋升机会比较多。

在香港，由于历史原因，港人习惯称英语为语文。港英政府时代，“语文”好坏是当时衡量一个人“出身”的重要标准，即使是回归之后，这种情况也仍旧存在。新加坡更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次在香港参加青岛啤酒的中期业绩报告会，报告人的英文听起来在国内应该至少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但地方口音较重，腔调怪，用词又文绉绉的。周围的香港同事开玩笑说：“内地人讲的英语还是“土炮”啊。”

听起来非常刺耳。不过，抛开香港的“殖民地”心态不谈，国内的外语教学理念太注重语言的系统规律学习，忽视了外语的“外文”本质，没有将外语当作外国“语文”来学。不读圣经、莎士比亚等古典经典，恐怕很难修炼到“绅士”水准的英文。而我们常挂嘴边的文化概论仅是事实性知识罗列，读的又只是豆腐块文章，缺乏延伸和深度阅读，很难真正进入语言背后的缜密思维。由于工作缘故，我看过太多国内出来的官员、专家在国际性活动中开口讲英文，其实，与其勉为其难，不如依靠传译，有时效果会更好。

我在2006年年底参加了香港大学医学院召开的脊髓损伤国际会议（Spinal Cord Injury）。会上，一位来自国内享有盛名的医科大学的讲者用英文发言。其实，该讲者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做过许多例骨髓移植手术，可惜他的英文却很少人能听得懂。SPI治疗新药及各项技术开发需要很多临床病例支持（clinical trials），而西方很多国家的医疗法规对移植等技术的使用要求很苛刻，医院、患者与保险公司之间各自的利益不同，实际临床机会非常受限。也就是说，临床经验的丰富不能在牺牲患者利益基础上获得。结果，由于该讲者未能自如地用英文解释临床或实验的目的，其临床经验丰富的优点反而给大会留下国内医学态度不够严谨、对患者尊重和关怀不够的印象。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香港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召开的几届东南亚研究国际会议上（2000—2005），几乎所有来自国内的与会学者的语言工具都无法与其本身的学术能力相匹配，更无法令其与国际同行进行同级别沟通。而东南亚学者尽管其国家经济水平未必高于中国，但学者所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及英文能力却令中国学者无法望其项背。事实上，很多国内机构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均因受制于语言，导致决策者无法从第一手资料或渠道获得全面、深入的信息，最终造成许多被动的局面。

国内仅有的敢于在国际会议用英文发言的学者大多具有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教会学校受过英文教育的背景。至于政府官员，我所听过的英文真正过关的，1999年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先生当数其中之一。徐市长的英文与国际视野在该年召开的财富论坛国际会议上给上海的形象工程增色不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市长的语言修养给世界注入了对上海的信心，促动了上海经济真正意义上的起飞。此外，印象中，现任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先生的英文也非常出众。在2001年香港召开的银行高峰会议上，时任中国光大银行主席的刘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给国际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王建宙先生。在澳门召开的2008 GSMA M obile Asia Congress（GSMA移动亚洲国际）大会上，中国移动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建宙先生用英文发言。虽然是国内学的英文，底子薄，但作为一家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的领军人物，王先生所做出的语言姿态，还是给国际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毕竟，语言不只是在国际场合的形象问题，也与一个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外部视野有着密切联系。羊城铁路公司的老总亲口跟我说，如果我们的大学能培养出在谈判桌上可以与洋人平起平坐的优秀的外语人才，给多高待遇他都愿意。

泛泛说来，欧洲的人文传承与注重科技、实用的美国相比，具有更深的文化底蕴。美国主导的技术型、工具型文化造就了大批技术官僚统治着世界，尤其IT文化，全面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模式。甚至在政府管理部门中，在重用管理人才还是技术专才的问题上，天平也逐渐倾向于后者。具有理科专业训练背景的人才取代文科教育背景的人才大量进入管理队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即所谓技术语言压 倒人文语言，文人被不断边缘化。社会知识的整合，无论是MBA还是MPA，更多见的是技术型人才进修政治、经济领域，即通常所谓的从技术到管理。国内高级公务员或机构管理层的构成也可以鲜明地反映出这个特征：语言背景出身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专业技术人才。当然，在国外，纯粹以外语见长而做到国家总理（如澳大利亚）的机会也极为少见。个中原因显而易见。中国拥有几千年绚烂的文字、文学历史；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能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不可谓不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外接触、曝露的机会越来越多，语言能力（包括外语）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只有实现更好的人才搭配（blend），才会有更多的国际通才进入政府及国内企业重要岗位，如此，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充满自信地走向、融入世界。

* 本文已在《广州日报》2010年8月13日B8每日闲情版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