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汉字加工中的抑制机制

4.4　汉语和汉字加工中的抑制机制

抑制和激活是认知加工中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过程，它们在语言加工中的作用也不例外。在以往的语言加工研究中，人们对激活过程关注较多，而忽视了对抑制过程的研究。近20年以来，语言加工中的抑制问题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在国内，汉语理解中的抑制问题得到一些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研究者分别从汉字构成部分（即部件）、字词、句子、课文等不同水平对汉语理解中的抑制问题、跨通道的汉语理解的抑制机制、语言理解中抑制能力的个体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研究发现，在语言理解过程中，抑制过程可以在部件（即有些研究所称的亚词汇）、字词、句子、课文等多个水平上发生。

4.4.1　汉字加工中的抑制

现代汉字是世界现行主要文字系统中唯一以非拼音方式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现代汉字多为合体字，一个汉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经不同层次的组合而构成。按照部件形体记录语言的性质，汉字的一级部件可分为具有表音功能的音符、表义功能的义符和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不少汉字的一级部件来源于独体汉字，自身也具有表音和表义的内容。以往语言加工研究对激活过程关注较多，专门探索汉字加工中抑制问题的研究较少。许多研究只是在相关讨论内容上顺便提到与激活有关的抑制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有不少研究是以汉字为材料，探索跟抑制相关的问题（详见4.2.2），而不是以汉字加工中的抑制问题为主。所以，从针对汉字加工中的抑制问题角度来分析，目前的研究还不系统，更没有关于外国留学生汉字加工中抑制方面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因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非拼音文字系统，汉字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瓶颈。突破汉字教学瓶颈，对目前在世界范围已经出现的汉语学习热潮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不少汉字是合体字，合体字中大部分又是形声结构字^[9]，其构成部分音符和义符分别跟整字的读音和意义常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汉字加工中音符和义符的语音和意义作用过程、它们与整字的读音和意义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Zhou和Marslen-Wilson、Feldman和Siok等、周晓林等对汉字及其构成部件的语音和语义的激活及相关的抑制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汉字阅读中，汉字的音符和义符在整字中被自动分解，并通达部件水平相应的语音和语义表征。整字和部件（在他们的研究中称为亚字或亚词，指的是一级成字部件音符和义符，本书简称为部件）是平行加工的。

Zhou和Marsen-Wilson（1999a，1999b）用启动方法直接证明了加工整字时音符的字形被自动分解，其语音和语义得到激活。例如，被试在加工形声结构字“猜”时，其音符“青”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被分离出来，其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都得到了激活，因此对“猜”的加工，既会促进对目标字“轻”的语音提取，也会促进对目标字“蓝”的语义加工。

Feldman和Siock（1999）使用词汇判断任务证明了整字加工时义符的字形分解与语义激活。被试加工语义透明字“评”会促进目标字“论”的加工，但在加工语义不透明字“诸”却会抑制目标字“论”的加工。这说明在加工合体字时，义符被自动分解，激活了其语义表征，从而对目标字整字识别产生促进或抑制的影响。

周晓林等（2000）用启动命名技术发现义符的语音激活。例如，低频启动字“躲”的加工会促进与义符同音的目标字“深”的命名速度。高频字因为整字的语音激活快，没有这一效应。低频字义符的语音激活与整字加工中音符的语音、语义激活和义符的语义激活一致。

上述结果表明，汉字加工中成字部件可以分离出来，部件加工跟整字加工是并行的。部件加工与整字加工类似，既包括其相应的语音信息的加工，也包含其对应的语义信息的加工。成字部件的语音（或语义）激活跟整字的语音（或语义）激活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关系。成字音符（或义符）的字形结构从整字的视觉输入中抽取出来，匹配到它们自身的字形、语音和语义表征上，这种匹配与整字的加工平行进行，导致整字和音符的语音（或义符的语义）激活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如果音符的语音（或义符的语义）激活与整字的语音（或语义）激活一致，它们将相互支持。如果音符的语音（或义符的语义）激活与整字的语音（或语义）激活不一致，它们将相互抑制。例如，当启动字“紫”与目标字“猜”的声旁有语义联系时，对目标字的命名时间会延长。这说明音符的语音激活对整字的语音激活有了干扰，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义符的语音激活常跟整字的语音激活（整字的语音信息应该与音符有关）不一致，音符的语义激活也常跟整字的语义激活（整字的语义信息应该与义符有关）不一致。从部件表音和表义的规则看，汉字加工过程中要对违背表音和表义规则的现象进行抑制，即要对义符的语音激活和音符的语义激活进行抑制，上述两种不一致情况均会对整字加工产生干扰。

对于汉字的部件和拼音文字的词素在加工上的差别，Zhou和Marslen-Wilson（1999a，1999b）从汉字本身特点和使用汉字的被试所受的汉字构成特性的教育经历，对造成汉字部件加工不同于拼音文字单词素的亚词汇加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形声结构字的义符和音符基本上来源于独立汉字，都具有固定的语音和语义信息，并且义符和音符之间有明显的视觉间隔；拼音文字中词的构成成分——词素是字符串，通常不被看作表达语义信息，并且字符串之间无明显的视觉分离。这些书写系统本身的特点造成在对汉字视觉加工时，义符和音符比较容易被作为一个相对的单位分离出来，并激活它们对应的语音和语义表征。此外，使用汉字的人基本受过汉字构成特性的教育，他们明白形声结构字是由义符和音符组合而成，因此在汉字阅读中就会逐渐形成对这类汉字进行自动分解的加工策略。拼音文字词形变化丰富，词素教学侧重于语音方面，对语义方面的教学关注不多。

4.4.2　以汉字为材料来研究有关抑制方面的问题

在认知抑制研究中，有不少是以汉字为材料来研究有关抑制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分心物特性抑制、有意遗忘过程中的提取抑制、抑制能力的发展、抑制能力与工作记忆能量等。

金志成和张雅旭（1995）使用负启动实验方式，以汉字为材料，研究在归类任务中负启动效应与分心物特性抑制。结果发现，负启动效应根源的扩散抑制遵循资源有限机制。被试对探测目标（曾在启动显示中作为分心物）的反应时随着启动显示中分心物数目的增加而缩短。在要求操作反应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分心物特性抑制的负启动效应。在金志成等（1998）的一个研究中，他们仍以汉字为材料，研究归类任务中分心物的位置因素是否影响探测显示中目标物的反应时。结果发现，反应时只随着分心物特性数目的不同而变化，并不随分心物位置数目的不同而变化。归类属于语义方面的加工，它与分心物的位置无关，因而就不抑制分心物出现的位置。陈曦（1999）以汉字为材料，使用补笔测验和加无关项，研究在单个汉字提示的方式下有意遗忘的心理过程。结果发现，被试在进行有意遗忘的过程中，对记忆项进行了有意的复述，但对遗忘项产生了提取抑制。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如沈德立等，2001；宋耀武和白学军，2002；王敬欣等，2003）以汉字为材料，探索人类个体抑制能力的发展规律（详见4.2.2）。

4.4.3　词加工中的抑制研究

20世纪90年代，国外开始对歧义词加工问题进行探索。研究者以英语中同形歧义词（Homographs）和同音歧义词（Homophones）为材料，研究了不同理解能力的被试在词加工中的抑制效率。结果发现，在得到充分的加工时间后，理解能力高者能抑制同形歧义词和同音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但理解能力低者却难以完全抑制这些词的不适当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具有目的性的抑制属于熟练性抑制（Skilled Suppression），它不同于自动抑制，包含了许多的意识成分，为抑制的后作用过程（Gernsbacher et al.，1990；Gernsbacher ＆ Faust，1991，1995）。

在汉语抑制加工中，词加工中的抑制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注意。研究者对汉语同形歧义词和同音歧义词在加工中的抑制过程、同音异形词意义识别中的抑制过程，以及合成词的意义加工中的激活和抑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汉语词的歧义消解即是在汉语词义的理解过程中对词的不合适意义的抑制。这既是一种通过汉语歧义词这一形式验证国外语言加工的抑制理论，也是运用国外的相关理论来探索汉语歧义词在加工中的抑制规律，因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语言加工的抑制理论。

词汇歧义可在视觉和听觉语言理解情况下发生。前者包括视觉语言阅读理解过程中遇到同音同形词（即同一个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如“点子”）和异音同形词（即同一个书写形式分别有音和义都不同的词，如“地道”分别读“dì·dɑo”和“dìdào”，两种读法表示不同的意思）。后者包括听觉语言理解过程中遇到同音同形词或同音异形词（同音同形词见视觉语言阅读理解所举的例子“点子”，同音异形词如“仙人”与“先人”都读“xiānrén”）。

在汉语歧义词歧义抑制研究方面，张亚旭、周治金等作了一系列的研究。

张亚旭等（1999）曾经探索过在句子语境条件下同形歧义词意义通达的时间进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汉语同形歧义词多个意义的相对频率主导同形歧义词意义的通达，抑制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需要有一个时间进程。

Zhang等（2001）以词汇判断为实验任务，采用跨通道语义启动的实验范式，对汉语均衡型（同音异形词的不同意义之间相对频率差异较小）和偏向型（同音异形词的不同意义之间相对频率差异较大）同音异形词语义加工中的抑制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在听觉呈现的均衡型和偏向型两类汉语同音异形词中，只有前者的意义识别才需要抑制机制的参与。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张亚旭等（2003）以句子合适性判断为实验任务，使用被试自定步速逐词阅读的移动窗口技术，探索了在句子语境条件下视觉呈现的汉语均衡型和偏向型两类同音异形词意义识别中的抑制过程。研究发现，在视觉阅读汉语均衡型和偏向型两类同音异形词中，只有汉语均衡型同音异形词的意义识别存在抑制过程，验证了他们在“视觉同音异形词意义识别模型”（Visual Homophone Meaning Recognition Model）中的预测。该模型提出了视觉语言理解过程中同音异形词的语音自动激活和不合适意义主动抑制的相关假设，并认为只有在均衡型同音异形词的意义识别过程中才可以观察到不合适意义的抑制效应。研究者在总结汉语均衡型和偏向型两类同音异形词意义识别研究结果后认为，在视觉和听觉条件下只有均衡型存在抑制过程，这一相同结果说明，他们在上述模型中所假设的冲突监控与抑制控制两个模块及其性质可用于视觉和听觉同音异形词的意义识别过程的解释。该研究还发现，均衡型同音异形词意义识别中的抑制过程存在个体差异，只有阅读速度快的被试才出现这一抑制过程。研究者认为，正是由于对无关信息的高效主动抑制，被试才能够快速把注意集中在相关信息，使得他们表现出较快的阅读速度。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国外研究者关于抑制效能越高（或负启动效应越大），反应速度越快的观点（Neumann ＆ Deschepper，1991；Connelly ＆ Hasher，1993）。

周治金等（2003a，2003b，2004）对汉语同形歧义词和同音歧义词加工中抑制机制进行了系列研究。在对汉语同形歧义词歧义消解的研究中，他们以说汉语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词汇判断实验任务的启动实验范式，在句子语境的条件下探索同形歧义词歧义消解的过程。该研究发现，与句子语境一致的歧义词主要意义比它的次要意义先得到通达和激活，而与语境不一致的歧义词意义会受到抑制，没有得到通达和激活，验证了国外研究者提出的词汇歧义消解的语境敏感模型（Context Sensitive Model）。该模型认为，语境的偏向性及其强弱、歧义词的相对意义频率都影响歧义的消解。语境的偏向性及其强弱是一个连续的变量。在这个连续变量强的一端，语境的偏向性及其强弱将主导对歧义词意义的解释；在它弱的一端，相对意义频率将主导歧义词意义的解释；在它的中间，语境的偏向性及其强弱、歧义词的相对意义频率均对歧义词的解释产生影响，共同决定歧义词中哪些意义得到通达（Paul et al.，1992；Kellas et al.1995；Vu et al.，1998）。

在汉语同音歧义词（该研究为偏向型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的研究中，周治金等以说汉语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词汇判断实验任务的跨通道启动实验范式，通过对比有关探测词和无关探测词之间反应时的差异，分别在词语境或句子语境的条件下，探讨汉语偏向型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过程中其适当意义激活和不适当意义抑制的时间进程。研究结果表明，语境作用在同音歧义词加工的早期（ISI^[10]为150毫秒）主要表现为抑制不适当意义的激活，之后（ISI为50毫秒）语境作用表现为促进同音歧义词适当意义的激活。此外，同音歧义词相对意义频率在其歧义消解过程中也有影响，表现为它的不适当的次要意义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在对歧义词加工中抑制机制作用过程的研究中，他们以说汉语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意义适合性判断实验范式（即在实验中要求被试既快又准确地判断探测词的意义是否符合刚呈现的句子意义），探索与句子语境不一致时，汉语同形歧义词和同音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抑制的时间进程。他们发现，在句子语境中，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均受到抑制。其中，主要意义抑制较难，次要意义抑制较易。从抑制的时间进程看，对同音歧义词的不适当次要意义的抑制在ISI为200毫秒时就已基本完成；对同形歧义词的不适当次要意义的抑制则要到ISI为800毫秒时才能基本完成。造成同音歧义词的不适当次要意义抑制较早的原因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同音歧义词的两个意义毫无关系，因而抑制其不适当意义相对容易。

此外，研究者还从激活角度对汉语歧义词的意义通达进行了探索。舒华等（2000）以词汇判断为任务，说汉语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跨通道语义启动的实验范式，对双音节汉语同音歧义词意义通达的时间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发现，在无句子语境条件下，无论是同音词加工的较早期还是较晚期，汉语双音节同音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即其使用上相对频率不同的两个意义）均得到了激活。但在句子语境条件和加工的较早期，与语境一致的同音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均得到了激活；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均未能够被激活。在句子语境条件和加工的较晚期，仅有与语境一致的同音词，它的主要意义才能够激活。研究者认为，歧义词的各个意义按它们相对频率的高低顺次激活。句子语境的信息提高了歧义词与语境一致意义的激活水平，进而促进符合语境的意义通达。

除了上述对各类歧义词的研究外，研究者还对合成词在意义加工中的激活和抑制进行了探索。Zhou等（1999）的研究发现，汉语合成词中词素意义加工与整词意义加工之间也存在促进和抑制。如，启动词“华丽”可以促进对目标词“华贵”的加工，但是启动词“华侨”在获得充分的加工时间后，会抑制目标词“华贵”的加工。

4.4.4　代词指认及其抑制

代词是语言运用中常见的词类，其作用在于指示和替代，是连接句子中相关成分及不同句子相关成分（有时是整个句子）的重要语法手段。代词本身没有确定的意义，在语言运用中听到或看见一个代词时，听者和读者必须搜索它的先行词（即所指代者），以确定其具体意义。之后，他们才能把句子或段落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前后连贯的心理表征，以实现对句子或段落的正确理解。

以往代词加工主要是从激活或提取正确信息来研究的。抑制是与激活相辅相成的另一种加工形式，从加工中抑制不正确的信息角度也可以提供代词加工另一面的信息。在实际语言运用中，代词激活其所指代者，同时抑制其非所指代者。MacDonald和MacWhinney（1990）研究发现，当代词的所指代者跟它的非所指代者性别不同时，可以很快抑制其非所指代者。但当所指代者与非所指代者为同一性别时，抑制非所指代者则需要较长的时间。Gernsbacher（1989）研究了重名指代和代词指代的抑制机制，发现名词重复指代能够很强地抑制对非所指者的提取，代词也能抑制其非所指代者，但程度较弱。Gernsbacher同时也发现，当代词的所指代者跟它的非所指代者性别不同时，代词的性别特征有较强的抑制效果。

在国内，周治金等（2001）以说汉语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探测词再认判断实验任务，研究了句子理解过程中代词对其所指代者的可提取性的影响及其与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优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一定时间条件下，代词促进其所指代者的激活，对其非所指代者则起抑制作用。通过促进和抑制这两种相辅相成的机制，代词实现其所指代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效应。在加工有代词的句子时，同样存在先述参与者比后述参与者易于被提取的效应，验证了陈永明和崔耀（1994，1995）对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优势效应的结论。研究者认为，句子先述参与者在提取上的优势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知现象。产生这一效应的原因在于，它在句子加工的表征建立过程中起奠基作用，后继信息（包括后述参与者）通过它而映射到正在发展的心理结构中。因此，先述参与者在表征中保持较高的激活水平，易于被提取。句子的先述参与者提取上的优势与其所指代者提取上的优势的相互关系是变化的。当先述参与者是所指代者，后述参与者是非所指代者时，先述参与者提取上的优势会得到增强。相反，当先述参与者是非所指代者，而后述参与者是所指代者时，就不会出现先述参与者提取上的优势效应。对于句子加工中非所指代者的抑制效应出现较早的现象，研究者认为，被试在寻找代词所指代者时，要排除先遇到的不合适的候选者，之后才能确定代词的合适的所指代者。

此前，缪小春等（1996a，1996b）也对影响代词加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与周治金等从抑制和激活角度分析代词加工有所不同（详见5.2.1）。

4.4.5句子和多模态信息加工中的抑制

汉语存在歧义句，对这类句子的加工必然涉及抑制加工。陈永明和崔耀（1997）以说汉语的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语境条件和意思频率在汉语歧义句解析过程中的作用和解析的时间进程（具体见5.2.3。 ）

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存在和传播的形式是多模态的（Multimode），例如视觉上的文字和图片，听觉上包括语音在内的各种声音。因此，人们的信息加工有时是在多模态的条件下进行。在多模态信息加工条件下，不同模态间的信息常会产生促进与干扰两种作用形式。国内相关研究从跨通道信息输入角度，探索了汉语词汇加工过程中的抑制机制。杨丽霞和傅小兰（2002）以说汉语的大学生为被试，使用选择性再认的方法，研究在视-听跨通道信息与视觉单通道信息条件下汉语词汇加工过程中的抑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整体视觉词汇再认“否”的反应，在单通道干扰条件下的成绩好于跨通道条件下的成绩。视觉词汇加工不受输入干扰刺激的通道的影响，跨通道和单通道的干扰材料的抑制效率无显著差别。但抑制效率受干扰材料的语义关系影响，抑制跟目标材料有语义关系的干扰材料比无语义关系的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