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典的背后

在词典的背后

——《英语词典学导论》序

词典是极普通的东西，人人都拥有，人人都会用。然而一般人见到的都是成品词典，看不到它的原料和毛坯，不清楚加工生产的过程，更不会知道最早的词典是几时出现的，如何由单一型制衍生出多种模式，历经沿革而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本书就是要把隐藏于词典背后的这些原委究竟告诉读者，只不过对象更专门一些，主要谈的是英语词典。

在词典的背后，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语汇，这是词典取材的源头。词典再大再全，纵然以“海”称、以“霸”名，也揽不尽语汇，因为它是流动不居的活水，为全民千年万年所共享，而一部词典总是出自某个时代的一小批人之手，并且一经纂成就凝滞不动，除非再行修订改编。既然收不尽收，对于留哪些弃哪些，就会有一些讲究。在这方面词典界似乎已形成某些潜规则，例如几千个常用词，必须悉数收录，一个也不能放过。有位词典学家讲过一段趣话:有人编了一部英语词典，向他索序，他随手翻检后，发现漏收了“use”，对这样一部没有“用”(use-less)的词典，他只好推故不予评说。有批评家曾出愤激之语，称“天下词典一大抄”，可是如果连抄都抄不像，常用词条竟也脱漏，确实是太过粗疏了。

在词典的背后，经常有一个语料库。这指的是当今牛津、朗文、柯林斯等名牌英语词典。汉语方面虽然也有人在建，只是编汉语字典辞书用上语料库的还很少。语料库是计算机时代的新技术，好处无疑很多，比如收词立条有依据，新词新义有迹可循，相关项目容易查索，义项用法的排序可以根据词频来决定，例证可从真实文本的句子中摘取，等等。凡此种种，利用传统手段也能做，从前也不是没有人做过，如今有了语料库，操作起来方便、快捷、准确多了。但语料库的局限也很明显。任何一个“库”，再怎样宣称储量巨大、代表性强，其实也只是截取索绪尔所谓“言语活动”的一小部分，把一批被视为典型的“言语”样品存放起来，规模、种类、词数都有限，时间跨度、语域空间也有定，所存储的已不是一种语言富有活力的动态语汇了。另外，现在有些小单位，出于本位私利，你建我也建，相互隔绝保密，投的全是国家的钱，重复建设，浪费无度。语言及其语汇本来就属于全体人民，所以上上之计，是以国家之资，聚多方之力，建一个极大极富并且持续扩充的超级语料库，向学界和社会免费开放，使得全民资源全民共享。

在词典的背后，隐有种种编纂工艺。怎样立词目、分义项、做解释、配例证，都经过了多代词典编纂家反复推究，不断实践、改进而传承至今。这方面的传统工艺，并不因为技术的推进而过时。但是，词典编纂的工作平台开始变化，过去习惯用纸笔做卡片，现在大都在计算机上直接操作。有些大出版社还设计出编纂词典的软件，依靠自建的语料库，可供数十编辑同时入网，初编、润改、增删、定稿都在上面进行。我们有幸生活于电子时代，备享电脑、网络、信息库带来的种种便利，我们的词典业也受惠于此，词典编纂势必要与时俱进。本书第十五章专讲电子词典，这是新时代催生的新篇章，近年来的词典学著作中才开始出现类似内容。千百年来我们已习惯于纸本，仿佛一部词典就该沉重厚实，看得见摸得着才让人觉得安全，而时下忽然出现了全无质感的电子词典，感情上不好接受，心理上也不易扭转。早期的电子词典毛病很多，掌上型的简拙不堪，从编写到设计都缺乏创意，桌面型的虽说大而富，却是收列得越多错也越多。现在的电子词典则大有改观，已成为文字工作中的重要辅助工具，尤其对于像我这样已习惯于用电脑写作的人，桌面型电子词典用得很多，与纸质词典几乎形成互补。我自己的电脑里就装有《金山词霸》(2006)，由《高级汉语词典》、《国际标准汉字大词典》、《简明英汉词典》、《简明汉英词典》、《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实用汉日辞典》等多部词典组合而成，不但内容丰富、查索便捷，既能拷录、又能听声，拼写注音方面的讹误也已不多见。开机状态下，词霸里面查不着的，还可以在线寻索，而一旦上了网，各色词语便潮涌而来，语汇之丰、界面之广远非一两部纸质词典能够相比。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为求定义严密、解说明晰、表述规范，仍应参考纸质词典。但这不是事情的关键，纸质词典也有优有劣，并非每一本都靠得住。就材质、型制来看，电子词典殊异于纸质词典，就内容实质而言两者并无大别，后者一般说来是前者的基础。假如有一天，所有的词典都有了电子版乃至网络版，纸质版会不会就此退出市场呢?谢天谢地，我们这一代人还不至于目睹此事发生，未来的问题不如留给后人去操心吧。

在词典的背后，说来说去最要紧的还是人。纸质词典、电子词典都要由人来编写，人员的素养决定着作品的成败。第一部中文字典《说文解字》的编纂者许慎，孜孜不懈一编就是二十余年，“欲罢不能，既竭愚才”^[1]，稿成之时终于病倒在床。许慎当年奉行的编纂理念，根本的一条是求实，以他的话来说，就是“信而有征”、“于所不知盖阙如”、“不空作”、“有依据”、“闻疑载疑”^[2]。只有既踏实肯干、又不惧岁月磨耗的人，才能担得起编纂词典的重任，这一点古今中西没有例外。

讲到词典背后，我便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惠宇教授，《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主编。本书第十四章有一小节讲评这部词典，让我倍感亲切。《新世纪》动工初期，我曾与惠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就词性标注提出疑虑。后来外研社蔡剑峰总编又邀我同赴西安外院，就词典定位、编纂体例等与惠先生交换看法。那是一个暑气灼人的夏日，我们来到词典编写组，一处由办公室改成的工作间，七八位编辑正在电脑前操作，几乎一色的年轻人。然后去了惠先生家，一套旧式的狭小公房，没有任何现代装饰，家什也寒碜不全。惠先生说起编词典的苦楚，怎样为某条释义彻夜长考，与英美专家反复通信商榷，但话里分明带着几分欣慰;又说起家庭负担，日子过得不宽松，这时我便觉得沉重，盼他的词典早日编成，让他身心得以解放。那天之后，我与惠先生再也没有见面，最后获悉他的消息是在去年7月下旬，得知他竟已病故。略早些时，有人撰文批评《新世纪》，言至重处，称它犯有“硬伤”，包括“常识性错误”和“政治性错误”^[3]。读后我觉得，评者所指有些颇有道理，有些则未必在理，很希望惠先生能够康复，亲自撰文来与评家商榷。可是此间同事不忍告诉惠先生，因为他已入癌症晚期，根本无力回应。所以此事终究还是瞒过了惠先生，我想这在当时的确是妥善的做法。然而事隔一年，我忆起这件事，仍为惠先生不能作答感到遗憾，心想不如就以我的浅见来替他接一招，也算是为朋友做最后一件事。

《新世纪》上，“徽”字解释为安徽的别名:Hui(another name for Anhui Province)。批评者说，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其实，‘徽’作为地名，指的是安徽省内的‘徽州’——从《辞海》到《新华字典》，几乎所有的汉语辞书都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不查一下呢?”的确，“徽”本是徽州的简称，不过不止在安徽省内，还包括今天的江西婺源。《现代汉语词典》上也是这么说的:“徽，指徽州(旧府名，府治在今安徽歙县):～墨。”《新世纪》没有提供这一释义，也许是一个疏失，但把“徽”字释为安徽的简称却并没有错。我们不妨上网搜索，会发现安徽省经常简称“徽省”;又有“徽产啤酒”、“徽产烟草”、“徽产粳米”、“徽产汽车”等说法，其中的“徽”字也都是安徽的简称。但“徽产名墨”、“徽产文房四宝”等则多少让人想起古徽州。看来，《新世纪》只是以新简称取代了旧简称，要说这是一个错，那么《新世纪》挨打五十板，“几乎所有的汉语辞书”也得一同领受另外五十板，因为它们漏收了新起的简称。更合理的做法见于《高级汉语词典》(《金山词霸》)，把作地名解的“徽”字分为两个义项:“徽州的省称”和“安徽省的简称”。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在立词条、分义项，特别是处理新词新义的时候，编纂家必须从全民语汇这一源头直接采样，至于现有的种种词典，无论纸质的、电子的，权威的或普通的，都只能作为参考。词典本来就是供人查索参考的工具书，“词典”的这一经典定义不必改变。任何词典都滞后于语汇的发展变化，编纂家所能做的只是尽量跟进，争取只落后半拍而不是一拍。说起来这也是词典学的一个常理，可惜在编纂实践中人们往往就丢了常理。一个词、一个义项，要不要收，要不要改?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已习惯于先翻词典，尤其是权威的词典，那上面没有的，我们就会犯起嘀咕。或者，由于有了语料库，我们就到库里查找，库里没有的，我们也会犹豫再三。为什么不直面语汇呢?为什么非要被工具牵着走?这是观念的问题，我们被观念框住了，很难往前跨出一步。词典要思变，纸质词典更应思变，因为纸质词典的编纂、修订、出版周期本来就过长，与电子词典、在线词典相比，纸质词典在跟进新词新义时明显居于劣势。也许纸质词典的优势在规范而不在描写，但关于“规范”的含义又会有争议。词典太复杂，词典学太复杂，我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发了上述议论，所言未必全都正确。如果要我自己来编词典，也难免受到传统的禁锢，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总之，词典业这一行，最容易看人挑担不吃力。

姚小平

二〇〇七年小满日于北外语言所

【注释】

[1]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后叙》;许冲《进说文解字表》。

[2]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后叙》;许冲《进说文解字表》。

[3]郝迎红，“谈谈汉英词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错误谈起”，《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2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