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连贯与抽象连贯

4.6.5　具象连贯与抽象连贯

王力指出:“我们所谓名词，和英语所谓Noun，范围宽窄稍为不同。我们的名词，就普通说，除了哲学上的名词之外，只能指称具体的东西，而且可以说五官所能感触的。”(王力，1942:169)“英语从形容词构成的名词，如kindness，wisdom，humility，youth，从动词形成的抽象名词，如invitation，movement，choice，arrival，assistance，discovery等，中国字典里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词和它们相当的”。“只有哲学上的名词如‘道’、‘德’、‘品’、‘性’等，才是真正抽象的。如果说中国有抽象名词的话，就只有这极少数的几个了。”现代汉语的一些抽象词尾(如“性”、“化”、“度”、“品”、“主义”等)大多来自外语。如“性”译自英语的ty，ness，ce等(如necessity必要性，correctness正确性)，“化”译自英语的zation，tion等(如modernization现代化，abstraction抽象化)，“度”略等于英语的th，ty(如length长度，intensity强度)(见曾建平，2002)。汉语常常用具体的实在的形式表达抽象的内容。

申小龙认为:“汉语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西方语言那种执著于知性、理性的精神，是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汉语的语言思维，是一种具体思维。汉语的具体思维反映在语言组织上，就是习惯用意象组合来使句子内容生动可感。”(1988:6)汉民族善于由具体到抽象的联想综合。比如，汉语中往往用形象可感的成语(如举棋不定、破釜沉舟、刻舟求剑等)来寓理，也用由具体并列的词组成的词语指称概括意义。

正因为汉民族敏于形象思维，不善于抽象思维，我们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把表达抽象概念的词义具体化和形象化，如disintegration译为“土崩瓦解”，lack of preservation译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perfect harmony译为“水乳交融”等等。

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影响交际风格和遣词造句。人类思维活动对环境有一定的依赖性，依赖性较大的被称为“领域依赖”(field-dependence)型思维，依赖较少的叫做“无领域依赖”(fieldindependence)型思维，相对说来，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接近“领域依赖”型，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无领域依赖”型。也就是说，汉民族的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由类比、比喻和象征等组成(蔡基刚，2001:287)。汉语的语言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它真实地体现了汉族人哲学思维的性格。西方哲学家往往同时是自然科学家。他们把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他们穿过表象、深入里层，最终抛开了表象，形成了一种纯思维的抽象思维性格。而中国古代哲学讲求“观物取象”，即取万物之象，加工成为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

如果我们把英语和汉语的语篇进行一下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这样的区别:汉语交流思想重具体形象，而英语侧重抽象表达。刘宓庆通过观察也注意到“汉语重实、重形象、多用具体的形象”(刘宓庆，1992:320)。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喜欢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来表达深远意境。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等等，这些大部分由名词组成的诗句都具有深远的意境。中国人习惯于用相应的具象使概念生动可感有所依托。如古人所说:“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唯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唉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功，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李东阳《鹿台诗话》，引自申小龙，2000:69)如:

(76)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77)他提倡说真话，然而，由于客观原因，他未必能“竹筒倒豆子”，把心里话统统说出来，所以萧乾晚年用“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来勉励自己。

(文洁若:《巴金的人品与文品——不仅仅是文学家》

载《文汇报》2003年11月24日笔会)

这些四字成语和比喻都包含具体的形象和意象。正如林语堂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p.95)一书中指出的，汉语意象名词丰富，但抽象名词缺乏的特点对写作的风格，进而对思维的方式都产生了影响。我们认为这正是汉族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语言层面上的反映。

而英民族是一种抽象思维，以概念、推理和判断为基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Coca-cola，TOFLE，Mini-skirt这些外来词在翻译成汉语时都赋予了具体的形象:可口可乐，托福、迷你裙等(蔡基刚，2001:287)。英语的抽象表达法主要见于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这类名词含义概括，指称笼统，覆盖面广，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因而便于用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和微妙的情绪(连淑能，1993)。连淑能先生认为，英语的抽象表达法得以流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抽象思维被认为是一种高级思维，是文明人的一种象征; 2)抽象词语意义模糊，便于掩饰作者含混或真实的思想，以迎合某种表达的需要，因而也得以流行; 3)英语有丰富的词义虚化表达法的使用。连先生同时指出，与英语相比，汉语用词倾向于具体，常常以实的形式表达虚的概念，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汉语缺乏像英语那样的词缀虚化手段。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形式相同的词，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还可以是形容词或其他词。有人说汉语词类划分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的确如此。

的确，英语有很多的表达抽象的形式手段，如英语的词缀就是英语表达抽象手段的一种。英语的前缀、后缀数量很多，如下面一些后缀:-ness表示性质、状态、程度: disinterestedness，thoughtfulness，up-to-dateness，carelessness，kindness;-tion表示性质、状态、结果:agitation，occupation，realization，decoration，examin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sion表示行为、状态、性质、结果: confusion，division，conversion，precision，decision，conclusion;-ment表示行为的结果、手段、工具、过程、状态、程度:entanglement，incretion，entertainment，encampment，astonishment，advertisement，development，movement，等(曾建平，2002)。

相比之下，汉语就缺乏这样的形式手段。但是汉语虽然缺乏这样的形式手段，可这并不能说明汉语就没有这样的抽象表达手段。自古以来，表达抽象意义的词语仍不乏其例，如我们熟悉的《三字经》，就有不少的抽象名词:“性相近，习相远;”“人不学，不知义”，“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等，其中的抽象名词，都不加虚化词缀。

我们认为，这仅仅是从形式上说明汉语的具体与英语的抽象，这还不能从深层上说明了汉语与英语的区别，这其实是汉民族的重具体的思维方式与英民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的反映。中国传统哲学上在注重“玄览”的同时，又倡导尊重具体、重物象的思维风格，特别表现在受哲学思想很深的美学文论中。孔子在《中庸》中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这里“尽精微”就是指明辨具体的分析，所谓的“明察秋毫”。荀子提出“正名”就是强调所指的精确性。后来的哲学家讲“物”的也大有人在。张载提倡“体物”，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认为“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刘宓庆，1993:339)。由于汉语缺乏像英语那样的虚化手段，因而常常用比较具体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意义。这也是连淑能所说的英语的抽象与汉语的具体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