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话的形成与平话的排他性分析

1.4.2　平话的形成与平话的排他性分析

由于桂南平话的语言结构与粤语排他性不强，桂北平话与湖南道县、江永一带的土话相似点明显，因此有必要联系广东和湖南汉语方言的形成，来讨论平话的排他性问题。

1.4.2.1　从历史沿革来看，广西和广东无法截然分开，因此无法离开这个大前提来讨论桂南平话的形成问题

对广西、广东，以及与广西、广东有关的名称，《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是这样解释的：

广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春秋战国时为百越（粤）地，秦置桂林郡，部分属象郡，汉属交州，部分属荆州，唐初属岭南道，后分置岭南西道，宋为广南西路，元属湖广行中书省，后分置广西行中书省，明置广西布政使司，清为广西省。

广东——今广东省。春秋战国时为百越（粤）地，秦置南海郡，部分属桂林、象等郡，汉属交州，三国吴分交州置广州。唐初属岭南道，后分置岭南东道，宋为广南东路，部分属广南西路，元分属江西和湖广行中书省，明置广东布政使司，清为广东省。

广南——路名。宋开宝中置岭南转运使，亦称广南路。端拱后分东西两路，至道三年（997）划分十五路，定称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东路治广州（今广州市），辖境相当今广东贺江、罗定江、濮阳江以东地区。简称广东。元初废入江西行省，西路治桂林（今桂林市），辖境相当今广西全区及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简称广西。元初废入湖广行省。

广州——州、路、府名，三国吴永安七年（264）分交州置州，治番禺（今广州市）。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两省区除广东廉江以西，广西桂江中上游容县、北流以南，宜山以西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南朝以后渐小，元改为路，明改为府。清辖境东至龙门、增城、东莞、深圳，西至新会、台山，南至海，1911年废。

综上所述，在元朝以前，广东和广西的行政区划或者是合为一体，或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割的。虽然现在无法以确凿的论据，证明当时广西和广东通行什么样的语言，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发布政令，实施吏治，还是商贾市井，民间沟联，假如没有各方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是无法进行的。广东和广西地理上连成一片，陆路、水路通行无阻，这些自然条件也为两广的交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千百年来社会交际的需要，无疑应该是形成广西和广东相对一致的汉语方言，或者促进广西和广东汉语方言趋向相对一致的重要因素。虽然元朝以后，广西和广东分置，但是广西的汉语方言是否也随着行政区划与广东的分开而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成为不同于广东粤语的另一种方言呢？就前文桂南平话与广东粤语排他性不强的语言事实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1.4.2.2　从粤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平话不可能游离于粤语而独立形成，并发展成为另一种汉语方言

关于粤语的形成和发展，詹伯慧先生在《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第九章“引言”中写道：“总起来说，两广最初并不是汉族人民居住的地方。自周秦以来，汉人逐渐由北方南下，人口增长，与原来当地土著的比例日见悬殊。再加上汉人有着较高的文化，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断实行‘同化政策’，这就使当地土著汉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汉语随着汉人的迁移而进入两广地区，并非发生于一时一地。加以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慢慢地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值得注意的是，詹先生在“引言”里，多次使用了“两广”这个概念，上述这段话就用了两次，可见他很重视历代广西和广东俨如一体的史实，因而并没有在论述社会人文历史进程的时候，区分广西和广东这两个地理概念，更没有在从整体上诠释粤语形成和发展的时候，对广西和广东分而述之。

笔者以为，在广西和广东通用区域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粤语，是历代南迁的中原人带到广西和广东的汉语方言不断受到两广本地原居者土语的影响逐步发展而来的。两广的粤语之所以形成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同小异，尤其是有些字音各地大致相同，与中古《切韵》音系的对应关系相对其他方言来说，显得比较工整的局面，或许与以下因素有关。

其一，中原的汉语本身就有差异。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方言差异，否则扬雄不可能编撰《方言》，因此，中原人自然带着各自原籍的口音南迁广西和广东，这可能是形成两广各地粤语差异的基础。

其二，中原人客居之地的语言，本来就存在着差异。广西和广东原居民的语言本来很可能也并不一致，他们施予外来的中原汉语的影响当然也不尽相同，这也许是两广各地粤语存在差异的条件。

其三，中原人因为辗转数地而夹杂了各地的口音。南迁的中原人为了生计或其他原因，不可能

始终定居一处，这种流动，不可避免地把中原带来的口音和原客居地的口音带到了新客居地，这大概是同一语言特征既见于甲地，又见于乙地，还见于丙地、丁地的原因。

其四，文化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唐宋年间不少文人官吏如柳宗元、苏轼、李调元等或被贬谪或被委派到两广，他们在当地兴办教育，传授中原文化，尤其是教授中原汉语的读书音；加上公元904—971年，刘隐兄弟二人在管辖广西和广东并自立南汉国期间，广办学校，订立法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对传播和规范当时的汉语，尤其是《切韵》系统的读书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恐怕这是促进粤语的读书音趋于系统化和规范化，逐渐发展成为不仅语音系统、词汇基础、语法体系独具一格，而且又与唐宋时期的汉语语音（《切韵》）系统对应比较工整的汉语方言的决定性的因素。

在广西和广东，客家方言尽管和粤语水乳交融，但是其源流所从可辨，语言结构明显有别于粤语，说它与粤语有不同的形成过程，毫无挂碍。而桂南平话与粤语交错分布，源流众说纷纭，最重要的是语言结构与粤语的排他性不强，由此，假设桂南平话的形成与粤语的形成排他性不高，甚至认为桂南平话正是两广粤语的一分子，应该是言之有理的吧？

1.4.2.3　从地理、籍贯和语言结构的相似点来看，不宜排除湘南土语单独讨论桂北平话的形成问题

与粤语差异显著的桂北平话，毗邻湖南道县、江永一带的土话分布区，从前文转引《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对广东、广西历史沿革的阐述来看，元朝时广东、广西曾经同属湖广行中书省，如果按照某一个时期的行政区划，桂北平话分布带和湖南道县、江永土话分布带之间，当然就没有省界了。

关于桂北平话的来源，至今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操桂北灵川平话者言，其祖先最早从北方到南方，明清以后再从湖南洞庭湖、湖南珠玑巷等地迁来桂北，他们所说的平话就是当时的湖南话；说桂林朝阳平话者称，他们的祖先是江西人等等，实情无从考究。而湘南土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在湖南调查的时候发现，操湖南道县土话者当中，有的人自称自己所说的话是祖宗从山东带来的，有的人说他们的先人说的是江西话。《临武方言》（李永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谈到湘南临武土话来源时说：“不少汉人从江西移居于此。”“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而江西却来填了湖南之说。”由于桂北平话和湘南土话的语音系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加上湘南土话的分布在桂北平话的东北方向，符合中原人自北向南迁徙的史实，而许多操桂北平话的人和操湘南土话的人又异口同声传说来自江西，如果假设桂北平话是湘南土话的延伸或浸濡的结果也不无道理。

1.4.2.4　古“平话”之说不足以令人信服

《广西平话》认为：“来自各地移民的不同汉语方言彼此融会贯通，并受壮侗语族诸语言的一些影响而逐渐形成各地差别不大的一种汉语方言。我们姑称之为‘古平话’。在官话和粤语进入广西之前的一千多年间，这种古平话曾经是广西南北各地汉人与土著民族之间主要的交际用语，当然也是当时官场和文教商业上的用语。所以，古平话在广西各地使用的范围很广 ，影响比现在的平话要大得多，其内部的一致性也比目前的平话更大一些。”

笔者以为，古“平话”之说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

其一，无论从人文历史还是从语言结构来看，平话不可能如同《广西平话》所说的那样独立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异—同—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因此，不宜撇开粤语和湘南土话来讨论平话的形成和发展问题。

其二，桂北平话不可能是从与桂南平话很一致的古“平话”中分化出来的方言。桂南平话与桂北平话差异很大，桂北平话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这种差异，或许不能解释为“由于各地平话互相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只能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再加上受到周围的不同汉语方言的影响，从而加深了内部的分歧。所以目前各地平话的差别较大，比官话、白话、客家话内部的差别都大得多”。例如，桂北平话的临桂五通话和临桂两江平话交叉分布，人们来往频繁，所受的外围语言影响的环境也相同，但是二者差异显著。1995年笔者调查发现，大部分入声字临桂五通话读塞音韵尾，临桂两江平话入声字读作开尾韵。在当地编辑同音字表的时候，为慎重起见，笔者不得不特意反复查对，既另外找了6位发音合作人核实，又多次静听当地人以五通话自由交谈，从而确认了大部分入声字临桂五通话读塞音韵尾，这种与毗邻的桂北平话迥异的特殊现象。尔后从《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2—4期《广西平话》中看到梁敏、张均如两位老师也指出了临桂五通话入声字读塞音韵尾的事实，方才庆幸自己没有记错音。那么，假如历史上真的出现过所谓的古“平话”，那么这种古“平话”是如何在临桂分化成为语言结构差异显著的两种土话的呢？反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或许这两种土话根本就不是源于所谓的古“平话”而各有所由呢？

1.4.2.5　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声、韵、调类的一致性”不足以说明古“平话”内部的一致性

《广西平话》认为：“我们从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如壮语、侗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和苗语、瑶语中存在着好多的早期汉语借词，以及各语言这类借词声、韵、调类的一致性就可以得到证明”古“平话”内部的一致性。

笔者认为此说难以令人信服。不言而喻，“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 无疑是指今天所听到的共时语言，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只有借助印欧语言的拼音文字那样的历代字典辞书才可以令人信服地诠释，然而壮语、侗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和苗语、瑶语历史上并没有文字，今天所听到的它们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原先是什么样的？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根本无从证实。在语言研究中，鲜有人敢断言今天所听到的语言就是古代语言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轻易断定今天所听到的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早期汉语借词，可以证明古“平话”内部的一致性呢？

《广西平话》撇开粤语来认定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早期汉语借词来源于古“平话”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说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早期汉语借词可以证明古“平话”内部的一致性的话，笔者认为，这种内部的一致性也可以认为是平话和粤语的一致性，因为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桂南平话与粤语的排他性不强。

《广东的方言》（李新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认为，宋朝时期的粤语已经初现粤语的雏形了。倘若如此，这个时间恰好与《广西平话》所阐述的“古平话”形成的“一千多年”相当。笔者在前文已经转述过宋朝以来中原文化在两广地区广为传播的史实，因此少数民族有可能也正是

在当时那种汉文化颇为普及的氛围中，比较系统地借入包括以《切韵》音系为基础的读书音在内的汉语词汇的。

少数民族语言中不同层次的汉语借词，反映了汉语某一个历时阶段的面貌，而认定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源于古“平话”，进而认定这种古“平话”是异于粤语的另外一种汉语方言，需要列举出有说服力的、充足的，尤其是语言结构方面的论据，而在主张分立平话的著述里，这方面的论据确乎不多。

1.4.2.6　“平话与粤语的语音差异十一个特征”不仅不能证明平话与粤语之间具有排他性，反而可用做论述平话与粤语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论据

主张分立平话的学者以“平话与粤语语音差异的十一个特征” （《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和《平话概论》），作为把平话和粤语分立为第一大层次的方言的依据。

笔者以为，在讨论平话外部排他性的时候，恐怕不能不仔细剖析这“十一个特征”。在以下的分析中，“十一个特征”的原话及平话的例字和记音引自《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和《平话概论》，广东粤语材料引自《珠江三角洲汉语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语调查报告》。

“十一个特征”之一：“中古全浊声母今平话读作不送气清音，而白话阳平调读送气清音。”

实际上这种特征不仅见于广东连县、连山、阳山、四会、广宁、德庆、封开的粤语，还见于其他方言。请见下文1.4.2.7（本书P90）。

“十一个特征”之二：“溪晓母合口字平话读h-、v-，白话读f-。”

事实上这种特征也存在于粤西肇庆粤语中。粤西肇庆粤语溪晓母合口字也有读w-的。例如：

同时笔者调查发现，平话及粤语没有标准的双唇浊擦音声母，u和以u为韵头的零声母音节发音的时候，确实有明显的摩擦，但是音质上仍属半元音，记音的时候，无论是用双唇浊擦音，还是用双唇半元音，或用唇齿半元音，都只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十一个特征”之三、之四：“果摄合口一等字平话元音多读u，遇摄合口一等字的元音多读o，而白话恰好相反，前者读-o，后者读u。”“蟹摄开口一等字平话读aii，白话读oii。”这两个特征在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粤语材料里，没有发现与平话相似之处。

“十一个特征”之五：“效开一平话读auu，白话读ouu（南宁市有些人读作u）。”

实际上粤北清远、从化、佛岗的粤语效开一也读au。例如：

另外，据笔者调查，南宁市白话上述字读-u，《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1998）所记的南宁市白话（梁振仕、林亦），这些字也读-u。

“十一个特征”之六：“山合一端、精组字平话读-u-，白话读-y

-。”

上述这种特征也见于粤西郁南、粤北连山、珠江三角洲斗门、新会的粤语。例如：

“十一个特征”之七：“宕开一平话读-a-，合口一、三等读-u-（见组例外），白话读-o-。”

经笔者查对，粤西封开的粤语，宕摄合口一、三等也读-uΝ，例如：

“十一个特征”之八：“宕开三（庄组除外）平话读-e-（上林是长i）而白话读-œ

-。”然而，在粤西德庆、郁南的粤语里也可以找到与平话相同的例子。例如：

“十一个特征”之九：“梗开二大部分字平话读-e-，而白话读-a

-。”笔者在怀集、封开、东莞、宝安、阳山的粤语中，也发现了与平话类似的现象。例如：

“十一个特征”之十：“通摄一等字平话多读-o-，三等字平话多读-u

-，而白话主要元音一般都读-u-。”

从笔者调查得到的材料来看，通摄一等、三等字，平话今读如粤语，一般只读为一个主要元音。例如：

或许笔者所记录的平话，不具备能够区分通摄一等、三等字的特征。在平话内部读音不一致的前提下，即便是某些方言点能够区分通摄一等、三等字，它也只能说明一部分平话与粤语的差异，

不能代替其他平话与粤语一样，通摄一等、三等合流的现象。

“十一个特征”之十一：“古全浊阳上字平话读作不送气清音声母，白话读送气清音声母。”

事实上，就《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和《平话概论》所列举的“坐倍抱舅淡近”6个古全浊阳上字而言，粤语的许多方言点今读（包括文读）也和平话一样，读作不送气清音声母，其中粤西粤语与平话比较相似。例如：

续表

对于上述“平话与粤语语音差异的十一个特征”，笔者以为：

（1）根据形式逻辑“两个事物的共同特征，无法证明两个事物的本质区别”的定律（龙郁，《形式逻辑》，1990），不宜把十一个特征中既见于平话，又见于粤语的九个特征，作为认定“平话应该是异于粤语（即白话）的另外一种汉语方言”的依据。

（2）一般说来，划分方言，尤其是划分第一大层次的大方言，大多着眼于音类聚合方面的分析，某个韵元音值的对比，往往只用于方言片甚至方言点等较低层次的划分。在讨论平话外部排他性的时候，恐怕还是首先从音类聚合方面作分析为宜。假如把“果摄合口一等字平话元音多读u，遇摄合口一等字的元音多读o，而白话恰好相反，前者读o，后者读u”、“蟹摄开口一等字平话读ai，白话读oi” （《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和《平话概论》）作为认定“平话应该是异于粤语（即白话）的另外一种汉语方言”的一个依据的话，汉语恐怕不知可细分为多少个方言了。这样的划分未免过细。

（3）上述特征非但不足以说明“平话应该是异于粤语（即白话）的另外一种汉语方言”，反而令人从中推导出与《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和《平话概论》相反的结论——桂南平话不应该是异于粤语的另外一种汉语方言，因为桂南平话与粤语之间的排他性不强。

1.4.2.7　不宜将“中古全浊声母今读清塞音塞擦音不送气”作为把平话划为第一大层次的方

言的依据

分立平话论将上述的第一个特征，即“中古全浊声母今读清塞音塞擦音不送气”作为把平话划为第一大层次的方言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就现代汉语而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清塞音塞擦音一般不送气的现象，不仅正如侯精一先生在《现代汉语方言概论·总说》中指出的那样：“平话的主要共同特点——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不送气的现象在粤语的一些地区也存在”，而且笔者发现，这个特点还同时见于：

晋语（侯精一，《平遥方言志》，1982），北方方言山东荣城、文登话（钱曾怡，《中国语文》，1981），闽语（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湘语和粤语（《中国语言地图集》）等汉语方言。

倘若把中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不送气作为把平话划为第一大层次的方言的依据，那么，其他同样具有中古全浊声母今读不送气这个特点的方言的区划，或许应该重新考虑了。

应该指出的是，《广西汉语方言（稿）》已经注意到“粤语也同样存在中古全浊声母今读不送气的特征”的问题：“桂南平话与邕浔、勾漏、广府三片粤语同处广西东南部，有些突出特点彼此共有。例如，来自古全浊声母的塞音和塞擦音，桂南平话同勾漏粤语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清音。……这几种方言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划分的困难所在。”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把这个特征作为分立平话的依据？该文没有说明。

方言划分的目的，在于揭示方言间的区别和联系，假如既已划分的方言之间区别性不强，那么，这个划分所依据的条件及其适用的范围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古全浊声母今读平声或仄声送气与否，往往被用于划分第一大层次以下的方言片的条件。例如：

《广东方言的分区》依据中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与否，把广东粤语分为：勾漏片——一般都不送气；吴化片——一般都送气；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一般阳平送气，阳去、阳入不送气。

《汉语分区的条件》（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以中古全浊声母今读，作为“早期历史条件”，把湘方言分为三个区。但这只是湘方言下一个层次的分区问题。

综观汉语若干方言，以及海南岛村语（欧阳觉亚，《村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广西靖西壮语（郑贻青，《靖西壮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8）、云南白语（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借字、借词里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不送气的事实，笔者以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不送气的现象，也许保留了汉语古全浊声母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读音特点，以这个分布广泛的普遍特征，作为划分某一个特定的、第一层次的大方言的条件，确乎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