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与翻译

2.3　文化差异与翻译

2.3.1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

对汉语和英语进行对比研究，不仅应该从语言的表现形式，如语音、词法、句法、修辞等角度进行对比研究，而且还应该从文化入手，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来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存在的差异，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因此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Sapir，1988:188)文化是语言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语言变迁的源泉，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对了解到这些差异有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因此，了解英汉文化差异对我们深入认识翻译和做好翻译皆大有裨益。

中西方文化通常被看作是世界两大主要的文化体系，其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然而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体现在中西思维模式方面。著名翻译家傅雷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作出过精当的概括:“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傅雷，1984:694)曹世潮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中华民族的思维，由于是内向的、求精神、求情性的，所以必然是浑然的、混沌状态的，以致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性，因此我们称这种思维是横向的、阔大的，它在于空间的舒展和收缩，在于对整个空间的把握，在于对心灵空间的把握，关乎心胸。我们通常所说的心胸狭窄、心胸宽大，或是气量大，指的就是一个人思维的广度。而西欧民族的思维方式走的是与中国文化完全相反的道路，它关乎的是时间、时刻，是一种偏向一隅的深刻性与紧迫性。这种思维方式的走向是纵向的，目的是打开物质的深度，逐步深入，结果是越分越细，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精度越来越高。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集中强调了思维空间的扩大，强调情性和自然精神的渐次展开，以致在这个概念上有生成浑然、形象、晃动，具有阔大、直觉、模糊、向上、变化等等特点。很明显，它与西欧的细小、恒定、深刻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曹世潮，2004:141)

文化差异导致不同民族对相同的客观现象和社会存在产生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则通过语言展现出来。仅词汇方面就反映出文化间的一些主要差别，例如，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比英语复杂得多，有“伯、叔、舅、姑夫、姨父”等，而这些长幼有别、内外分明的称谓在英语中却只用一个“uncle”囊括;汉语有“堂哥、堂弟、表哥、表弟、堂姐、堂妹、表姐、表妹”等，而这些称谓在英语中却不存在长幼有别、内外分明的对应词语，甚至男女都不加以区分，只概括地用“cousin”一词来表达。当然，这些血缘关系并非“我有人无”，其实英语国家也存在，只是英语对此不加以详细区分罢了。汉英两个民族在称谓上的这些差异是有其原因的:宗法等级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延续的时间较长，宗亲、等级、尊卑观念在汉语文化中比在英语文化中牢固得多。又如，骆驼是一种较常见的动物，世界上主要语言中都有相应的词汇指代它，但阿拉伯语表示“骆驼”的词却多得出奇，据说有上百个。再如，同样是河流，法国人在语言中对它们的分类就不一样。法语以河流的入海与不入海把河流分为fleuve和rivière，而不是一般的以河流的大小来分类的。在英语中河流就是以大小分为“creek”(小溪、小河、支流)/“brook”(小河、溪流)/“stream”(溪流)/“river”(河、江)”。而汉语的江河之别则表现为“南为江”，如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等，“北为河”，如黑河、黄河、淮河等。

应当注意的是，不仅价值观念、历史文化因素会在民族语言词汇中反映出来，而且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或有影响的事件也会在语言词汇中固化下来，如“指鹿为马”、“破釜沉舟”、“鸿门宴”、“meet one'sWaterloo(遭遇惨败)”、“fifth column(第五纵队、内奸)”等。

中西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别，同中西语言之间的差别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就英语和汉语而言，前者是显性(overt)语法的语言，而后者是隐性(covert)语法的语言。(刘宓庆，1992:7)具体而言，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主语突出，汉语主题突出;英语常用无灵主语，汉语多用有灵主语;英语组句多焦点透视，句式呈繁复的树形结构，汉语组句多散点视，句式呈简单的竹状结构;英语词形有曲折变化，汉语词形则无;英语多用抽象概念，汉语多用具体概念;英语叙述多呈静态，汉语叙述多呈动态;英语多用被动，汉语多用主动;英语思维重逻辑，句式严谨规范缺乏弹性，汉语思维重语感，句式长长短短，灵活多变。

从语言类型角度看，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是一种拼音文字，一个单词可以由几个音节组成，没有像汉语那样的四个声调变化，但句子有不同的声调变化。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一种表意文字，每个字只有一个音节，有四声变化，语调丰富。英语是一种综合型语言，词的本身有形态变化，比如代词的格、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单复数。汉语是一种分析型语言，语法关系不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而是通过虚词、词序等手段来表示。英汉语言间的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民族思维模式的不同。受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不是重视客观分析，而是强调悟性，中国人喜欢“书不言尽，言不尽意”，表达含蓄，而西方哲学重视人的个体意识，人依附于自然却独立于自然，因而崇尚个体思维。在语言上就表现在:英语词义较具体，汉语词义一般较笼统;英语表意较准确，汉语表意较模糊;英语强调篇章结构的严谨，汉语强调篇章的整体结构，注重对称平衡。

此外，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也是造成语言差异的原因。如英国属于岛国，英语中很多词语都与海洋相关。英语民族说“奋力图存”，是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说“不知所措”，是all at sea;说“进退维谷”，是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再如“挥霍金钱”，英国人说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水)，中国人则说“挥金如土”，因为中华民族属于农耕民族。同样形容“喝”，汉语用“牛饮”，英语则是“Drink like a fish”。《红楼梦》中有一句:“巧媳妇做不出没有米的饭菜，叫我怎么办呢?”杨宪益夫妇翻译作:“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表达出来中国人素以大米为主食的生活习惯，而David Hawkes则按照英美人以面包为主食的生活习惯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bread without flour”。两个译文中“meal”和“bread”、“rice”和“flour”的差别其实就不仅仅是食品及其原料的不同，而是反映出英汉文化的差异。

2.3.2　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第一，不平等的对话。

平等虽是人类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那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理想。不同文化间的不平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文化的影响力除了与该文化自身的特点有关外，主要由与文化相联系的该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实力所决定。民族国家间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实力上的差异必然会在文化的影响力方面表现出来，因此有些文化就呈强势，而有些文化就处于弱势。由于文化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所体现的不同语言间的对话也就是不平等的。文化之间不平等的对话既表现在译入和译出的量在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间是不对等的，也表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译者大都带有不同的特征。

英语的全球化使得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呈现出等级差异:英语处在科研、文化的前沿，法语、德语、汉语等则较为滞后。(Cronin，2003:122)这种差异反映在翻译中就是从英语译入其他语言的材料多，从其他语言译入英语的材料少，而且这个比例极为悬殊。换句话说，就是英语国家的科技、文化等对其他国家的科技、文化影响大，而其他国家的科技、文化对英语国家的影响小。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书籍当中，翻译书籍一直都占很小的比例，大概在2%到4%之间。在中国情况则相反，在翻译的数量上，每年由我国译者译入的英文文献数目非常庞大，仅就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而言，英美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有了汉译本，而且不仅流行作品被我国译者及时翻译成汉语，就是并不出名的二流、三流作品也被迅速翻译出来。然而，每年由英语国家的译者(包括华裔译者)翻译的汉语文献数量却非常有限。这种数量上的严重失衡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不仅英汉两种文化如此，英语文化与西方其他语言文化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不平等。

翻译中两种语言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不仅通过两种语言间翻译数量的差异明明白白地体现出来，而且还通过译者带有倾向性的翻译策略的选择隐隐约约地折射出来。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表面看只是译者个人主观决定的，但这种主观的决定却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其中译者生存其中的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地位差异所导致的复杂的感情因素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仅从《红楼梦》的英译就可以看出，中英文化间的不平等对这部文学名著的翻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红楼梦》的英译本有两种典型代表，而且都是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一种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一种是我国学者杨宪益的A Dreamof Red Mansions。关于这两个译本我国翻译界有不少讨论，其中崔永禄教授的评论代表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他认为:“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在传达主题信息和艺术信息方面应该说是取得突出的成就，尤其是艺术的再创造，远远超过了其他译本，但在文化信息的传达方面却有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倾向。说它是倾向，一是在霍克斯的译文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较普遍的、有一定思想指导的。二是不仅是霍克斯一个人的做法，其他西方人翻译中国作品或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国家的作品时也有类似倾向，这就值得我们非常注意。”(崔永禄，2003)在霍克斯的译本中“红”字的处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闺阁等，在现代则更具有革命的意义，而“红色”在英语中则缺少这些象征意义，它更多的是与暴力和流血联系在一起。因此，如何处理“红色”就成了霍克斯棘手的问题。在小说的名称上，他用了The Story of the Stone，除有原文版本等因素的考虑外也避免了“红”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因联想意义不同而引发的麻烦。然而在小说的正文中“红色”是无论如何也必须直面的。虽然霍克斯在英译本的前言中对包括“红色”在内的文化现象从汉英两种语言的角度进行了对比，但他还是通篇将“怡红院”译成了“Court of Green Deliɡht”，“怡红公子”译成了“Green Boy”。同样是翻译《红楼梦》，杨宪益在处理中国特色文化现象时却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不仅书名《红楼梦》中的“红色”依旧，就是“怡红院”、“怡红公子”也分别被译成“Happy Red Court”和“Happy Red Prince”，从而保持中国文化“不变色”。

正如崔永禄(2003)所说的那样，霍克斯在《红楼梦》翻译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仅是他个人的做法，其他西方人翻译中国作品也有同样的倾向。此外，西方人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有这样的倾向，翻译其他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国家的作品时也有类似倾向。因此可以说，翻译绝不是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平等对话，而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文化“侵扰”。

第二，翻译与“文化传真”。

理查兹曾将翻译称作“整个宇宙中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文化间存在差异，形成语际翻译障碍。从古到今，世界各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史表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个文明体系有着许多实质性的不同。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媒介，译者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文化之间的差异。

翻译之所以不容易，那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的问题。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往往难以做到“语言传真”，但却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传真。”所谓的“文化传真”(Cultural Fidelity)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也是翻译忠实性的要求，即要求译者从文化的角度最大限度地传递源语的文化蕴涵，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韵味。换言之，它要求译入语要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客观准确地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即源语意图传达的意义、方式及风格，也就是把源语的“形”、“神”在译入语中原汁原味地体现出来。因此，翻译中的“文化传真”要求译者克服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将源语或译入语进行创造性的信息解码或编码，从而相对客观地传达出语言文字表层所蕴涵的文化因素。“文化传真”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传递源语的文化蕴涵，让译入语读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信息，更好地欣赏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从而获得与源语读者大致相同的文化感受。

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是一个极致的目标。但是我们可以将“文化传真”视为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文化传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的传真，质的传真是文化保真的基础，也就是指对原文中文化性质的准确把握与传递，不能画鸡成鹅、画虎成猫，也不能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动态的变成静态的。另一方面是量的保真，量的保真是文化保真的进一步的体现，它要求在把握质的基础上，力求完整地传达文化信息，而不损害原作的整体文化气氛的和谐性和个性风格。在文化翻译过程中，应该力求达到质和量两方面的保真。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已成为一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它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文本的转换，它更是文化的转换，包含了不同思维、生活方式的对抗与融合。在翻译中保持本民族异质文化的特色和生命力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共识，“文化传真”有助于文化异质性的传递和阻抗同质文化的泛化。

第三，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

“文化传真”不仅仅指忠实源语文化，而且是在考虑异域文化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最佳的翻译方法。至于什么是它的“度”，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所以如何准确地把握它的尺度还有待译者经过长期的磨砺和探索。不过，双语转换的“度”这个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探究词语的历史、社会背景意义及文化内涵，准确把握文化“传真”。文化翻译既要考虑历史、社会背景，又要注重那些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语。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思维，既要注重文化深层的内涵，又要了解语言表层含义的异同之处。

其次，不要给“洋人”穿上“长袍马褂”，也不要给中国人穿上“西装马甲”，要原汁原味地体现“文化传真”。鲁迅先生在谈翻译时特别强调要注意保留异国情调，也就是保持所谓的洋气。此处“洋气”是指保存源语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不要使英语说法带上太多的中国色彩。至少应做到两点:①能直译时尽量直译。例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鸟)，asɡentle as a lamb(像羊一样温和)，as proud as peacock(像孔雀一样骄傲)，as uɡly as a toad(像癞蛤蟆一样丑陋)，as hard as flint(像燧石一样坚硬)，as like as two peas(像两颗豆一样相像)。这样的字面翻译既传达了形象，又为译文增添了异国风情，明显优于意译。②避免把译入语鲜明的民族或地方色彩强加到译文中去。例如:When Greek meet Greek，then comes the tuɡof war.此谚语源自古希腊城市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以后常用来说明两个勇士或两支勇敢的军队发生战斗时，打斗激烈的场面。有人把它译成“张飞遇岳飞，杀得满天飞”。此句中张飞和岳飞都是我国的历史人物，在英国并无其人，故不宜在译文中出现。此句译为“两雄相遇，其斗必烈”更颇具“原味”些。

最后，恰当使用译入语中的习语和规范语，以最佳的方式展示“文化传真”。文化翻译实践的过程，可以说是对源语文字与文化内容进行深刻剖析，得其义，悟其神，然后用锤炼过的译入语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过程。译入语不仅要保持前面所说的“原味”，而且必要时还要具有“本土味”，即采用规范的译入语和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的习惯表达方式，否则同样也达不到“传真”效果。例如: The man is the black sheep of family.如果把该谚语译成“那人是全家的黑羊”便会使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究竟是何含义。该译文有两处错误:一是喻体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不明确，二是本体和喻体的相似点没有指出，若把划线部分更换成具有本土味的表达法“害群之马”，喻意就一目了然了。又如:把电影名称Waterloo Bridge(滑铁卢桥)译为“魂断蓝桥”，不仅不失原义，反而极富创造性。这不但能传原作之神韵，还能更胜一筹，又能使译语读者较好地理解，起到了较好的“文化传真”的效果。

综上所述，要准确地把握好翻译中“文化传真”的度，就必须考虑如下这三个要素:不同语域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在宏观上，译者要了解文化的蕴含、翻译的基本理论及技巧，在微观上要仔细考察以上“三要素”的差异并且加以对比和分析，从而找出“文化失真”产生的原因。总之，只有在考虑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把“信、达、雅”融为一体，使译文“神、形”并茂，这样才能确保“文化传真”的实现，才能真正地做好文化翻译。

本章小结

从表面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但在深层次上，翻译传递的是文化信息。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得以流传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镜子，直接反映文化的现实和内涵。不同语言系统的差异，其根源在于文化的不同。在翻译中，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在不损害译入语语言规范的前提下，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以维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字中承载的文化信息进入了译入语的文化系统，并受到后者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或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