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与翻译

4．2．2　语境、关联与翻译

语用学研究的意义是话语行为的意义，而言语的语用意义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环境（context-dependent），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言语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阐释。胡壮麟教授（1988）指出：“In any case it is justified to say that contextual factors intervene i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同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本身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也说过（2002）：“理解一首简单的诗不仅仅是要理解其中单个词的一般意义，而是要全面理解诗中词语所反映的伴随意义所暗示的整个社会生活。”

Sperber和Wilson（1986/1995）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从认知到推理的互明过程（mutual manifestation），指出“交际的基本特征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交际双方的“互明”和最佳关联性。1991年，Wilson的学生Gutt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该书提出了语用翻译观。Gutt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动态的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作为一种语际交际行为，翻译实际上是包括了两个交际阶段的特殊明示——推理活动：首先，译者要以原作者意向中的读者/受众（intended audience）的身份通过原作文本与原作者进行跨时空的交流，通过原作的语符所承载的字面信息和语用信息推断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这一交际过程能否成功取决于译者本人有关原语文化的语境知识是否达到或最大限度地达到原作者的意向读者的认知水平；其次，翻译过程中的表达是一种语际阐释的运用（interpretive use），译者在制作译文本时又要充当原作者在译语中的代言人，他要准确预测原文译文读者先有的认知环境和语境知识，准确运用译语符号编制译语文本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而这一预测直接影响到他对原文语符转换的处理和语境再造的努力。所以忠实性的翻译不是忠实于交际中的任何单个因素，而是忠实于原作的语境效果和信息的传递，成功的翻译取决于正确地运用认知语境中的各种要素建立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好的译文必须能够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假设，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不让译文读者付出不必要的努力（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 for no gratuitous efforts）。（王建国，2003）看来，中国唐诗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我们只有先弄清楚诗中“望夫石”这个文化语义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王建对他预想中的读者的认知语境所做的预设，我们才能摆脱原作《望夫石》字面意义的束缚，构建合理的认知背景以便译文读者在理解和推理时建立最佳关联性，从而把握住原作语言的语用意义和主题思想。

文学是人学，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根据关联理论，译者要确定原作暗含的语用意义，就要寻找话语（utterance）和语境（context）之间的最佳关联，通过作品语符的明示信息推断出交际者在特定语境中意欲表达的交际意图，最终取得理想的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的成功。那么王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写作《望夫石》时带着什么样的创作意图，又折射出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王建生活的中唐（742AD—820AD）是一个烽火四起、战事频繁的动荡时期，当时朝纲紊乱，防务废弛，封建割据势力和中央政府、汉族与边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安史之乱、牛李之争、宦官扰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以安史之乱（755AD—763AD）为分界线，随着唐朝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化，唐代文学由浪漫主义转入现实主义，唐诗失去了以往格调高昂、意境雄浑、风格清新的风采，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更加贴近生活，散文方面有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诗歌方面有白居易提倡的新乐府运动，小说传奇也达到空前繁荣，唐代文学创作拉近了和时代的距离。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千峰竞秀万壑争流，那个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不少名家名作，王建的《望夫石》就是新乐府运动的产物。所谓“新乐府运动”，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和旧乐府的差别在于不能入乐。新乐府运动领袖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吟风雪，弄花草”，强调诗歌应当反映人民的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生民痛”，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王建、张藉、元稹等人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作家，他们的新乐府和少数旧乐府都体现了这种文学创作意旨。（游国恩，1963： 7）王建从军达13年之久，又做过陕州司马，他生活的年代又是那样地动荡不安，完全有条件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我认为《望夫石》是一首具有复调主题的新乐府，深层主题应是揭露战争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而表面主题是歌颂中国古代妇女忠于爱情的美好心灵。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译者对字面规约意义和语用内涵意义的取舍和选择的过程就是译者介入的过程，可惜许先生和张先生均未把握王建《望夫石》的创作意旨和交际意图，从而在解读原作主题和隐含信息时造成信息流失。

诚然，我们从《望夫石》原文中无法找到与战争有关的直白式描写，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讲究含蓄蕴藉，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作诗“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王忠善，1985：195）严羽指出了古人作诗的四忌：直、浅、露、短。为了取得尺幅千里的艺术效果，古代诗人往往喜欢用典，《望夫石》也不例外。中国封建士大夫又一直秉承尊王道、兴德政、等贵贱、明人伦、严宗法的儒学传统，即使对时局有什么不满，他也只能采取讽谏手法规劝君王，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交际（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中国人在交际中过多地依赖语境传递信息；而属于低语境交际（low-context communication）的英、美、德和北欧诸国人则坦诚又直率，其信息的传递溢于言表而很少依赖于语境。（Hall，1976）汉语高语境交际的特点与古人含蓄蕴藉的诗学观促使王建借助“望夫石”一典托古讽今，抨击战争针砭时弊。如果我们把这个典故照字面意义直译，我们就没有把语符承载的语用含义明示给英美读者，他们就无法推断出该典故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行人”、“石（人）”这些文化语义词的语用含义。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三元交际活动，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形成译事中的三元关系。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所处的环境、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各自的认知环境就会存在差异，他们对事物的认知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周贵臣，2001）尽管属于同文化的言内交际，今天的中国人对1 000多年以前的唐朝不一定能完全了解，更何况不同民族跨文化的言外交际呢？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造成了英美读者缺乏理解“望夫石”典故所必需的认知环境，这就要求译者根据关联原则将原作“望夫石”一典隐含的语用信息变成目标语读者易于理解和推断的明示信息，并为译语读者提供具有最佳关联性的文化背景信息，激活他们大脑中的认知图式，诱导译语读者正确推断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使文化语境产生效果。

毫无疑问，用直译法翻译出来的译文和原文只是形式上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而非功能上的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这与翻译的本质背道而驰。翻译家奈达（1964）认为：“翻译是指首先从语义上，其次是从文体上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1964）从语用学上说，典故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外照应（extratextual reference），“这类照应不是指语篇中语言单位的照应，而是语篇外客观环境的照应”。（黄国文，1988）《望夫石》就像一颗玲珑剔透的宝石，折射出王建所生活的中唐时代内忧外患的历史现实。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双语交际艺术，在翻译诗歌时“信”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一个好的译者不是在从事翻译，而是在用译语进行再创作，他把源语作者在原作中表达的思想化为自己思想，然后用目标语中自然贴切的等值语形式忠实地再现出来，为跨文化交际——尤其是语际推断架起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