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与翻译

词源、阐释与翻译——兼析王佐良先生译《西风颂》

一

词源或词源学研究词的来源、历史以及意义的变化，但它更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凝聚着民族气质、精神和灵魂。

翻译是一种阐译。它通过表层的言语形式论释另一种言语形式，此曰静态表层阐释。还有一种翻译摹形追神，视言语形式间的相互转换为一种动态过程，对凝聚在言语形式中的文化诸要素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底蕴进行比较，而后换之以“辞圆义丰”的深层语言形式，此曰动态深层阐释。

因此，翻译是一种比较，是文化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更是不同民族间相互气质、精神的比较以及灵魂的对话和相互观照。

据此而论，翻译要从深层对所译的语言作出动态的阐释，掘出因历史的积淀蕴涵于言语表层形式中的语言深层要旨，透过历史的表象，在对译的两种语言中找到某种真实而持久的认同，那么，就必须开掘词源，撩开层层面纱以透视使每个词丰神俊逸、摇曳多姿的历史发展轨迹。因为语言研究有共时的静态描写，历时的动态比较，而翻译的对象却以言语符号形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整个文明，在对其作出解说时自然应该摒弃片面的静态表层描写，而配之以动态深层阐释。

然而，阐释的基础是历时比较，不是翻译者习见习用的共时描写或曰符号转换，因此翻译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究其本质完全是两种文化通过文学形式进行的碰撞、比较和相互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及其过程是文学的比较，所形成的文本当是比较后的文学，而比较的基础即是词源。

由此而生发出的重要认识是，翻译不能隔断历史。阐释时，共时与历时并髻而行，描写与比较并驾齐驱。失去历史，便失去了该语言所独具的民族气质、精神与灵魂，译本自然是一串串符号序列，无气韵流走，了无生机，“如行尸走肉，徒具一副皮囊”。

etymology源于拉丁一语etymon，意为一种“真实”、一种“实在”，一种民族传之久远的东西；translation源自拉丁一语translātāre，与translātīcǐa同根，意为“传统”，而interpret源自拉丁语interpretārī，等于translate。因此，翻译即阐释，对象为语言“实在”——一种民族代代相沿的结晶，基础是“传统”亦即词源的历时比较。三者陈陈相因，无一可偏废。

二

然而，溯古旨在求新，审视过去在繁荣现在，丰富未来。研究并重视词源是为了促进包括翻译在内的语言科学的健康发展。

翻译界时下的流弊是，言语表层静态描写正左右着局势。我们历来重视培养译者精深的中外文字修养，但所谓的“修养”并无严格的界定，是一个模糊概念。借用语言学的说法，似乎可以作这样的区分：一曰言语表层修养，重结构的静态共时描写或/译；一曰语言深层修养，尚结构的动态历时比较或阐释。我们所匮乏的正是后一种“修养”。

译者具有第二种修养，便可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对译的两种语言，将其看做一种动态的衍生、演变、发展系统，从它们各自的历史流变中把握住作为民族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心理认同，而后换之以朗畅的语言，使读者、译者和作者息息相通，浑然一体。

因此，关键是开掘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这是翻译抑或阐释的要旨所在。M·阿诺德（Matthew Aruold）1861年在《论翻译荷马》一文中指出，译文之于读者须如原文之于原读者。P.考尔（1896）和W.科勒（Werner Koller，1972）亦持类似的观点。现代语言学及翻译理论中的“相似与等价原则”（the principle of similar or equivalent response or effect）或“功能等价原则”（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也可作如是观。这是因为民族语言表征着该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而这正是维系一个民族的重要条件，所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

有鉴于此，撇开其他因素不谈，民族语言中真正能体现这种文化心理认同的就是掩藏于言语表层形式之下，蒙上了层层历史尘埃的词源。

三

不言而喻，真正的翻译作为一种阐释是文化心理认同的阐释，旨在揭示为整个民族首肯的“集体无意识”。其基本途径是深究词源作历时的比较，从深层入手对表层言语形式作出动态的阐释。似此，则既可摹形，又能追神，尤以后者为上，何愁不能造出译苑中的妙篇佳制？

雪莱的《西风颂》就是英国文学的妙篇佳制。周珏良先生说：“如果有一本英诗选，每个诗人只选一首为代表，雪莱的诗就应选这一首。”因为，“从思想内容，到意象的运用，诗行的格律，成为一个完整体使读者从各方面得到美感，是一首杰出的诗。”

可如此妙篇，汉译何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如是生花妙笔“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也仅仅是“断章摘句”，不见全篇之妙，佳构之绝，难以一斑而窥原文神采之全豹。

关于《西风颂》国内外已经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探讨，现有的汉译表明对于此诗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和阐释。尽管如此，王佐良先生还是大发感叹：“对原诗的理解始终是翻译中的最大困难。”理解即阐释，却始终未能尽其全旨，这就是困难之所在。难怪最近还有人以“《西风颂》，象征寓意的模糊性”为题撰文探讨该诗扑朔迷离的多重象征性及其普遍的美学意义。

这正好应了我们祖先的遗训——“诗无达诂”。诗因其模糊性而无达诂，但必然有其可解性因之才能为人释读。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种心理期待，一种民族积久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倘能正本清源，廓清诗歌语言所积淀的这种文化意识，对于原文的理解即可深入一层，阐释亦可更为准确，译文便可直逼原文。

那么，《西风颂》的表层言语形式所蕴涵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又是怎样通过词源表现出来的？

此诗中心意象是“西风”。作于1819年秋，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Arno河边的树林里，适逢雨雹交加，雷电大作，诗人有感而成。因此，“西风”即是秋风，肃杀狂荡，与英伦岛国和煦的西风大异其趣。意象的功能是以“象”表“意”言“志”，“西风”所言表的就是雪莱梦牵魂系的“造化之精灵”（spirit of nature）。这精灵难以言喻，仿佛一种伟力，可以推动一切有思可思之物运行。全诗汪洋恣肆，气势如虹，极尽铺排之能事，全在说明“spirit”一个字，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欧洲尤其是英语民族就超自然伟力而形成的传统认同心理。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诗人才可以大气包举，以中心意象涵盖全篇，而后“旁敲侧击”，以一系列象征自然更迭、生死相易的生动意象，表达他所钦慕的造化之精灵。

以“west wind”体认“spirit”，这种认同从词源上可以得到明确的验证。

“spirit”源于拉丁语“spiritus”，意为“wind，breath，soul”，亦是“inspiration”的词根。《牛津英语词源词典》云：“spirit”源于拉丁语，至中古英语意义演化为“breath of life，immaterial element of a human being”，根据语义选择规则，“life”等于“a human being”，因此“spirit”的定义可以改写为“breath of a human being”；雪莱以“Autumn”换“human”，便有了第一句“O wild west wind，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根据词源，“west wind”与“breath of Autumn’s being”都指称“spirit”，即不同的言语表层结构具有相同的深层语义。据此分析，本句大意是“不羁的西风哟，你这深秋的精灵”。在第一和第五阕里诗人直呼西风为“Wild spirit”与“Spirit fierce”便是明证。翻译是一种文化阐释，旨在揭示民族深层的文化认同，因此，追神为上摹形居次乃是上乘译笔。可惜现有的汉译都斤斤计较于表层结构的转换，没有从词源入手开掘该诗的深层语义，这无异于埋葬了英民族的文化认同，汉语读者更是“隔雾看花”，读着“你把秋气猛吹”、你是“秋之生命的呼吸”之类的译句，无所适从，竟不知个中端倪。

在以西风作“象”之中心，言心中的“意”——“造化之精灵”时，诗人还调遣了一系列与“spirit”有关的诗象，烘托气氛，竭力表现有灵性的西风所具有的超自然的伟力，表述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愿与西风合二为一”，“就像枯叶去催促另一番新生”！

我们还是从词源入手来考察一下有关的几个词。

spiritus—wind，breath，souls；

spirit—[ME]breath of life；

wind—[ME]spirit，breath，（vt.sound a horn）；

ghost—[OE]soul，spirit；

lyer—aeolian lyre or harp（Aeolus系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从词源可以看出，雪莱所遣用的意象深层语义完全一致。语言上的同一表明文化上的认同，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显而易见，只有这种历时的动态深层阐释才能得英民族文化之精髓，唯有那种昭示文化认同心理的翻译才能得英民族诗歌之神韵。

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汉译只做到了静态表层阐释。由于拘泥于言语表层所展现的共时意义，以及民族间的文化隔阂，读者无法进入译文提供的符号世界，摄取到期冀的原诗的精魂与神韵，而这又正是原诗通过形象的诸方面以一系列鲜明的意象，在文化认同的普遍心理的基础上展示给母语读者的最重要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即使考察王佐良先生的译文，也觉得难以尽如人意。请看译诗第一阕：

啊，狂野的西风，你把秋气猛吹，

不露脸便将落叶一扫而空，

犹如法师赶走了群鬼。

赶走那黄绿红黑紫的一群，

那些染上了瘟疫的魔怪——

啊，你让种子长翅腾空，

又落在冰冷的土壤里深埋，

像尸体躺在坟墓，但一经

你那青色的春风妹妹回来，

为沉睡的大地吹响银号，

驱使羊群般的语蕾把大气猛喝，

就吹出遍野嫩色，处处香飘。

狂野的精灵！你吹遍了大地山河，

破坏者，保护者，听吧——听我的歌！

与原诗对比，从词源考虑，除“wild，drive multitudes，clarion”等字处理欠佳以外（这些问题待另文专述），几个关键词的选择显然有悖原文。由于处理不当，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凝聚而成，并经诗人之手熔铸于诗行，而使全诗浑然一体的意象一经转换，汉语读者再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输入本民族在这些意象上所寄寓的文化认同心理，原诗丰逸的文化—语义价值便荡然无存了。首先是第一行，原文的两个名词（west wind，breath of Autumn’s being）与一个代词（thou）从句法上讲是同位关系，从词源上讲原本是一体，因此，译作“不羁的西风哟，你这深秋的精灵”显然更合原意。然后是第三行的“ghosts”一词，在古英语里与“soul，spirit”同义，王译为“群鬼”不妥（《说文》训：“鬼，人所归”，《现代汉语词典》：“鬼，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关键是在汉民族文化中，这“鬼”字的指涉对象是“人”，而原诗的“wind，breath，spirit”与“ghosts”深层语义一致。很显然，王译没有取得“等价效应”，汉语读者无法从“群鬼”这个形象中得到母语读者从“ghosts”中得到的启示，因之也就不可能看出“西风”与“秋气”和“群鬼”之间有任何联系，原文通过三个意象所体现的认同感也就消失殆尽了。

四

综上所述，词源、阐释与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开掘词源即是开掘民族文化的历史，探求民族文化认同心理，决定民族语言的共时阐释。阐释的基础是词源，旨在摄取某一个民族其文化的精髓与底蕴。而翻译，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是一种文化上的阐释，它以词源为基础，以历时的角度揭示民族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所承载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为此，必须培养语言深层修养，提倡深层历时动态阐释，在翻译中建立历史意识，力求通过对一个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揭示而使另一个民族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有价值的阐释，亦是有意义的翻译，然而，民族间灵魂的坦诚观照却有赖于对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的语言作历时的审视。

（原载：《语言与翻译》，1991年第3期，第52- 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