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经济

(二)中国农耕经济

1.中国农耕经济的形成及其特点

如果说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农耕经济则是中国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中国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

四五千年以前，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显示出中华民族祖先从渔猎向农耕过渡的进程。农业文明首先在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开始形成;仰韶文化发现有成堆的小米，是迄今为止人类栽培小米的最早记录。与此同时，在自然条件更加优越的长江中下游屈家岭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也显露出中华先民辛勤耕耘的痕迹。河姆渡文化发现有迄今为止人类最早的水稻栽培遗存，即是一个突出证明。北方小米文化和南方水稻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农耕文明的两大源头。

中国农耕文明同时发祥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是，由于黄河流域土壤疏松，宜于耕种，有利于小米等干旱作物生长，因此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以后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农耕区域才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东晋以后，由于北方长期开发，加上边患严重，战乱频仍，黄河流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中原居民大批南迁，中国农耕区的中心开始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南方良好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促成农耕经济的巨大发展。隋唐以后，东南一带便成为中国财赋的主要来源，“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民谚中所说的“苏杭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充分反映出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事实。从此，“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耕经济具有以下特点：与游牧文明融合;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早熟而停滞。

在中国历史上，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同时，中国西北部曾多次崛起过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处，以畜牧和狩猎为生，剽悍善战，常常南下劫掠，给北方居民造成很大威胁，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游牧区和农耕区混一的王朝。

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历代王朝无不竭尽全力防御和抵抗，然而，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始终无法在军事上与“往来转徙”的游牧民族相抗衡，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远征漠北抗击游牧民族的壮举，但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居民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历代王朝之所以多次劳民伤财修筑长城，正体现出中原居民试图保护农耕文明的心理。

然而，在这两种文明的长期对垒中，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不断进行经济文化上的互补，以至民族的融合。战国时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汉朝和唐朝开辟丝绸之路，就是农耕文明吸取游牧文明的结晶。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固然给中原居民带来许多灾难，但同时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促进了中华民族血统的合流。反过来，游牧民族也通过从农耕经济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等，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在先进的文化氛围中，自身逐渐被同化，从而出现农耕化的倾向。这种结果，不仅进一步充实了农耕文明的内涵，而且促进了中原农耕经济的周边扩展和多元交汇。古书上说的“四夷如同一家”，正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融合的总体趋势。

中国文化以农耕经济为物质基础，同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包括手工业和商业等，从而形成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多元经济结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全面记述了这种多元化的农耕经济结构：“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以农业生产为基础，通过农民提供粮食，通过管理山泽的官吏提供木材，通过小手工业者提供器皿，通过商人流通产品。没有这些分工，社会就无法存在。中国古代，许多地主在广治田产的同时，有余力也投资工商业。到封建社会晚期，手工业生产在家庭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明清之际，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棉花桑蚕等农产品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也有商品经济，但没有得到独立的发展，只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历代王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造成商品经济极大的依附性，只能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而波浪式地前进。当农耕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平时，商品经济也随之发展和繁荣;当农耕经济走入低谷，政治腐败，社会不稳定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受到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这种依附性格，使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普遍归宿，是回到经营土地的老路上去，从而造成地主、商人、官僚的三位一体，又始终以地主为其主体，形成超稳定的农耕经济结构。

中国大陆东临大海，历史上也出现过海洋贸易。唐宋时期，中国与海外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东南沿海曾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国外珍奇货物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但是，中国的海洋贸易并不是为了谋利，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上“夸示海外”的需要，对外商不征税，“赐品”多于“贡品”，不计较经济得失。因此这种海洋贸易并非像欧洲那样属于外向扩张型经济，而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内敛型自然经济。超稳定的农耕经济结构，使中国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于我”的观念中，沾沾自喜，把“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大禹谟》)作为统治天下的最高境界，海洋贸易的政治意义大大超过了经济意义。

由于中国农耕经济包容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其内部空间获得扩充，因而它始终保持一定的再生能力，维系着中华文明长流不息，历久弥新。

中国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使中国社会经济表现出早熟而长期停滞的特征。与西欧相比，许多要到封建社会末期才出现的经济现象，在中国却“古已有之”。

但是，农耕经济的早熟并未促成其成熟，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中国农耕文化的保守性格。早熟的经济因素并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它的补充形式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起到强化封建经济的作用，形成一种可以自我调节的稳定结构。农耕自然经济因早熟的经济因素，其内涵得到扩充，可以从容地改变表层结构以应付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其深层结构却稳固不变。当然，在中国农耕经济内部成长起来的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也有一定腐蚀作用，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当它成长到一定程度，便往往被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所吸收，反而成为农耕经济的一部分。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地主、商人三者互相转化，又以地主为主体和普遍归宿，即是最好证明。半官半商，亦农亦商，又耕又仕，是中国农耕社会的显著特征。因此，尽管中国农耕经济比西欧成熟较早，却又始终没有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商品经济的地步。而早熟的发展往往使人们迷恋现实，夜郎自大，天朝第一，拒绝创新和社会变革。正是这种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中国近代不能不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

2.农耕经济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反复的战乱和稳定的周期性运动，王朝的盛衰兴亡周而复始，短暂的分裂不时发生，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下，几度入主中原;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物质基础的农耕经济依然如故，而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始终未曾断绝。战乱及游牧民族的入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愈发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坚韧性。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是中国社会激剧动荡的时期，恰恰也是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扩张的时期。鲜卑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后，曾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魏书·乐志》)。

辽夏金元对汉文化的传承一如既往，忽必烈一再强调“国家当行汉法无疑”(《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要求人民“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无一例外地融合到中华农耕文化的长流中，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抗拒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而正是由于各民族的共同参与，才使得中国文化在不断的继承之中向前发展。

然而，由于农耕经济的季节循环特征，也由于中国文化因农耕经济的早熟而定型较早，往往使人们形成一种“瞻后”思维，言必称三代周孔，所谓“圣人设教，为万世不易之法”。现实社会的理想蓝图，不在现世和将来，而在过去遥远的三皇五帝时代。后世的一切做法，都必须效法前人，述而不作，即使进行变革，也要走“托古更化”的道路，借“复古”之名，行改革之实，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增强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中国文化守旧的性格。到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文化便呈现出老气横秋的状态，缺乏积极进取精神。

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世界罕见的。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王道与霸道，儒学与佛学，这些貌似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可以统统整合在一起。甚至封建帝王可以“王霸道杂之”，儒、释、道三教可以并立而信之，皇帝、可汗可以兼而任之。不同的异质文化在相互排斥中共同生存和发展。

春秋战国是中国农耕经济的重要转型期，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百家争鸣的兴盛期。儒家的仁义厚爱，道家的清静超逸，墨家的谨严兼爱，法家的因势严峻，虽主张不一，相互辩难，但又在百家争鸣中取长补短，共存共荣。秦汉时期，儒道融合，汇总百家，殊途同归，一致百虑，促成中国文化走向新的高潮，反映出中国早期学术文化互相包容的事实。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政治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因而形成各种区域性文化，这些区域性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同时，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扩展，中国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各种区域性文化相辅相成，渐趋合一。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充满生机的北方民族精神，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魏书·崔浩传》)。盛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胡章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充满“胡气”的唐代文化极盛一时，在“胡汉”交融中显得更加绚丽多彩，生机勃勃。

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固有的儒、道、玄与之会通交融，使佛教获得新的营养而走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不少知识分子仍然不忘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中国历史上这种开放的心态，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格。

中国农耕经济早熟而停滞的特点，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过令西方羡慕不已的民本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即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可惜这种思想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到了近代反而落后于西方。从科学技术来看也是如此。秦汉以后，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沉迷于经学，汲汲于科举仕途，对科学技术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甚至不屑于一顾，因此，尽管中国拥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但科学技术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许多科技发明得不到推广和应用，甚至出现失传现象。

中国文化的凝重性，与中国农耕经济的超稳定结构紧密配合，愈发加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坚韧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过渡到后期，中国文化日益显示出其保守的一面。宋元以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较之汉唐已明显减退。明清之际，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积极关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科技文化，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有人竟盲目地认为中国文化已完美无缺，“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民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圣朝破邪集》卷一)。容不得半点西方的东西。正是这种夜郎自大的思想，导致了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