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路径锁定下的经济根本矛盾

打开世界地图，会发现中国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是温带、水系多、面积大，中原、华北和关中地区平原广袤，非常适合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能支持人类大规模定居和繁衍;另一方面是处于陆地大洲的边缘，东南两面临海，西面是世界屋脊，北方是寒冷的草原和大漠，几乎是一个“孤岛”，离其他主要文明路途艰苦遥远，既不会是商路的中心，也不会有大的相邻贸易伙伴。

这就很容易产生以下文明意识:种田足矣，由于人口增加很快，还要更加重视种田;对外贸易量太小，其获利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比重太低，引不起重视，看不到对外开拓的好处和潜力，只觉得交通阻力重重;对内贸易属于自己人赚自己人的钱，只转移而不增加实物总产出，一部分国民获利另一部分就会损失，这种“投机倒把”对整个国家不仅没有帮助，反倒破坏国民心态和社会稳定。

因此，中国自古就形成强大的“重农抑商”意识形态，国家统治者、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诸子百家有儒墨道法，有农家、杂家、纵横家，却唯独没有“商家”。同时，产生不了“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思想，周边尽是蛮夷化外之地，既穷也不值得移民扩张，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压根儿就没地方卖，不可能产生大的贸易顺差赚取国家财富，仅有的几个通商口岸是天朝的对外恩赐，可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毫无用武之地。

客观实践产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化路径选择，在外部文明尚不能影响和启示中国这个孤岛的情况下，历朝历代，即使其原本来自草原游牧，都全心全意地践行农耕路径，其根本矛盾使王朝们一次次陷入死循环，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率”里得不到真正解脱。

(一)始终“患寡”。早在汉平帝元始时期(公元2年左右)，汉朝总人口就已经将近6000万，此后战乱会使人口减少，但稍一承平立即反弹。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50年左右)，人口已至7000万以上，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统计显示北宋已有2088万户居民，实际人口可能已超过1亿，这还不计辽、夏、大理等少数民族地区。明万历时期(公元1600年左右)可能已达1.5亿，清道光14年(公元1834年)人口一举突破4亿。如此的“人口大爆炸”，使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始终有限，北魏及隋唐初期总人口不多，对无主地实行国家分配式的均田制，人均能够给到数十上百亩，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口一增，都在十亩以内。只有男耕女织的“小农”而没有“大农场主”。人多时地少，人少时劳动要素投入不够，总产出始终不富裕，常常不是“患不均”而是“患寡”，而且是“均寡”。

(二)全民土地兼并潜移默化。种粮食是最重要的事，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也成了财富的来源和象征。皇帝就带头设皇庄圈地，不管是当官的、做生意的还是普通小老百姓，有了积蓄发了财后都倾向于“求田问舍”，努力把其他资产“变现”为实实在在的土地。这种“全民心态”在全国范围内“不舍昼夜”地实践着，结果往往不知不觉中就使全国的土地占有状况发生极大改变。

历史上虽然没有关于土地占有和变动情况的统计资料，但从历朝几乎都出台抑制兼并的政策，以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成了中国人不亚于“打倒贪官污吏”的千古呼声和热切盼望可以看出，兼并始终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兼并甩出大量失地农民，其中“有幸”成为佃户的，能够勉强在“患寡”的基础上更“寡”地生存，连佃户都当不了的就只好彻底流离失所。

(三)自然灾害推波助澜。自然灾害多发是中国的显著特点，甚至可以在某种角度上说，中国国家的产生就是因为灾害。第一个王朝夏就诞生于大禹治水，可能是因为治水需要把人口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和管理，久之就产生了国家，还产生了从此迥异于西方的政治生态和集体主义意识。中国的气候深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整个地势又位于从世界屋脊下降至海平面的世界最大斜坡上，地表水都会流走、存不住，湖泊也少，结果有季风下雨就闹洪灾，没季风不下雨就闹旱灾，突然刮风就旱涝急转。千年里，仅仅一条黄河就决口泛滥数千次、改道数十次，每次灾后均饿殍遍野。

与旱灾、洪灾并列“中国三大灾”的蝗灾影响更甚，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统计显示秦汉时期蝗灾平均8.8年发生一次，两宋缩短为3.5年，元为1.6年，明、清均为2.8年，明徐光启在《除蝗疏》中指出:“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其害犹惨，过于水旱也。”高频灾害给本来就脆弱的国民生存条件雪上加霜。

(四)因边事而形成的财政压力转嫁。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摩擦”中融合而成的，这种摩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战争。汉以前，北方部族主要进行骚扰掠夺，并未有真到中原的意图，汉武帝对归汉的昆邪王等封列侯、安置其部族并重用金日磾，就开启了边境民族向中原移民定居的大幕。如果说由于汉采取主动出击、穷追猛打的策略，形成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赫赫天威，让那些移民进来的部族虽仰慕而不敢造次的话，汉魏灭亡后五胡十六国们就尝到了入主中原的甜头。不仅是掌握权力，鲜卑等相当多民族在北朝时被融合成新汉族，连民族和身份认同上也完全是中原人了。从此，少数民族就不再是靠和亲、岁币就能满足了，更不打算被请进来“客居”，大凡有一定实力，就有侵占中原的“远大志向”，而每一个民族入主中原后，又立即以中央自居，备边备患，如此循环。从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而至满洲兴起，始终有“边事”，战争打了上千年。

边事的开支极其庞大，在完全靠人畜运输的时代，支撑一名士民在前方作战的日常所需和路途花费可能需要后方十几人的口粮。即使在现代国家，一国若不靠计划来直接组织后勤生产供应，仅靠正常税收筹措经费和物资，财政也负担不起长期战争，小农社会就更捉襟见肘。国家没有外部贸易和新产业的增量收入，只能在本来就窘迫的存量上做文章，以万历朝为例，明史载其四十六年九月，因“辽师乏饷”下令“加天下田赋”，仅过一年，四十七年十二月即“再加天下田赋”，四十八年三月又“复加天下田赋”。财政的压力全面转嫁为对国民的榨取，而这一时期该朝的经济背景是:“四十一年，两畿、山东、江西、河南、广西、湖广、辽东大水”，“四十四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扬、常、镇蝗”，“四十五年，两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灾”。本已经年年雪上加霜，一年半三次加赋，老百姓哪里受得了!

显然，上述四点构成了对农耕路径的客观“死锁”。因为不能从外部输入资源和向外殖民分流需求，严重有限的生产与不断增加的需求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对根本矛盾，而要占有更多资源的社会意识指导下的全民行为、必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经年不绝的军事支出压力加剧了这一矛盾，导致人均占有的资源尤其是社会底层占有的资源极其微薄脆弱，而且这种资源正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和之所以为人的前提——生存。平时就在为冲突积累“量变”，“质变”只是时间问题，如果适逢贪得无厌的皇室、腐败的朝廷官吏、白吃白喝的宗室旗人挤压更多，就早爆发，遇到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则可能晚爆发，形成“中兴”，然而或早，或晚，根本矛盾都必然爆发，这就是王朝在“兴衰率”里死循环的本质。

(一)衰亡相伴“盛世”后。注意一下前文所指出的人口繁盛时间:西汉元始、唐天宝、北宋大观、明万历、清道光，国家全部在此后极短时间内即遭遇大变，西汉、宋、明政权均迅速灭亡。这提出一个有趣却令人深省的命题:衰亡相伴“盛世”后。

人口大增显然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如果是乱世人口也不会如此发达。如果古人以支出法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这么多的消费群体，当时的生产总值一定是上升并连创新高的。事实上，阅览史册，这些时期的记载都体现出《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种繁荣景象，“千里无鸡鸣”式的凋敝场景是国家衰亡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二)革命总在“繁华”时。盛极而衰的内在逻辑当然是前述根本矛盾，越“盛”时需求越大，而生产的边际效用却递减，而且越繁华就意味有更大规模的可以占有更多资源的富裕人群，从而甩出更多的底层民众，整个社会的矛盾实际上已非常突出，只是被表面繁华掩盖了。甚至连说是不是真的繁华，也要看站在什么角度衡量，从底层民众的观点看，显然是更糟糕了。

因此，繁华的危险性在于，君王感受不到危机，国家岁入、人口都在增加，市面兴盛、歌舞升平;朝廷感觉不到，官员们都是有产者，可能正在积极“求田问舍”获取更多资源;大部分人也感觉不强，尽管处在每日量入为出的紧平衡中，但也过得去，在繁荣的激励下，还积极期待自己也致富并每日忙碌。那一小部分可能爆发的人群则在时间、地点、诱因上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革命要掉脑袋，所以起义从来不是全民自发行动，而总是由少数人带头，小部分积极参与，更多人被鼓动，剩下大多数则无论实际支持或反对，都在现实利害前保持沉默并等待结果。国家政权是靠一级一级的人运作的，受能力或权力所限，官吏中的绝大多数也会是毫无作为的沉默者，看似强大的国家机器可能不堪一击。古今中外皆如此。由秦至清，从陈胜吴广到辛亥革命，无不印证是“行动的少数人”改变了“沉默的多数人”的命运，从苏东剧变到阿拉伯之春，又一再上演军力看似强大或经济尚属繁荣的国度，却如何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三)镇、抚有效是因为还在量变期。两千年里，每当出现底层的爆发，几乎没有任何朝廷把它看作是民众的正当诉求，常常高度紧张，立即定性造反并进行镇压或招抚，镇压是最主要方式。谋反被列入“十恶”之首，满门抄斩。

无论镇压和招抚，实际上都没有去解决根本问题，大部分镇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还在“量变期”，矛盾只激化于局部地区和人群，强力可以有效;同样，招抚之所以有效，是骚乱者本没有政权诉求，相当部分可能真像水浒里描写阮小五唱的那样——只是想“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官方一让步就满足了。镇、抚一旦成功，很快一切恢复如昨，让社会继续量变。历史上凡是矛盾真正到了“质变期”的，镇压和招抚从未奏效。

(四)路径里上层修正难。历朝的执政者当然都希望长治久安，客观讲，建政以后纯粹搞横征暴敛的王朝并不多见。为鼓励农业生产，皇帝会带头种“一亩三分地”，朝廷治河治水，在全国普遍兴修农田水利，并采取“军屯”等措施解决前方作战的给养保障问题。当灾害、战乱发生后，注意进行赈灾，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土地兼并、人口大增现象出现后，采取“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措施，让税负落不到失地百姓的头上，康熙皇帝甚至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历朝财政问题出现后，常常进行新政或变革，减少支出，裁撤冗兵冗员，有的皇帝的确十分节约。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最多只能当个减压阀，它们无法改变农耕路径的根本矛盾。任何路径，不论好坏，每走出一步就立即结果，形成受益者和损失者，历代的改革，有的只是想修补一下原路径，都过不了利益群体这关，遑论扭转到新路径。况且新路径就要重建社会意识形态，颠覆儒家和千百年来人们坚信的正确观念，可能吗?简直需要擎天之力。司马光反对王安石，邹光标弹劾张居正，不见得是个人利益因素，可能更是思维理念被锁定下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近代中国受到坚船利炮打击几十年，还在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路径里上层修正难，难于上青天。

(五)下层诉求表面化也难修正。官吏腐败、贫富差距、权利不均等本身是路径选择下的结果，而不是根本矛盾产生的原因，不导致底层人群大面积生存危机。这些因素虽可能形成一定不满和骚乱，但社会大规模冒着生命危险揭竿而起，一定还是因为生存权受到了广泛侵害。但是，在历次社会动荡中，这几点却总成为民众诉求的最主要目标。陈胜吴广所喊出的就是鲜明的要求权利平等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提出“天补均平”，钟相杨幺宣布要“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号召“均田免粮”，太平天国则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腐败、财富和地位是老百姓最直接感受到的三大“羡慕嫉妒恨”，很容易被接受，以为除掉最直接的压迫者、一下子拉成平均就万事大吉，这样的诉求显然表面化了，没有认识到路径的根本矛盾，即使起事成功，不过是开启新一期死循环。中国大大小小的起义数百次，新建政权无数，结果只是以战争的方式彻底破坏一次，让人口减少、人均资源量相对增加，获得暂时的喘息。旧贵族、旧地主还没完全倒下，新贵族、新地主已然上台，改变一次差距，新差距立即就产生，问题依然如同割韭菜，割掉一茬又长一茬。

很遗憾，终华夏之两千年，始终未能自我意识出路径问题，如果不是被轰开了国门，我们可能还将长期这么循环下去。而即便引入了外部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模式，我们依然还要面对庞大的农耕路径“遗产”:人口、土地、农村和思想意识等。北洋和国民政府都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内“民主主义”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其实是老话题——土地改革——跟历史上每次民众爆发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样。不得到国家多数人口支持，任何政权和政策都难以立足。

一是人口遗产。保证吃饱饭的任务依然艰巨，受就业能力改进和人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所限，农业人口转化成“非农”需要多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

二是土地遗产。采取集体所有制相当于上一次平均地权，仅是权属变动当然不改变最根本的生产矛盾。土地依然被许多农民视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生存保障。

三是经济遗产。农村一直可以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当在国土上舶来现代城市和产业后，就直接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身份上产生明显隔离的二元形态，两者间的商品交换系统并非自然形成。

四是意识遗产。国家发展思维易自动锁定路径，官僚具有强烈的本位意识和以“镇、抚”看待稳定的态度，社会民众则依然大汉族意识、等级特权意识和小农意识浓厚而民族和解观、契约观和权利意识淡薄，不满诉求常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