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的内涵

6．1．1　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的内涵

6．1．1．1　“道”与“逻各斯”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由“道”开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悟性思维，“逻各斯”则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由“逻各斯”发展出了具有西方特色的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和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先秦哲学家老子是中国“道”思想的倡导者，他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当时正值春秋战国后期，而赫拉克利特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之交，他们堪称同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差不多同时提出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哲学最高范畴“道”与“逻各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巧合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事件。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老子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片混沌，这个混然未分的统一体就是“道”，“道”是“无”，“道”就是“无”，在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存在和真理，世界原本就是一片混沌。首先，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次，“道”是制约天地万物生成与运动的规律，“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物得之以败，得之以成”。再次，“道”本身也有明明白白的根源和自身运动的法则：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道”构成了人类的终极理性和终极真理。老子思想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道”（无）→一（有）→二（阴阳）→三（阴气、阳气和冲气）→万物。作为老子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道”有四个主要特征：“道”先天地生，“道”无形无象，“道”无始无终，“道”不可被感知。简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从“道”这一绝对实体引出宇宙万物，世界万物都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一阴一阳之为道”（《易传·系辞》），一阴一阳，意思是道体包含着阴和阳两个方面，任何事物的形成是由不同或相反的事物和合而成的，既是阴又是阳，阴阳互动，阴阳的运动变化就构成了道的内容，“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老子思想的核心认为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导致生存和发展，孤阴绝阳或者独阳无阴对事物发展都不利。

先秦时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天人统一的整体，因而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合”文化（harmony with diversities）。中国人自古代起就习惯于从总体方面去认识事物，把世界从本质上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用“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宇宙观去解释一切事物的现象，在对事物研究的方法上，注重直感体验和整体综合，不注重实验和分析，因而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直观性。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认为，东方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比较重精神，东方文明是异中求同；而西方文明的基础是个人，比较重物质，西方文明是同中求异。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所强调的“合”是注重和谐和合作，在二元对立中看到相辅相成的统一，“和合”是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于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成了中国文化对宇宙的基本态度。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反映了这种文化精神，如“天从人愿”、“天理人情”、“天怒人怨”、“吉人天相”，等等。天和人总是相通的，人们谋划一件大事，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诗人和作家赋诗、写文章常喜欢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追求情景交融，相信“天人感应”；“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王维《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杜甫《哀江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过零丁洋》）“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欧阳修《淋河闻雁》）在上述诗句中，大自然中的花、鸟、树、絮、萍、风、雨、霜、江花、海水、野岸等都感应了人的喜、怒、哀、忧、愁、恨等各种思想感情，人和自然浑然一体。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第一条则提出了Logos（“逻各斯”）的概念，他认为火就是世界的本源和逻各斯，真正的智慧就是逻各斯，逻各斯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来源，也是智慧和德行的来源。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是认识万物的主宰，“智慧就是一件事情：取得真的认识，即万物何以通过万物而被主宰”。（《残篇132》）逻各斯是世界的本源“一”，产生万物又驾驭万物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真正的神。逻各斯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和运行规律（有一点像老子所说的“道”），世界上万物都根据逻各斯生成和发展。古希腊文明推崇所谓的Logos实际上就是指剔除了事物具体形象的抽象符号（语言）以及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思维规律及其思维对象自有的规律，西方人这种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经过笛卡尔的主客二分论和康德的绝对理念说的熏陶得到强化，从而孕育了西方民族主客二分的理性思维模式。

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的手段，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这种实证和分析的思想方法更加发展，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笛卡尔（R．Descartes）认为上帝创造了两个实体，一个是认识的实体（人的理性），另一个是具有伸延性的实体（被认识的对象），这两个实体构成了整个的现实世界，认识主体的任务就是去把握和认识外在的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开创了近代认识论，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成为西方近代认识论的起源。西方的传统是一贯注重思辨理性，并在笛卡尔－康德以后得到发扬，由此孕育了西方近代科学。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辨理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这种思维模式主张人是认识的主体，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人的认识对象，认识的过程就是对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加工、整理的过程，由此得到关于对象本身的关系和规律的理论——即科学知识，所以西方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这种理性文化也铸造了西方民族的理性语言观。与西方相反，中国人自古代起就习惯于从总体方面去认识事物，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用“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宇宙观去解释一切事物的现象，在对事物研究的方法上，注重直感体验和整体综合，不注重实验和分析，因而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直观性。

中华文明是一种伦理道德型文明，重义、重情，西方文明是一种科技理性型文明，重利、重法。中国古代文化强调以人为本，重伦理而轻理性，重功能而轻实际，而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以研究自然为己任，重分析而轻综和，重逻辑论证而轻直觉顿悟，这反映人类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是走的两条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则是一种德性文化，其本质是探求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追求在哲学上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因而无法像西方哲学那样产生逻辑实证的方法和体系。

6．1．1．2　语言形式与哲学形态的关联

语言形式与哲学形态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济、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的哲学观念孕育了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通过民族的语言得到最好的表达，一个民族的语言组织机制和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念。对于语言与世界观的关系，我们认同洪堡特能动反映论的观点，即“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这是我要考察的全部过程”。（洪堡特，2001）

语言与世界观相互影响，其中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对语言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汉英两种语言在表达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这在哲学上的背景就是汉民族的思维习惯重悟性，而英语民族的思维习惯重理性。”（潘文国，1997：360）理性思维强调由局部到整体、由外到内的分析方式，悟性思维强调由整体到局部、由内到外的领悟方式。中华民族重整体把握、重直觉形象、重意念参悟的悟性思维方式植根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而英美民族的重局部解析、重逻辑推理、注重形式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植根于英美民族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差异分为三个层面：①就其思维指向或定势而言，“悟”体现为内向型自反思维，“思”体现为外向型的理智思维。②就其思维方式或方法而言，“悟”属于情感体验型直觉思维，“思”属于概念逻辑化的理性思维。③就其终极意义而言，“悟”是自我超越的形上思维，“思”则是彼岸超越的形上思维。（刘卉卓，1999）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不重视逻辑本身的问题，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哲学家的表达和论著不符合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这一点金岳霖先生曾说过：“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以往取得的认识上。”（金岳霖，1985）

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差异对语言的影响表（B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