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邦主义政治学

先知和预言家经常想象当我们到了“那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这不是思考未来的正确方式，因为那里没有那里[3]——这个词的希腊词源的乌托邦意义，即是“乌有之地”[4]。试图把乌托邦观念落实为实践的历史之路上，布满了失败社会的残骸，从罗伯特·欧文的位于印第安纳的新和谐村和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位于纽约的奥奈达公社——两者都是相对无害的公社实验。列宁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煎蛋饼，你必须打破鸡蛋。”[5]

在这里我们看到道德微积分中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后果，以及如果人被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会发生什么。造成灾难的因素没有比这些更为一目了然的了。正如欧文新和谐村的一位创社社员所言，“我们试过了每一种能想到的组织和政府形式。我们有一个微缩的世界。我们重演了法国大革命，只是收获的不是尸体而是绝望的心。看起来，本能自身的内在的多样性规律征服了我们……我们的‘统一利益’直接与个人和环境的独特性以及自保本能相冲突。”[6]

乌托邦式的乌有之地，是想象驰骋的世界，因为它们奠基于一个理想的人性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当然是完美的个人和社会是可能的。与其致力于寻找所有人都永远生活在和谐之中的不可到达之地，我们不如追求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前进过程，就如在我们能想象的登山探险中那样。这不是像爬梯子那样，向上直线攀登；相反，必须不断地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路径和方法，让每个人都能一步一个脚印更上一层楼。有些人可能需要拖曳才能上山，当然，有人可能会很合理地问我们应该适当地为那些跌倒的人提供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并且，一如既往，另一些人会奋勇争先；他们是已经会当凌绝顶的超前的和向前的思想者，人类正是一直依赖他们才获得方向。

相比乌托邦，普罗邦更是一个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世界的更好描述，在那里进步是稳定而可测的。眼光不凡的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这样描述它：“我称自己为一个普罗邦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主义者。我相信增量式的进步，每一年都比前一年好，但又不是太多——只是一个微小的量。”[7]不是想着像1950年代的幻想那样从老爷车直接飞跃到飞行汽车，而是想着数十年来日积月累的进步，这些进步造就今天的智能汽车装备有车载计算机和导航系统，有气囊和复合金属框架和车身，有卫星广播和免提电话，有电动和混合动力引擎。不是想着大跃进，而是着眼小步向上。[8]

《道德之弧》是一部普罗邦主义著作。书中开出的药方都是最温和的，一般原则也相对简单：试着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好那么一点点。我在第四章末的理性十诫中，勾勒了如何作为的几条具体原则，读者自己很容易可以查到。本书提到的人类为之努力的种种例子，如减少战争、废除奴隶制、终结刑讯和死刑、扩大（女性）选举权、建立民主制度、保卫公民权利和自由、合法化同性婚姻和保护动物，都是进步的普罗邦主义措施。跬步之积能够实现的进步是惊人的。

巴拉吉·斯里尼瓦桑是斯坦福大学讲师，他认为只要有足够时间，将会设计出什么样的技术和社会性方案来解决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无法预言的。他引述了比尔·盖茨1998年的评论，盖茨最为微软担心的不是网景、太阳微系统、甲骨文或者苹果，而是“某个在车库里设计某种全新东西的人。”这是个具有先见之明的评论，因为当年9月4日，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组建了谷歌，随后谷歌的运作走出了朋友的车库。[9]斯里尼瓦桑主张我们在第二章考察过的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改变策略——退出对表达——借此我们能够极大地突破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社会陈规,并且这么做时可以不动声色。“他们有航母，我们没有”，我拿民族国家开起了玩笑。但斯里尼瓦桑对实验新的政治制度很认真。正如他在硅谷Y孵化器公司会议上的一次受欢迎的谈话指出的，当创业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将如何改变世界（同时赚个亿万身家）时，不动声色的革命就开始了。iTunes颠覆了音乐产业；网飞公司改变了好莱坞销售电影的模式；新媒体如推特和博客正在挑战传统媒体；可汗学院等正在免费或者以实体大学零头的收费提供世界级的大学课程。3D打印使得政府对物体的禁令几乎形同虚设，因为个人能够在他们的私人住宅中自己做生产者。1970年代兴起的量化自我运动开始于个人使用脑电图测量生物反馈，到了2000年代开始流行，因为用于个人健康的先进的可穿戴计算机技术使得人们能够自己监控食品分量、空气质量、情绪水平、血氧含量和生理以及精神状态。[10]

所有这些工具——以及许多其他工具——解放了那些想要脱离社会或者和平地退出一个压迫性体制或者只是想去创新的人。历史上，四个城市主导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波士顿（高等教育）、纽约（出版、传媒）、洛杉矶（电影、电视和音乐）和华盛顿特区（法律和立法）。今天我们有机会在地球上划出一些地方进行不需要监管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地理位置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数字世界里你立刻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些硅谷改革家们在做的就是重塑世界面貌——不是把权力中心转移到加州的帕洛阿尔托，而是任何人愿意去的任何地方。换言之，将不再有权力中心，因为权力将被分散在全球，并被置于普通公民手中。分散的政治将会由分散的智能驱动。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数千年来一直在实践的所谓政治权力的观念会在我们眼前瓦解。

存在很有力的理由要我们对所有这类普罗邦主义的蓝图保持怀疑，但新的观念总要从那里涌现，并且只要没有人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受到伤害，我找不到理由认为我们不应该鼓励这样的社会企业家，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应该在适当的地方投资和参与他们的活动。正如斯里尼瓦桑所言，“最好的部分在于——那些认为这很奇怪的人，那些嘲笑新领域的人，那些恨技术的人，不会跟你到那里。”[11]那些选择脱离旧制度的人有无数的方法可以离开。看一看You-Tube、Hulu或者直播电视，而不是网络或者有线电视。每天早上登录任何一家在线新闻聚焦，而不是打开《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现在数以亿计的人已经迁移到了云端，每天花上数个小时与数千英里以外的人通过实时高清分辨屏一起工作、玩耍、聊天和欢笑……而对他们的隔壁邻居一无所知”，斯里尼瓦桑在2013年写给《连线杂志》的一篇梳理了这类网络-普罗邦主义技术的文章中写道，“数百万人在云端找到了真正的同伴，这是对无名化的公寓楼群或者遥远的乡村居住点强加的孤立的补救。”[12]

你生活的地理空间已不重要，因为在网络空间，每个人的距离都近如测地距离，或者与社交网络上两个节点之间的分离度数一样（类似于航空网络枢纽）。这种关系就像“六度分离”游戏中，你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样。[13]作为“小世界模型”的一部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他提出了著名的电击实验）发展了六度分离的概念，用来衡量（在他们的实验中）为了送达随机寄往美国任何地方的一封邮件，人们之间要采取多少联系。[14]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联系美国国内任何地方的两个陌生人所需要的次数比我们的直觉以为的要少得多——即，六次。[15]

联通的方向不仅能够从实体走向数字，也能从数字走向实体.当线上的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相聚时就是从数字走向了实体，这里的地理空间包括私人的（朋友在电影院或者饭店聚会）和政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颜色革命）。不论一个人的母语可能是什么，有了语言翻译计划如谷歌翻译的帮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个体之间的交流壁垒大大降低了。有了诸如skype这样的通信服务，就能够免费与地球上甚至外太空（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国际空间站曾用skype通信[16]）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某个其他人实时交谈——这意味着联系的地理障碍已不存在了。多少人能够被联系在一起？没有上限。可能是100或者1000，可能是一次会议的短暂时间，也可能持续一年或者更久。斯里尼瓦桑预计随着联系的人数“增长到10000和100000以及更多，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可能会开始见到云城镇，然后是云城市，最终是云国家在稀薄的空气中孕育成形。”[17]

云国家？为什么不呢？纵观历史，人们一直在凝聚成越来越大的集体：从群落到部落，到酋邦和邦国，到主权国家和帝国。历史学家昆西-赖特用文献证明，15世纪的欧洲存在超过五千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到了17世纪早期，它们合并成了五百个政治单位。到了1800年，大概有两百个。今天有五十个。[18]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强调，在公元前2000年，仅中国一地就有不少于三千个政治实体，但到了公元前221年，只有一个。[19]一统的趋势导致政治光谱两极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从极右的法西斯独裁者到极左的世界政府梦想家——开始想象着单一的支配一切的利维坦掌权。这个观念有其逻辑必然性——如果一个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的政府已经成为组织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社会集体的永久的无所不在的力量，为什么把这个原则推广到全世界就不行？

确实不行。为什么？这是坑洞填补问题。人们最想要的是政府不要干预他们做自己的事，同时后台操作（警察和法院部门）和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运转正常，并且满足他们的即时需求（如填补街上的坑洞），而他们并不关心生活在数千英里以外的人想要什么，除非那些需求和利益恰巧是一致的。最好的政府都是无形的，意即只有当什么事情出错了我们才会注意到它们。反之，如果公共系统全部运转流畅，我们不会想到它们。问题是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几乎不可能是无形的，因为它们并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许多问题而被设计到最佳状态。

作为官僚机构的替代，让我们思考一下灵活组织机构（adhocracy），这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术语，意指“这样一种组织设计，它的结构高度灵活，耦合松散，并能经得起高频变化的检验。”[20]官僚机构的进化是对刚性、等级化和改变缓慢的民族-国家的响应，这类国家的前提是假设有一种运作组织机构的正确方式，以及对问题的应对能够标准化，可以复制，并能在别处实施。灵活机构组织是以创新和实时问题解决为前提，实时问题解决是对动态的和一直变化的环境的响应，这样的环境要求对每一新问题有独一无二的新方案。本质上，灵活组织机构是去中心的、高度有机的、水平的，而不是等级化的。正如管理专家亨利·明茨伯格的描述，灵活组织机构“涉及发现新的解决方案的创造性努力；专业的官僚机构则把它归类为一种已知的可能事件，以便运用一种标准的方案。一个涉及以创新为鹄的发散思维；另一个则涉及以完美为鹄的收敛思维。”[21]

公共部门中，NASA在1960年代以一个灵活组织机构的方式在运转，也必须如此，因为如何把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样的课题没有现成的指导手册，但到了1990年代的航天飞机时代，NASA已经走上了官僚机构之路。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国会授命的一个“黑箱”组织，任务是发现和发展新兴的科学和技术；因此，它像灵活组织机构一样行动。作为因特网先驱的阿帕网就是它的杰作之一。私人部门中，谷歌X是一个半保密的灵活机构组织，领导人是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科学家兼企业家阿斯特罗·特勒，他们的目的是发展“听起来像科幻的解决方案，如谷歌眼镜和自动驾驶汽车，两者在经历了仅仅几年发展后，已快要开花结果。[22]这些谷歌项目经常被称为“登月计划”，但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航天飞机发射。

……

考虑到这些趋势，总有一天，也许是几个世纪以后，将不再有民族-国家，在此之前的边界将在经济和政治上充满如此之多的渗透性，以至于边界的概念本身将会被淘汰，我们将会看到代之而起的是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城市国家的回归。可能，最有权力的人物不再是贪恋权力的国王和女王、虚荣自负的独裁者和煽动家、狂妄的希特勒以及自我中心的总统和总理，取而代之的会是……市长。没错，就是那个为新建筑的奠基典礼剪彩的人，那个为了保持犯罪率最低和灾难可控而与警察和消防局长并肩作战的人，那个为了保证公交准点与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接洽的人，那个为了创造最好的在校学习环境与教育专家会面的人，以及那个填补坑洞的人。

听起来很疯狂？在政治科学家本杰明·巴伯看来并非如此，他的2013年的著作《如果市长统治世界》——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是“功能障碍的国家，正在崛起的城市”——论证了这一点：“面对我们时代最危险的挑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困和毒品、枪支和人口交易——世界各国看起来已是束手无策。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这些问题太庞大、太根深蒂固、太分散。难道曾是民主制最大希望的民族国家今天已经无效和过时了？”巴伯的肯定回答引述了前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的入木三分的观察：“修下水道不存在民主或者共和的方式。”[23]

巴伯称，城市“没有边界和主权的负担，这些负担羁绊了民族国家彼此合作的能力。”民族国家及其领导人关注国家议题，而我们中的大多数关心邻里问题。市长，而不是总统（或者首相、行政首长或者联邦总理）最有条件处理即时的和地方性的问题。因此，巴伯建议，如果我们需要某种议会（或者参议院或者国会或者某种其他形式的人群集会，而这些人不认识你也对你的即时问题毫不关心），那就应该是市长议会：“城市统治的地球代表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范式——是民主全球地方主义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是扁平的而不是等级的，是实用主义的相互依赖而不是国家独立的陈旧意识形态。”一旦你思考这个问题，原因一目了然。巴伯写道，城市“收集垃圾、收藏艺术，而不是收割选票或者收拢联盟。城市建造建筑、运行巴士，而不是树立旗帜和运作政党。城市保护水流而不是武器流动。城市培育教育和文化而不是国防和爱国主义。城市促进融合而不是夸大例外。”[24]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这样解释与联邦政府打交道的问题：“我不怎么惟华盛顿是从。我这个层次的政府与其他层次的政府之间的区别在于行动在城市水平展开。在这个国家政府什么都做不了的时代，这个国家的市长们必须处理真实世界。”恐怖主义如何？那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吗？不完全是。恐怖分子不是袭击一个国家。他们袭击一个具体的目标，诸如建筑或者地铁。他的助手在国土安全部训练了十八个月后，布隆伯格总结说，“我们在华盛顿什么也学不到。”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样。例如，在由各国代表团参加的2012年墨西哥城气候变化大会几乎无果而终以后，来自207个城市的代表签署了《全球城市气候协定》，并且承诺在本地寻求“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策略和行动。”[25]

在《智慧城市》一书中，纽约大学城市研究教授安东尼·汤森德回顾了城市的历史。该书认为，城市里“建筑和基础设施以精确的、预先确定的方式分流了人和货物”，计算机和互联网改变了人与货物的流动，把它们内部以及之间的人联系到了一起。“智慧城市用信息技术解决或新或旧的问题”，因为它们能够“动态调整，从海量的传感器中采集读数，把这些数据输入能够看到大局的软件。”汤森德还把市长看作未来的关键，并且他展示了全世界的市长们正在如何与IBM、思科、西门子、谷歌和苹果这样的公司合作解决下述的一系列问题，如犯罪、污染、垃圾收集、零售业客流量、高层公司办公空间、能耗、住房、公共空间使用、停车、公交和折磨着所有城市的——我早就知道，因为我住在洛杉矶——交通。[26]他送给城市规划者的DIY（自己动手）一章的标题就是完美的普罗邦主义：修修补补走向乌托邦。

城市交通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城市规划师杰夫·斯佩克所称的“可走性（walkability）”。[27]让人们走出汽车，迈开双脚，对交通和减少污染都有好处，也有益健康。如果你的活动范围步行不能满足，那么好消息是有场自行车革命正在发生。很多城市实施了自行车共享计划，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借车在另一个地方还车，除此之外，还正在提供更多数量并且更宽的自行车道，确保骑车更安全。到2013年中，世界范围内已有535个自行车共享计划，已有超过50万辆自行车准备就绪。共享计划确实发挥了作用。我已经在一些城市试过，并且虽然因为这些自行车必须很坚固，所以必然很笨重，但它们通常能像公交一样快捷地送你从一地到另一地。

《全球概览》和恒今基金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称，“城市能干国家所不能干的。”它们解决地方性问题。布兰德列举了超过两百个致力于实现地方性改变的组织，包括地方政府国际联盟、世界大都市协会、美国城市联盟、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协会、C40全球城市气候领袖群、联合国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新汉萨同盟和特大城市基金会。[28]布兰德还指出，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现在住在城市，并且比例仍在快速增长。[29]“城市是历史最悠久的人类组织，也是变化最快的人类组织。当前世界正在大规模地不可阻挡地城市化……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城市国家重新涌现为主动性的经济玩家。”[30]他指出1800年时只有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年时已经增长到14%。2007年达到50%，到2030年将会超过60%。他说，“我们正成为一个城市星球”，其中的“交流和经济活动超越国家边界。”

当人们迁移到城市时，发生了另一件事：生的孩子少了。布兰德写道，“大规模城市化正在使得人口爆炸降温”，“当人们来到城镇，他们的生育率立即下降到每个妇女2.1个小孩的更替水平，并且继续下降。”专就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而言，环球妇女基金的领导人卡维塔·拉姆达斯告诉布兰德，“在村里，对于妇女来说服从丈夫和家族长辈、舂米和唱歌就是一切。如果她搬到了城镇，那么她就能获得工作，从事某项职业，并且让孩子受教育。她的独立性上升了，而宗教原教旨主义减弱了。”[31]

城市，而非国家，可能是人类的未来。我们如此习惯于把民族国家作为标准，以至于我们忘了它作为观念的存在——看怎么定义（由政治还是由人民）——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而城市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32]哈佛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称城市是“我们最伟大的发明”，让人们更富裕、更聪明、更青春、更健康甚至更快乐。[33]然而，长期的历史趋势可能是这样一条U型曲线，文明伊始存在大量的政治单位，在随后的数千年中，随着较小的国家联合成较大的国家，数量一直在减少，但曲线并没有触底而成一个世界政府，而是反弹，再次上升回到数量多得多、规模小得多的政治单位，这些单位由那些对解决地方性问题最感兴趣的人在本地直接管理。

集权衰退的长期趋势无所不在，莫伊塞斯·纳伊姆在《权力终结》一书中对之做了详尽记录。他写道，“权力在扩散，历史悠久的大玩家越来越多地受到较新的较小的玩家的挑战” ，“而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在运用权力的方式上也受到了更多限制。”纳伊姆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者阻止其他群体和个人的当前或未来行为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不仅是“从肌肉转移到大脑，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老旧的企业巨头转移到灵活的初创公司，从深堑高墙的独裁者转移到广场和网络空间的人们手中”，它也在衰弱，并且“难用——易失。”纳伊姆的标题有点误导人，因为它暗示权力已经终结，但他的观点是尽管“美国或者中国的元首，J.P.摩根或者壳牌石油的CEO，《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和教皇继续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但他们比其前辈权力要小。[34]

例如，地缘政治学上，坐拥巨大的军队已经不能给你像以前那么大的权力。伊凡·阿雷金·托夫特200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1800年到1849年间的不对称军事冲突中，较小的国家仅仅实现了当时的战略目标的12%，但1950年到1998年间，较弱一方成功获得当时目标的55%。想想越南战争，独裁者和煽动家也都出局。纳伊姆报道称，“1977年，共有89个国家由独裁者统治”，“到2011年，这一数字萎缩到了22。”CEO们也在失去权力。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1992年CEO任职满五年的可能性是36%，1998年是25%，到了2005年所有500家公司CEO平均仅能掌权六年。塔尖的公司也在走下坡路，五年内滑出前五分之一的可能性从10%增加到25%。[35]

对于我的道德进步的未来的观点，纳伊姆写道，“我们处在一场积极的政治和制度创新的革命浪潮的边缘”，其中“权力在太多的舞台都在经历着变化，它不可能免于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重要变革，即人类自己组织起来做出他们生存和进步必需的决定。”他强调，我们今天拥有的几乎所有政治制度和原则——代议制民主、政党、独立司法、司法审查、公民权利——都是18世纪的发明。纳伊姆预测，下一组政治发明，“不会是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或者急剧的，不会是峰会或者会议的产物，而是散乱的、不规则的、间歇的。”[36]

谁知道？此时，我们都在推测，但也许60年代的环保主义者贴在保险杆上的口号给出了正确回答：“全球视野，本土行动。”

还有另一则口号：“历史思考，理性行动。”第一则口号预告了第二则。道德进步的长期历史趋势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实际上可能需要一个利维坦——某种形式的支配一切的政府——来震慑我们心中内在的魔鬼，来激发我们更好的天使面相。但我们不要被诸如民族国家或者城市国家这样一些标签强加的绝对思维所限制，因为这些只是描述治理——不同规模人群——的线性过程的方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类制度采取过诸多形式，但最终他们缩小了自己的范围以包括下述的，并为今天的大多数西方民族所共享的特征（称之为正义和自由十二条）：

1.自由民主制度，所有成年公民都有选举权。

2.法治，由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通过诉讼程序才能改变的宪法定义。

3.可行的立法制度，以制定公平和正义的平等且公平地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不论其种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

4.有效的司法制度，以公正执行那些公平和正义的同时采纳惩罚性和恢复性司法的法律。

5.保护所有公民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不论其种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

6.强力部门，保护公民免遭一国之内的其他人发动的袭击。

7.强大的军队，保护我们的自由不受其他国家攻击。

8.财产权和与国内外的其他公民和公司自由贸易的权利。

9.经济稳定性，凭借安全和可信的银行和货币系统。

10.可靠的基础设施和旅行与迁徙自由。

11.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

12.大众教育、批判性思维、科学理性和知识对有所人是现成可及的。

这些是构成一个正义和自由社会的基本要素。[37]例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艾琳娜·帕纳提斯在她的《无界繁荣》（prosperity unboud）一书中表明，1990年代秘鲁财产权从非正式向正式（她称为从“不真实财产”转变为不动产）的转变如何提升了小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价值，如何增加了产权交易的信托，如何启动了这个苦苦挣扎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鉴于全世界有一半的财产所有者生活和工作在保护财产权及其交易的正式结构之外，仅这一项制度就可以成为规则改变者。[38]

同样，社会人类学家斯宾塞·赫尔斯在《社区艺术》一书中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人们能够聚集为非政治的，既包括私人领域也包括公共领域的志愿社区。世界各地已经存在很多这样的社区，运转平稳高效。例如，购物中心就是所有人社区（proprietary community），同样的还有分契式公寓大厦、移动家庭公园、老年社区、工业园区、私立院校和企业园区如微软、苹果和谷歌的园区，它们本质上是以所有权而不是政治方式运转的微型城市。旅馆是另一个贴切的例子。“旅馆有自己的公共和私人区域，当做街道的走廊和当做广场的大厅。大厅的市政公园中，雕塑、喷泉和绘画一应俱全。它有自己的购物区，在那里饭店和零售商店吸引着顾客光临。它的公交系统，恰好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39]当你定了旅馆的房间，房费中包括水、电、暖气与空调系统和排水等设施，如果支付额外费用，你会得到客房服务、在映的电影和高速互联网接入。还通过保安和喷洒灭火系统提供安全和消防保护。许多旅馆还有提供宗教服务的小教堂、婴儿照顾和玩耍区、甚至剧场表演（尤其在拉斯维加斯）。这个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主要区别在于，旅馆完全是私人的，并由自愿契约组织。

能够把所有人社区的概念扩展到全球吗？在2014年的著作《无界无政府主义：为什么自治比你想象的好》中，经济学家彼得·莱森提供了大量的社会自组织的例子。自组织的私营个人在不需要政府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合作，并且即使没有世界政府，正如我们在战争的减少与新和平中看到的，国家间不知不觉已经发现了非暴力解决冲突和争端的路径。[40]千真万确，但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者指出所有这类所有人社区都是位于主权国家之内，正是主权国家提供了：抵御外国军队的军事保护，阻止破坏者和其他罪犯的警察保护，联结私人道路的公共道路，裁定违约争端的法庭和确保支配一切的法治得到公正和正当执行的对暴力的合法使用的垄断。正义和自由十二条是能够在比如城市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中得到维持，还是最终会被其他社会技术取代，如产生同样结果的所有人工具（例如，媒体人而非律师和法官），还有待观察。有一些社会理论家认为他们能做到（自由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市场无政府主义者[41]），尽管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为了避免私营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所有人社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至少最低限度的国家是必要的，罗伯特·诺齐克的经典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42]问题似乎在于，一旦这样的最低限度的国家为了这些基本要素建立了起来，它会不可逆转地膨胀为臃肿累赘的官僚制度，为了运作必须吞噬一个国家越来越多的GDP，而联邦法律和规章大概有一亿个词，使得完全遵守变得不可能。[43]

不论发生什么向前的改变，历史告诉我们要想成功，它们应该以一种普罗邦主义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实现，正如托马斯·杰弗逊对美国革命的反思一样：

我不主张频繁改变法律和宪法，但法律和宪法必须与人类心智携手前进。随着心智变得更加发达、更为文明，随着新的发现出现、新的事实涌现和习俗与观点改变，制度也必须随着这些情境的变化而向前发展，以便跟上时代步伐。我们可能会像要求一个男人仍然穿他儿时合身的外套一样，要求文明社会永远处在他们的野蛮祖先的政体之下。[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