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更好的或者更坏的

霍布斯的利维坦（或者主权国家）需要一定程度上控制“国民”，20世纪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政权把这种控制付诸实践，但最终都彻底失败了。霍布斯的理论成了意识形态专制的牺牲品：要么人们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要么人们把所有的权利和自由让渡给国家，国家控制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例如，霍布斯提议，“每个人应该声明，在下述条件之下，我授权并让渡自我管理的权利给他者或者他者的集合，即你以相同的方式让渡自己的权利给他者、并授权他者的所有行为。”这个“伟大的利维坦…… 为了和平与共同防卫，当他认为合适时，可以动用其全部力量和手段。”这个主权国家拥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几乎绝对的权利和权力：国民不能够改变政府形式，也不能把他们的权利转让给另一个主权国家。持异议的少数必须赞成国家并服从多数人的信条，“否则就会被抛入他之前所处的战争境况。”

主权国家在国民面前是“不可惩罚的”，他还是决定国民的“和平与防卫”的唯一法官，这里面包括“什么观点和学说不利于”国民整体，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可以。“主权国家拥有制定规则的全部权力，每个人凭借国家制定的规则可以知道他能享有什么物品，他能做出什么行为，而丝毫不受任何其他国民的妨碍；这些有关国民行为的正当性……善、恶、合法和非法的规则就是民法。”主权国家独自决定何时及何处开战、与谁开战、军队部署的规模、使用何种武器，并且主权国家当然有权向国民征税以支持整个行动。

如果说这对现代西方人的自由偏好来说还不够极端的话，霍布斯建议主权国家甚至应该控制国民的“买卖自由和其他方面的契约自由；选择住所的自由，选择饮食的自由，选择人生职业的自由；以及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自由，等等。”[73]

让渡如此多的控制和自治权给予国家的问题是，运转国家的人像每个其他人一样也有缺点、偏见、成见、渴望和欺诈诱惑。囚徒困境中的“霍布斯陷阱”在政府中与在商业和体育中一样严重。授予某个人——任何人——过多的权力会产生滥用职权和把他人当作傻瓜一样对待的诱惑；这种诱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强大得难以抗拒。欧洲君主的过度权力导致了对权力的极大滥用，这正是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所要奋起反抗的。这也是詹姆斯·麦迪逊在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时头脑中所考虑的，他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不同分支之间需要相互制衡：如果人类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天使将要治理人类，就不需要不论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对政府的控制。”[74]这也正是埃德蒙·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的所思所想：“对人的限制和自由一样，都被看作人的权利。”[75]

民主制度的发展回应着18、19世纪的君主专制和20世纪的独裁政体，因为民主制度授予个人的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看到理性、经验主义和反威权主义不是自由民主制的产物，而是它的生产者。民主选举类似于科学实验：每隔几年，通过选举小心改变变量，观察结果。如果想要不同的结果，就需要改变变量。[76]美国的政治体制常常被称为“美国实验”，开国元勋们就是这么谈论它的，并且把这个民主实验看作达到目的的方法，而非目的本身。

很多建国之父事实上就是科学家，他们谨慎地使得数据收集、假设检验和理论形成的方法适用于建构国家。任何发现都是暂时性的，他们的这一理解促使他们发展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中怀疑和辩论是有效政体的核心。杰弗逊、富兰克林、潘恩和其他人都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需要攫取的权力。他们看待民主的方式就和他们看待科学一样——作为一种方法而非意识形态。本质上，他们论证了没有人知道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因此不得不建立一套允许实验的制度。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检查结果，不断重复。这正是科学的心脏。如托马斯·杰弗逊在1804年所言，“没有什么实验比我们现在尝试的更加引人入胜，我们相信这个实验会确立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结尾，那就是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真理来统治。”不管怎样，正如他注意到在科学中开放的同行评议和辩论自由增加了发现暂时性真理的可能性，杰弗逊补充道，这场勇敢的在新大陆展开的新的政治实验无条件地依赖获取知识的开放渠道，以及公民自我观察和自我思考的自由：“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让所有的真理之路向他敞开；迄今发现的最有效的路径是新闻自由。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害怕自身行为受到调查的人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堵塞言论。”[77]

甚至，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陈述的《独立宣言》背后的诸基本原则，事实上也都是扎根于一种科学推理，杰弗逊和富兰克林在他们工作过的所有其他科学领域运用过这种科学推理。让我们看看这基石般的一行文字，“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他的《富兰克林传记》中叙述了富兰克林如何把“不言而喻”一词加入杰弗逊原稿的故事，时间是1776年6月21日，星期五。

他最重要一处编辑虽然改动微小但反响巨大。他用惯用的重重的反斜杠划掉了杰弗逊短句中的最后三个词，以妙笔生花之笔把“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神圣而不可否认的”改成了现已名垂青史的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相比杰弗逊推崇的哲学家洛克的影响，“不言而喻”的真理的观念，更多是受牛顿支持的科学决定论和休谟的分析经验主义的启发，后者是富兰克林的密友。在以“休谟之叉”知名的区分中，这位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和莱布尼兹以及其他人一起发展了一种理论，在描述事实的综合真理（比如“伦敦比费城大”）和凭借理性和定义而不言而喻的分析真理（“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之间做出区分。使用“神圣的”一词，杰弗逊在有意或无意中肯定了讨论中的原则——人和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平等——是宗教断言。相反，富兰克林的修改使之成为理性的认定。[78]

这个假设，即基于理性的启蒙思维带来道德进步，可以通过历史比较和调查那些反启蒙价值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来加以检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纳粹德国以及最近奉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镇压自由探索、猜忌理性、盛行伪科学，结果则是停滞、倒退，甚至崩溃。批评科学和理性的一神论和后现代主义评论家通常为灾难性的苏维埃和纳粹乌托邦贴上“科学的”标签，但它们的科学只是薄薄的表层装饰物，深层是反启蒙、田园牧歌、对基于种族和地理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天堂般幻想，克劳迪娅·昆兹（Claudia Koonz）的《纳粹良知》[79]和本·柯能（Ben Kiernan）的《鲜血与祖国》[80]正是这方面的记录。

这些乌托邦化的、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家在功利主义的名义下，有时会造成难以置信的人口损失；在这种功利主义计算中每个人都被假定为永远快乐，所以，持有异议的个体都被贴上国家敌人的标签，以集体之名予以消灭。如果甚至民主国家的理性人群今天也同意为了救五个人改道失控列车杀死一个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可以想象一下，说服生活在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国家的沉浸在乌托邦思维中的人们杀死一百万人来拯救五百万人会是多么容易；比例是一样的，但绝对数字就是种族灭绝。除此以外，加上民族和种族不平等的反启蒙信念和法律面前人因观点和面孔而不平等（如纳粹政治论家卡尔·施密特宣称“并非每个有着人脸的存在者是人”[81]），你就有了种族灭绝方案。

作为对比，在基于理性的世界观如启蒙人道主义中，交互视角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合理地为高于他人的特权辩护，道德从有利于集体的视角转向有利于个体视角，并且政治制度设计是用来解决此时此地面对的特定问题，而不是用来服务于遥远未来的某些毫无根据的不可触及的乌托邦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