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无知或者沉默的螺旋

为了理解一群人,或者整个国家,如何会变得似乎接受一个它的大多数个体成员或者公民可能会拒绝的观念， 我们必须转向所有社会心理学中最令人费解的现象之一。当群体中的成员不相信某事，但错误地相信群体中的其他每个人相信它，就会出现多数无知——并且如果没有一个人大声说出来，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并因而导致个体行为与性格脱节。

以在大学校园酗酒为例。普林斯顿大学的克丽丝汀·施罗德和黛博拉·普伦蒂斯199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学生相信，对于校园喝酒行为，他们的同学全都比他们自己感到更加惬意。”另一项普伦蒂斯和同事黛尔·米勒1993年在普林斯顿进行的研究发现了饮酒态度上的性别差异，不出所料，“随着时间推移，男学生的态度转移到了他们错误地相信是规范的那个方向上去了，而女学生没有这样的态度改变。”[64]然而，女性也未能免于多数无知，心理学家特蕾西A.朗伯和她的同事们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关于草率性行为问题，“女性和男性都估计他们的伙伴能够比自己更加惬意地参与这些行为。”[65]换言之，这些大学生称自己不倾向于酗酒和草率交合，但大部分其他人倾向于如此，因此他们随大流。当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这么想，一个大多数个体成员并不认可的观念就能够控制住整个群体。

多数无知可以变形为政治迫害、清洗、大屠杀和高压的政治制度。欧洲的政治迫害蜕化为先发制人地确定罪名，唯恐有人被首先认为应该有罪。[66]以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讲的一个故事为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斯大林缺席，人们站起来为斯大林欢呼了十一分钟，直到一名工厂管理者终于坐了下来，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每个人，但除了斯大林的党务官员，确切地说，他们当夜逮捕了那个人，并把他送到古拉格关了十年。[67]社会学家迈克尔·梅西和同事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个效应：“人们强制执行不受欢迎的规范，以表明他们的服从是出于真诚的信念而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实验室研究表明，为了避免看起来好像只是在伪装，在社会压力下与规范保持一致的人们更有可能惩罚偏离规范的人，以此作为宣示他们发自肺腑的忠诚的方式。合在一起，“这些结果展示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在其中，感觉到的保持一致的压力和对不受欢迎的规范的虚伪的强制执行互相强化。”[68]

盲从为多数无知效应准备了成熟条件，社会学家休伯特J.奥高曼1975年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奥高曼指出，“1968年大多数美国成年白人大大夸张了其他白人对种族隔离的支持”，那些过着隔离生活的人尤其如此，因此强化了沉默的螺旋。[69]心理学家利夫·万博文200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个多数无知起作用的有趣案例，“学生把支持平权法案的同学的比例高估了13%，把反对平权法案的同学的比例低估了9%。”他把这个结果归因为政治正确，这迫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过着双重生活，公开信奉我们认为其他人持有的那些信念，而私下持有可能不同于这个假想的规范的那些信念。万博文分析的结尾是对（2000年时）正在兴起的同性婚姻争论的评论，可谓有先见之明：“有人可能会预料对明显的政治不正确的恐惧会导致对很多政治正确议题的多数无知，这些政治正确议题包括人们对待男女同性恋婚姻或者收养的态度，他们对那些坠入浪漫关系的人们的合适标签的看法（是‘男女朋友’还是‘伴侣’？），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西方经典在人文教育中的角色的信念。在担心表现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程度上，或者正相反，在文化性上麻木不仁地压制对这些议题的私下怀疑的公开表达的程度上，多数沉默注定会出现。”[70]

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多数无知是件好事，因为很多私人想法在道德上是倒退的，再考虑到转变信念和偏好通常所花的时间，以及很多私下持有政治不正确信念的人可能宁可并未持有这类信念的事实。正如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每个人都有除了对朋友对任何人都不会讲的回忆。他的头脑中还有一些要紧的事，他甚至不会向朋友透露，而只会向自己秘密诉说。而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人甚至害怕告诉自己，并且每一个正派的人都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在头脑中束之高阁。”[71]

幸运的是，有一个途径可以打破多数沉默的禁锢：知识和透明。在施罗德和普伦蒂斯有关校园酗酒的研究中发现，让刚入学的大一学生参与朋辈引导的讨论，并在讨论中向他们解释多数沉默及其后果，可以显著减少后来的学生的酒精摄入量。[72]社会学家迈克尔·梅西发现，在一个有着大量的互动和交流机会的电脑模拟的社会中，当怀疑论者分散在真正的信仰者中时，社会连通性充当了防止不受欢迎的规范吞噬社会的安全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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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a-h）是所有这些因素如何能够在现实世界起作用的视觉记录，这个现实世界的例子就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德国科隆。在一次对这座美丽城市的访问中，我咨询了NS·Dokumentationszentrum der Stadt Koln（科隆市国家社会主义文献资料中心），以评估纳粹如何设法接管一座城市。渐渐变得清晰的是，他们一个区一个区，一座房子一座房子，甚至一个人一个人的占领，这是把全德国纳粹化的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但又是通过地方长官和区域管理者协作在地方实施的。[74]这家博物馆所在的建筑是1935年10月到1945年3月科隆盖世太保总部，它收藏的档案记录下了权力的夺取；日常生活中的宣传，包括对年轻人文化、宗教、种族主义的宣传，尤其是对消灭和灭绝科隆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宣传；以及最后，战争期间的反对、抵抗和社会。最后一张照片，是盟军贴出的科隆的地标之一，拍下了希特勒一句讲话中提到的历史进程的整个时间跨度及其最终失败：“给我五年，还你一个不认识的德国。”雄伟的大桥横跨莱茵河，毗连科隆大教堂——沉在水中，碎成碎片——展示了在这种情况下结束罪恶要付出的代价。

图9-1　纳粹如何接管德国科隆的视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