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与未来研究趋势

1.缺乏整合的思路探讨创业压力源、认知评价、应对策略与倦怠之间的过程机制及其作用模式的分析。

首先，本研究认为至少应该有四种必要因素来建构这样一个理论。首先，应该有一套非常全面的不同分析水平的变量；其次，应该建构预测变量更具有概括性。Maslach（1993）提出的独特的具有竞争力的倦怠要素关注的是人际关系。再次，许多解释观点都强调认知要素和社会应对在倦怠结构中的重要性。认知要素方面，归因风格研究认为那些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内在的、稳定的和全面的因素（比如技能），把失败归因于外在的、不稳定的和特殊的要素（比如糟糕的运气）更有可能在面对失败时比那些把失败归因于内在因素，把成功归因于外在因素的个体乐观（Buchanan&Seligman，1995）。在某种意义上，个体引导自己“成功”而不是“失败”。同样的，Hobfoll和Freedy（1993）资源守衡模型认为当个体意识到丢失或者威胁到资源而非一种收益，倦怠自然产生；社会要素方面，有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影响过程——从社会比较理论到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个体必须思考，感知并且要对倦怠采用行动（Buunk& Schaufeli，1993；Leiter，1988）。因此，倦怠是同时的：一种刺激对某一个群体可以激发挑战，也许对另一群体而言就是不可攻克的障碍。比如，Barley和King‐ht（1992）认为护士由于社会化就会被唤醒同工作相关的“压力”，而且对所处的情况的需求合理化，而医生就会学会避开压力标签，在面对不利环境时，担心破坏了胜任力的职业要求。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如果有一个护士样本和一个医生样本，面对压力源相同时，护士可能会报告有更高水平的压力。

其次，从需求视角来看，缺乏对企业家的创业压力源模型的探讨、修订和验证。压力研究根源的探讨是关键。找到根源才能基于问题探究其发展过程和其中的关键变量。而企业家的创业压力源模型在中国背景下没有更深入和细腻的探讨。

最后，研究更多单纯关注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与应对策略的关系，没有探讨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交互作用对应对策略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关注不同评价所起到的联合作用。笔者拟在这方面深入挖掘企业家认知评价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深化我们对压力理论的理解。

2.忽略对情绪应对策略维度的细腻划分，深入挖掘企业家应对策略的探讨不足。

首先，这一领域中，大多研究者虽然背景更为复杂，但都承认应对是个体与环境独特组合产物的交互作用论观点（Petersan，1989）。虽然用回避、否认来处理不良情绪历来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有异议。Suls和Fletcher（1985）元分析结果显示，短期内涉及回避的策略与涉及积极应对的策略同样有效，而长期看来，积极应付更为优越（Rodin&Salovery，1989）。很多研究得到，在应激可以由行动直接处理时或是长期问题时，问题指向应付更有效，而在低控制情境中，情绪指向应付最有效（Folkman&Lazarus，1985）。这个结论在癌症病人的应对与死亡率研究中有惊人验证。企业家创业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创业环境，要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采用何种应对策略缓解职业倦怠，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时间框架尽管是关键要素，但是也是产生最多问题的要素。某些个体相对迅速倦怠下去，而另一些个体从未倦怠。进一步来讲，压力源，比如工作负荷可以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同时缺乏技能使用也会产生更多的效果（Leiter，1993），然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在探讨压力源、应对策略与倦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进程。

3.过多关注员工、教师、警察背景的倦怠问题，忽略企业家的倦怠构成特征及模型验证。本文认为，倦怠过程模型仍旧存在争议，不仅是因为研究者思考的角度问题，更由于不同的样本特征，因此，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的倦怠过程模型。但是，倦怠的维度却是确实存在三个子维度。中国文化背景下，民营企业家的倦怠模型是否依然存在三个维度，其真正的概念结构特征需要进行重新验证。是否应该加入一直缺少的认知维度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Ashforth和Lee（1997）认为倦怠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建构起来的，而且总体而言，倦怠基本上是一个过程。

4.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下的压力和倦怠研究本土化关注度不够。针对企业家样本的倦怠探讨程度更是远未充分。在文化认同度、文化生态互动、本土研究定向、引导唤醒自觉等研究基础上，应对压力的研究内容、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干预手段进行本土化的调整与充实。在测量工具和实验设计上应该充分考虑到研究背景的本土化因素　，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中有益的成分（张琳琳、张静，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