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吗

值得指出的是，制度变迁并不总是按照某一个方向而“线性演进”，中国制度变迁带来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企业家才能生产性供给的增加。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企业家才能配置方向的制度环境一直在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之间“颠簸前行”，并不时伴随着“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出现制度环境的“恶化”。与此同时，从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各种形式进行寻租的“非生产性创新”活动也同时呈现“高增长”状态，以至于出现中国学者吴敬链等（2006）、陈刚等（2008）称之为高增长、高腐败并存的“双高之谜”现象。这种状况令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得不进行冷静思考。而纵观中国历史，似乎存在一种由盛转衰的历史轮回（杨汝岱，2008）。特别的，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国家贸易冲突加剧等不利环境，中国产业整体上迫切需要走出代工生产与“悲惨增长”的低端困境。这意味着，只有加大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的激励，强化自主创新和R＆D投入，中国经济增长才有可持续性的希望。反之，如果制度环境鼓励企业家的非生产性配置，则中国经济增长将有重复中国历史上“盛衰轮回”的危险。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制度环境、企业家才能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一番更为深入的分析。特别的，有必要在鲍莫尔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融入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全球分工等因素。

1.报酬结构、企业家才能配置与制度安排

在一般意义上，直接影响企业家才能在不同用途（或部门）之间配置的因素众多。其中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比较优势和报酬结构（相对报酬）（Mur-phy et al.，1991）。由于企业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大量的角色，在很多角色中其才能可以重新配置（Baumol，1990；Murphy et al.，1991；Acemoglu，1995），报酬结构对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相对于比较优势来说更具主导性。进一步，由于个人对报酬的评价通常同时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报酬结构可以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报酬结构。

首先从静态来看。在物质层面上，一个直观的结论是，当企业家才能的生产性配置得到更多的报酬，而非生产性配置得到较少的报酬，可以预期，一个社会中更多的企业家才能将配置到生产性用途上。类似结论对于精神层面的报酬结构同样成立。当企业家从事R＆D以及技术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相对于寻租而言，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尊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荣誉，一个社会中企业家才能将更多地被配置到生产性用途上（Acemoglu，1995）。反之，则反是。当同时考虑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报酬结构时，情况变得相对复杂。当二者具有正向关系时，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前述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然而，二者具有反向关系时，并无足够的经验证据可以用来进行判断，因为企业家此时在其才能配置的选择上会出现认知冲突，高物质—低精神组合与低物质—高精神组合的报酬结构对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都是不稳定的。但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企业家积累财富初期，物质层面报酬结构相对占主导地位，当企业家财富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以上，精神层面报酬结构将占主导地位。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可以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企业家在创业初期会不择手段地挖掘“第一桶金”，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常有“原罪”倾向。

其次从动态来看。由于一个社会新生人力资本的学习起始于已经存在的规范和角色模式，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及其价值判断也常常参照前人（Cole et al.，1992），或者是遵照过去的实践。因此，一个社会某个阶段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将影响后续企业家才能的配置。从而，报酬结构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具有历史依赖性（Acemoglu，1995）。在一个高寻租均衡的社会，其新生一代将习惯于接受寻租，即使其认为寻租是不道德行为。如果新生一代出现越来越多的寻租者，人们将倾向于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进行适应性调整。这样，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将走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寻租陷阱。反之，一个高生产性企业家创新的均衡社会中，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结构将以相反的路径去影响新生企业家的才能配置，经济将走向一个鼓励和激发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深陷“寻租社会”而无法自拔，而全球90%以上的R＆D支出发生在OCED国家，其中超过35%的R＆D支出是由美国完成？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家才能的报酬结构是内生的。Baumol（1990）指出，各类企业家行为的相对报酬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也即报酬结构内生于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安排存在共时关联和历时关联而产生制度惯性（青木昌彦，2001），不同的制度安排通过报酬结构的内生性质将制度的惯性传递到企业家才能的配置上，导致R＆D投入和技术创新巨大的跨国差异。

按照North（1990）的分类方法，制度对报酬结构的作用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个方面。通常，在短期内，正式制度更显著地影响物质报酬，而非正式制度对精神报酬的影响更显著。正式制度对物质报酬结构的影响是通过企业家才能在不同用途上获取租金的相对机会和实现程度来起作用的。由于企业家才能存在报酬递增的性质，且适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用途，则相对报酬的高低等价于报酬递增的实现机会和程度。报酬递增与某种用途（部门）的市场规模、组建组织的规模、占有租金的比例成正相关关系（Murphy et al.，1991）。如果一个社会具有限制特权、垄断和管制，高效率的法庭裁决和执行机构，竞争性的融资市场、透明的融资规则、低廉的融资成本，以及保护私人产权等制度安排，则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用途将面临更大的市场规模，更容易创立企业和做强做大，也更有可能避免其才能租金受到侵害。生产性用途上报酬递增实现机会和程度的增加一方面提升了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的报酬，另一方面通过替代关系降低了企业家寻租等非生产性用途的报酬。

从非正式制度来看，一个社会的主流商业文化和信仰是关键性的。其通过“社会合法性”或“社会一致性”（social consensus）（Acemoglu，1995）来影响企业家感知到的精神报酬而起作用。比如，中国古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哲学主张就暗含了对财富社会合法性的评价。在欧洲中世纪时代，贵族阶级追求财富的“主流方式”是政治和战争，而不是从事工商业生产。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得到普遍认可，后者则被普遍歧视（平乔维奇，1999），尽管从物质层面的财富来看，二者毫无差别，甚至前者对勇气、魄力和创新精神的要求更胜一筹。在现代意义上，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信仰偏好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则企业家才能用于技术创新等生产性用途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地位和荣誉。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主流文化和信仰倾向于“唯利是图”和投机，则企业家非生产性的寻租会被认为是追求财富的捷径，寻租的成功会被认为是“真正有才能”的表现，通过技术创新等生产性活动来追求财富反而被认为是一种“笨方法”。中国语境当中的“能人经济”、“会搞”就体现了这种含义，尽管其并非在完全意义上都是非生产性的。

在现实经济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常常是相互关联的，在短期内或互补或替代（崔万田，周晔馨，2006）。但从长期来看，制度的内生性及其自我实施的效果，非正式制度更具有决定性（格雷夫，2008），社会主流的商业文化对报酬结构乃至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也更具根本性。

2.创新冲突、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与制度变革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生产组织国际分工的深化，中国企业低技术含量的竞争劣势日益凸显，产业深陷“微笑曲线”的底端而难以升级。为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获取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然而，国内目前的创新环境却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战略存在着冲突。

其一，计划经济的“回潮”。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将计划经济时代拥有的很多权力掌握着不放，还借存在“市场失灵”如金融危机等，需要实行国家调控的名义，巩固计划经济时代拥有的权力，甚至进一步扩展和延伸权力，以“后市场化”的要求维护“前市场化”的地位和权力。实际上，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国进民退”情况（吴敬琏，2008c）、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与政府投资规模的增长、借保护劳动者利益而干预市场劳资间自由合约（陈志武，2008）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计划经济的“回潮”。

其二，寻租盛行的市场与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价格双轨制”所引发的“官倒”到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暗箱操作，寻租和腐败一直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几乎涉及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寻租已经演化成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寻找关系——关系出租、编织关系——感情投资、巩固关系——资源投资、发展关系——交换资源”路径（黄晓晔，200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制不健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使得金融领域“洗钱”式的纯寻租现象近年来大有增长之势。一定程度上，非生产性的寻租在中国目前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化。

其三，私营经济的萎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活力的私营经济，近年来面临两种力量的不利影响。一种是来自具有先进科技和管理技能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另一种是国有企业垄断保护下的市场挤压。加上世界经济形势衰退、金融危机、融资困难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008年浙江省有上万家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广东有7000家港资企业停业（吕福新，2008），全国有6.5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国研网）。中国私营经济开始出现萎缩迹象，许多中小企业几乎“举步维艰”。

上述环境意味着，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领域的配置将面临扩大再生产或创业的困难、市场萎缩和脆弱的产权。这些因素首先降低了“在位”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物质报酬，或者增加了实现报酬递增的难度，迫使这些企业家偏离主业而进入一些可以获取暴利的机会性行业，或者为了做强主业而不得不向政府寻租来得到特别的支持。其次，降低了企业家在生产性领域实现报酬递增的预期，而对潜在的生产性企业家形成负激励，使得很多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士选择了其他职业。上述情况在寻租盛行的经营环境与寻租文化的强化下，导致中国目前真正用于R＆D和技术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才能非常有限。何来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基础何在？

面对这种自主创新战略与环境的冲突，无非两种选择：放弃前者或者改变后者。由于放弃前者意味着放弃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中国当前别无选择，唯有改变与自主创新冲突的环境。企业家的两面性表明，“企业家是创新源泉”的熊彼特命题需要修正——只有将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的企业家才是创新的源泉。而企业家才能配置与报酬结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则意味着，营造与自主创新战略相一致的创新环境就是要营造激励企业家才能涌入生产性用途的制度环境。

我们认为，首先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消除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特权，正如张五常（2008）所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唯有如此，政府规模自增大、权力滥用及其自强化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依赖权力的创租和企业家“被迫寻租”才可以从源头上得到制止，私人产权才可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证。其次，在经济制度上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快市场化改革，压缩因垄断和管制而带来的要素扭曲的空间和租金额度，扩大市场生产性活动的盈利机会，达到降低企业家非生产性寻租机会和相对报酬的目的。再次，完善专利与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建设，打破中国目前企业“先发”创新对“后发”模仿的“先动者劣势”困境。最后，弘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商业伦理、信仰与文化，抵制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从地位、形象和声誉评价上赋予生产性企业家更高的精神报酬。

然而，由于制度存在互补性和惯性，其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维系的自强化倾向（青木昌言，2001），除非存在一个整体大推进，局部改良很难让原有制度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偏离和跃迁，进行上述制度变革以及达到相应的目标绝非易事。不过，回顾30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当年设立经济特区、推行包产到户、发展私营经济等制度大推进也是在一系列困难和阻力下进行的，但正是这些制度大推进造就了今天的市场经济、企业家队伍以及长达30年的高增长奇迹。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思路下，制度大推进凭的是改革者的勇气、魄力和决心，这一点对于今天更多涉及存量利益调整的制度大变革来说，同样是关键。

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制度变革、经济增长以及当前技术赶超、产业升级等问题与挑战进行深度思考，奥尔森（2005）的观点极富洞见，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万条，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反之，只要存在激励机制诱使企业和个人积极地进行生产创造，经济就繁荣，社会就富足。因此，营造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变革应该毫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