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增长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对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对国有企业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改革,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存在。在对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逐渐调整或部分放开了对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控制。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扩大贸易,允许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建立独资或合资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率,调整了经济结构,把一个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1980—1995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1%和8.2%,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比同期的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高出1.9—3.5个百分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13.4%和12.4%,都显著地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和世界的平均水平。从图1.1可以看出,上述这几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中国少则比它们高出1倍左右,多则高出2倍以上。④

图1.1　中国、世界和其他类型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1980—199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235页。

与改革后经济近乎崩溃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表现更为突出,差异更加显著。从表1.1和表1.2中可见,最近10年（1988—1998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面临的大多是经济负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格局。事实上,就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来说,1998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尚未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

表1.1　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

（续表）

注:估计是以1989年为100,1997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预测是以1989年为100,1998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
资料来源: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l.No.2.1993.pp.370-378: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6.No.2.1998.p.545

表1.2　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

（续表）

注:1997年为估计数。
资料来源: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l.No.3.1993.pp.370-378,Econnomics of Transition,Vol.6,No.2.1998.P.545

改革前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74772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79元增加到607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分别增长9.81%和8.36%；比1952—1977年间的国民收入总额和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5.74%、3.60%）⑤分别高出71%和132%。同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03%、11.87%和10.62%,比1952—1977年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⑥的年平均增长率（1.77%、10.81%、4.45%）分别提高了184%、10%和139%。⑦1978—1997年,对外贸易增长得更为迅速,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3250.6亿美元,年均增长15.6%,其中出口总额由97.5亿美元增加到1827.0亿美元,年均增长16.7%,进口总额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1423.6亿美元,年均增长14.5%,⑧双双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它标志着中国经济正朝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5元增加到516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8.1%和6.2%,分别比改革开放前的26年高5.6和5.1个百分点。在城乡居民收入总额中,金融资产性收入比重逐渐提高。1997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6280亿元,比1978年的211亿元增长218倍,年均递增32.8%,仅此一项,利息就达2000多亿元。此外,城乡居民还拥有400多亿美元的外币存款,4000多亿元的各种债券,2500多亿元股票,1000多亿元的内部职工股票,以及8000亿元的现金,金融资产总额超过6万亿元。⑨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1997年的267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7%,是1952年至1977年间年均增长率（2.2%）的3.5倍。⑩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城市和乡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1997年的46.4%和55.1%,各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和12.6个百分点。

作一些历史的对比更有说服力。在1952—1978年期间,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肉类、鲜蛋、水产品人均消费量的增长率在100%以内,绝对增长量不足或略高于1千克；只有基数很小的食糖和酒的人均消费量增长率分别达到276%和125%,绝对增加量为2.5千克和1.4千克。在1978—1992年间,除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了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卫生部门的调查与统计资料表明,目前中国的平均营养水平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耐用消费品不仅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统计部门所作的统计调查表明,70年代的耐用消费品以100元左右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为主；80年代的耐用消费品以1000元左右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照相机为主；进入90年代以后,耐用消费品已开始以5000元左右的空调、电话、录像机、摄像机和万元左右的电脑为主,最近几年,10万元以上的公寓住宅、小汽车也开始进入居民家庭。

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74772.4亿元,若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为9020亿美元,位于美国（78193亿美元）、日本（42234亿美元）、德国（21154亿美元）、法国（13938亿美元）、英国（12784亿美元）和意大利（11462亿美元）之后,居世界第7位。

改革以来,中国数次大幅度地下调汇率,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已由1978年的1.7∶1下降到1997年的8.28∶1,这一变化对按官方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一个经济中有许多产品和服务是非贸易品,其价格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悬殊,也会使按官方汇率计算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趋于偏低。一些从事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实际达到的经济总规模大大超过了按官方汇率计算的总规模,并对中国实际达到的经济总规模作了新的估算。

使用购买力平价法,存在着因选择的样本、依据的资料和估算的方法不同,得出的数值各不相同的问题,但毕竟有相同的结论,即用汇率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低估了实际购买力（参见表1.3）。从表1.3可以看出,按照赫斯顿·萨默斯和克拉维斯的估计,用购买力平价法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汇率换算法的7—8倍左右,兰德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在2—3倍左右,而世界银行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若恩的估计在4倍左右,介于它们之间。基于此,我们选用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表1.3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美元）

资料来源:郑京平:《中国人均GDP到底为多少美元》,《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9月13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7年各卷；Wu,Harry X.,“Measuring China's GDP”,EAAU Briefing Paper Series No.8,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 tralia,1997。

从表1.4可以看出,1991年,按照汇率换算法,中国的经济总规模位于世界第10位,而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则位于第3位；199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第7位和第2位。最近两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位于前10位的其他国家,这种上升趋势没有改变。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总规模最大的经济。这种趋势要保持多长的时间,即中国大概在什么时候会成为世界上总规模最大的经济呢？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表1.4　世界上经济总规模最大的10个国家（亿美元）

资料来源:李京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215页。

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开始以来所达到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如果中国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能够继续推进其未竟的改革,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

一般来说,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决定于以下三个因素:（1）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2）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3）技术的进步。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作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之间劳动力的增加差别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受到技术变迁的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的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度增长的判断,首先在于其所具有的很高的资本积累率。这种高资本积累率能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根据一般经验,技术结构的改进是和资金密集度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即持续的技术进步从而快速的经济增长,要有相对充裕的资金积累作保证。中国经济是少数能保持较大数额的资金积累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流量越来越大,而且资本的年积累率高达GDP的40%左右,中国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将会对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产生显著的作用。

其次是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伴随着这个过程而发生劳动力转移,能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是一个基本的规律。由于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严重地受到扭曲,目前70%的劳动力仍集中在附加价值低的农业部门。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其他制度环境的改善,劳动力将会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从低附加价值部门转移到高附加价值部门,并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的贡献。由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和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边际生产力高的非农部门的过程至少可以持续几十年,从而将会对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来自所谓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最尖端的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尖端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新的尖端技术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许多研究证明,就是用买专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它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快速的进步和经济快速的转型与增长。

中国大陆的经济从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以引进技术为主导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时中国大陆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于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于60年代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大陆的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即使到了90年代,中国大陆的农业人口仍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很大；同时,中国大陆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除了上述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为这个增长提供了潜力和保障。第一是改进制度效率的潜力还很大。中国自实行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的任务进而经济转型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通过深化改革,使资源配置效率向生产可能性曲线靠近,将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还有相当大的潜力。虽然制度改进的作用是一次性的,但意义非常重大。改革初期从改进农业资源配置制度入手,将被人民公社制度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使农业生产效率向生产可能性曲线靠近,一举解决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可以相信,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入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将有力地促进生产效率向可能性曲线靠近,将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二,大国优势也是中国能够将快速增长继续维持下去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经济规模小的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差异相对较小,缩小内部技术结构差异所需的时间相对短一些；大国则不然,由于内部差异非常大,缩小内部技术结构差异所需的时间会很长。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很大,缩小技术结构差距的努力首先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展开的,并对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增长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东部的技术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技术结构差异的潜力还很大。中西部地区的技术结构不仅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同中国东部相比差距也很大,所以增长的潜力也更大。在一个经济的内部,技术转移的成本会更低一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会更大一些。

中国人口众多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比较优势,曾因没有跟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进入借助于科学实验获得的阶段的历史步伐而丧失掉了。最近20年,中国的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发展得都非常快,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形下,人口总量大,不仅能工巧匠的绝对数量多,有天分的科学家的绝对数量也会多；科学家越多,科学家群体的结构优势越强；经济规模越大,科学家个人能力的辐射范围越大,开展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条件越好。这种大国优势,或许是在四大文明古国中由衰至兴的奇迹率先发生在中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