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战后初期，广大日本国民从媒体上了解到由洗衣机、冰箱、电视等家用电器塑造的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对此充满了希望和憧憬。^[8]日本民众希望达到美欧国家那样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与当时日本生产技术的相对滞后^[9]形成了尖锐矛盾，如何更快地解决这个矛盾成为推动日本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时日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对洗衣机、冰箱、电视（被称为“三种神器”）等家用电器的需求；市场的大量需求驱动民间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竞争。正如有日本学者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速经济增长期开始于家用电器的普及”，而家用电器和汽车的大量生产以及与之配套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又引发了钢铁、电力、机械制造、合成纤维、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的连锁式发展，进而推动日本整个产业技术体系提升到新水平。在这个背景下，大批战前及战时从业于军工产业的科技人才转向民生用品生产领域，例如战前从事军机制造的技术人员转向新干线建设等。

1950年开始的技术引进，助推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出口特别是朝鲜特需，越来越多的民间企业已经不缺资金（包括外汇），缺的主要是技术，而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又正好已经由美欧企业开发出来，日本只要把美欧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和商品化。怀里揣着鼓鼓钱包（包括银行贷款）的大批民间企业竞相为引进技术而投资（包括配套投资），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从经济复兴时期的“出口”“特需”转向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形成了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10]通过设备投资热潮，由欧美国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流进日本，使原有产业设备一举更新，家电、钢铁、电力、石化、电子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崛起。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也就是战后重化工业化的过程。

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面旗帜，使广大民间企业大受鼓舞，迅速扩大的设备投资推动了先进技术的导入，促使生产设备日趋高级化和大型化。例如在钢铁业，最大高炉容量从1953年的不到1000立方米扩大到1973年的4600立方米，1977年在世界容积最大的十座高炉当中，日本占了七座。^[11]无论是炼钢厂还是石化联合企业，其大部分装置都依靠从欧美引进的技术，但日本企业对引进的各种技术设备和生产系统充分地加以消化，部分加以改良，使之在整体上构成十分平衡和协调的系统，甚至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如前所述，以战前工业化积累（特别是人才）为基础，日本具备使技术引进得以成功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科技人员、技能劳动者具备迅速将欧美先进技术学到手，并且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结合起来的能力。这就不能不提及“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对技术引进成功所作出的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末，民间企业的质量管理进一步发展成车间工人自主自愿组织起来的“质量管理小组”，工人们利用下班时间开展活动，虽然没有加班费，却可以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因此感受到一种充实感。这也显示出日本人普遍具有的所谓“匠人精神”。

20世纪60年代，日本技术引进成功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良性循环，即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能很快地将“物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技术消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于制造国产机器设备并加以改进，使国产机达到能与引进来源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竞争的水平并用于出口。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通过弄清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引进技术，可以解开日本经济增长的秘密。”^[12]

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民间企业的气场大增，1961年前后日本各地出现了民间企业自办“中央研究所”的热潮，大学毕业生中愿意到企业工作的人才也日益增加。建立“中央研究所”热，与其说是民间企业为了追求基础研究的实际价值，不如说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地位和名声，以便吸引更多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

与此同时，日本民间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资金日益超过依靠政府预算支出的研究开发资金（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天）。显然，资金充裕就可以购置更好的研究设施^[13]，吸引更多的研究人才，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数已经达到大学科技部门研究人员数的两倍。这意味着“企业优位”“民间企业主导型”的日本研究开发结构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对美国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为了应对苏联的科技挑战，美国大幅度地增加科技研发预算，促使世界各国的科技人才流向美国，很多科技人才流出国为这种“头脑流出”问题感到担忧。当时在日本，确有很多天文学者被美国挖走，东京天文台的研究人员甚至被“挖空”了，但天文学人才的出走似乎与重视实际应用技术的企业关系不大。可以说，由于民间企业掀起了“中央研究所”热和大力增加研究开发投资，致使日本受“头脑流出”问题的影响最小。

而且，早在1956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就提出要强化战后导入的美国式教育制度，重视“毕业后能够很快进入企业发挥作用”的职业教育，要求日本政府增加理工科教育资源，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十分重视企业内对员工的技术培训，特别是采用很有特色的“日本式招工方式”。比如，在美国，招焊接工人，就按焊接工的要求与企业签雇佣合同；招油漆工，就按油漆工的要求与企业签合同。日本企业很少对招工工种进行严格区分，而是笼统地按照“制造工人”职务与面试者商议，决定录用后，依据企业需要，结合本人意愿，或搞焊接，或搞刷漆，一个工人往往会有从事各种工作、接受各种培训的机会，日久天长，逐渐被培养成“多能手”。

1954年日美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MSA），该协定在相当长时期里促使美国军事技术大量流向日本，推动了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1955年，日本制造了第一架喷气作战飞机——富士T-1战斗教练机。1955—1957年，日美决定以“经费分摊方式”推进喷气机的美日共同生产和部分零部件在日本“国产”。日本航空自卫队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主开发了先进的T-2超音速喷气教练机。

在舰艇技术领域，1964年日本开始建造首艘“朝潮级”常规动力潜水艇，60年代末开始建造“涡潮级”常规动力潜艇。在导弹技术领域，1956年三菱重工着手开发反坦克导弹，成为日本国内开发最早的实用导弹，60年代中期三菱电机与东芝公司对霍克导弹进行许可证生产。至于其他武器，进入60年代，日本对坦克、装甲车、小型武器等陆上武器在原则上实现了“纯国产”，例如1955年着手开发的日本第一代主战坦克61式坦克，就是一款纯国产武器。

至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自卫队使用的武器装备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这里说的“国产”，主要是对美国开发的武器装备的“国内生产”，而不是从开发到生产都在国内进行的“纯国产”。由于自卫队规模不大，日本武器装备只能面向国内狭小市场“低调”发展。随着日本军工产业逐步具备了生产性能较高的军工产品的能力，它们越来越不能满足于仅仅为自卫队生产武器，而要求政府放开日本制造武器的对外出口，以便发挥大量生产的“规模效应”。然而，在日本国民、媒体特别是社会党等反对发展军工产业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1967年4月制定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规定不准向三类国家（即共产主义国家、联合国武器禁运国家和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与此同时，期待日本购买美制武器的美国政府［美国存在着追求发战争财的“军产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14]，对国会和政府的影响力很强］也给日本野心勃勃的“自主装备（自卫队）”计划泼了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