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兼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
邓一鸣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各国大体上都要经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自然经济、二元经济、现代经济时期。发达国家大体上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到20世纪初期相继结束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发展中国家只是在20世纪后才进入二元经济时期。还有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至今仍处于自然经济时期。
经济发展的二元化推进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特征。因此，处于二元经济时期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消除经济上的二元性，逐步把经济和就业重心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从而把国民经济转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上来。然而，要顺利地实现产业与就业重心转换最关键的是农业的持续增长，只有农业持续增长才是工业持续增长、就业结构持续转换的坚实基础。本文试图通过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的三个时期中，农业与就业结构转换相关增长的实证分析，论证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加快农业发展与就业结构转换所采取的对策。
一
（一）二元经济时期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相关程度高于自然经济和现代经济时期
测度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度的标尺是农业就业份额。我们将全世界144个国家和地区，按1975年农业劳动力比重进行分组，分别计算了1975～1982年各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结构转换速度（即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及其相关弹性值，如表1。
为了使就业结构转换与农业生产率相关增长关系更加直观，我们绘出图1。
通过图1非常明显地看出，农业生产率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相关增长在三个经济时期相关变动方向，速度、相关度、相关弹性值都有很大差异。
首先，农业生产率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在二元经济时期是高度相关的，在自然经济和现代经济时期相关度是很低的。
我们对二元经济结构阶段内务农劳动力比重60%～70%，50%～60%，40%～50%，30%～40%四个组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方程式：
y=2.09+0.75x，N=4，r=0.93
结果表明，在二元经济整个区段内，农业生产率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相关系数高达0.93，两者相关程度极高。这说明在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内，农业增长是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的主要制约因素。我们对现代经济时期务农劳动力比重80%以上、70%～80%和自然经济时期20%～30%、10%～20%、10%以下共五个组进行回归，得出下列方程式：
y=0.57+0.035x，N=5，r=0.011
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率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相关程度极低，农业生产率对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不起主要限制作用。
其次，在三个经济时期内，农业生产率对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相关增长弹性值从总体来看是逐步缩小的趋势，但就每一个时期内部其弹性值变动却大不相同。在自然与现代经济时期弹性值是随着务农劳动力比重下降而逐步减少的。在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其弹性值一直都稳定在2.0～2.1，而且还略有上升，从而形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增长l%，就业结构转换速度就增长2%左右。这一方面说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完全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另一方面说明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高度相关。
（二）二元经济时期农业生产率强烈制约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的理论分析
在自然经济时期，现代工业极少，农业是自给自足经济，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为-0.1%看，农业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按最低生存费用消费。零值劳动力转移并不影响农业总产出。即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甚至为负数，零值劳动力也能大量转移，农业生产率对零值劳动力转移不起制约作用。因为零值劳动力转移能提供相当于他自己消费量的剩余农产品。这部分剩余农产品恰好构成对工业部门就业劳动力的粮食供应。这意味着零值劳动力是带着他们自己的餐盒一起转移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组虽然农业生产率为负数，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仍高达3.7%的原因。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是通过盲目流入大城市变成城市贫民形式实现的。从农业生产率对就业结构转换相关弹性值达37来看，农业劳动力近于无限供给。
图1
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二元经济结构时期，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已不是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值那部分劳动了，而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最低生活费用的隐蔽型剩余农业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值，劳动力转移必然引起农业总产量下降。随着人口增加，人均农产品也必然下降，农产品将出现短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产品供需矛盾，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工资将增长，工业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工业利润和剩余农产品是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由于农业下降和工业利润减少工业投资缩减，工业化将出现停滞，随之就业结构转换也将停滞，结果使国家整体经济落入了“李嘉图陷阱”。[1]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时期将延长。
在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如果增加农业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使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边际生产率大于零那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给农业带来的损失，产业与就业结构转换将非常顺利。因为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以后，人均农产品增加，农产品供需矛盾缓解，农产品价格下降，工资支出减少，生产成本下降，利润增大，工业投资增加，吸收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工业将持续扩张，产业和就业结构持续转换，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时期将缩短。
上述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成功的转换可以从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得到证实。目前发达国家就业结构转换已经完成，农业就业份额巳下降到10%以下。发达国家就业结构转换进行如此顺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工业化起步前，传统农业已经得到改造，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尽管法国有着较长的工业传统，但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其原因就是英国农业生产率比法国高30%。[2]
当一个国家进入到现代经济时期，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值的隐蔽型剩余劳动力消失，农业已完全商品化了，工业已占据主体地位。这时工业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装备农业，使农业生产率高速增长。如1980年务农劳动力比重在10%～30%这一区段内的发达国家，每公顷耕地固定资产达到805.8美元，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固定资产达4177美元。比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分别提高了3.3倍和2.9倍。[3]由于有大量资本和技术投入农业，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极快，如所有处于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国家1982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谷物达到17750公斤，比二元经济时期提高了14倍。就业结构转换速度因隐蔽型剩余劳动力被吸尽，以及工农业收入差别消失，就业结构转换速度迅速递减。农业生产率加速增长，就业结构转换速度递减，两者相关弹性值必然趋于缩小。农业生产率制约就业结构转换强度减弱。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制约就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因素，虽然工业是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吸收器，但是，没有农业的增长工业化将停滞。
（三）对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定界的分析
众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虽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二元经济时期，但他们没有给二元经济时期定界。没有给二元经济时期起始点和终止点以量化指标。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务农劳动力比重降到70%时是二元经济时期起始点，也是自然经济时期终止点；务农劳动力比重降至30%时即是二元经济时期终止点，也是现代经济时期起始点。
1.二元经济结构起始点分析。我们以务农劳动力比重70%为均衡指标，在这一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200美元左右，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到40%～60%，城市化水平达到20%以上。我们所以将这一点定为二元经济时期起始点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一是在此界限以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和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加快，前者由2%增长到5.5%，后者由1%增长到2.8%（见表1），都翻了一番多；二是自然经济时期（务农劳动力比重80%以上）农业存在着大量的零值劳动力，而过了这一点以后，农业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的劳动力已经消失；三是从此点以后，人口城市化开始加速增长，非农产业发展加快，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急剧增加，而农业仍然是传统农业的手工劳动，农业生产率很低，粮食极易出现短缺，这一点也称粮食短缺点。
2.二元经济结构终止点分析。当务农劳动力比重下降到30%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000美元左右，农业产值份额已下降到10%左右，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经济和就业重心已经由农业转向工业。此时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最低生活费用的隐蔽型剩余劳动力消失，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成功，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我们把务农劳动力比重30%称为商业化点以及作为二元经济与现代经济分界线，是根据以下理由：一是从这一点以后农业完全商品化了，发达国家到达这一点时农业商品率高达70%～90%。二是从这一点以后，农业生产率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由同向、同步增长变为反向、不同步增长（见图1），农业生产率对就业结构转换相关弹性值由固定弹性值向弹性值缩小方向变动。相关弹性值缩小，一方面说明农业生产率对就业结构转换正逐渐丧失制约力，另一方面说明两者运动速度有了很大差异。三是从务农劳动力比重30%以后，农业劳动力绝对量开始减少，1975～1982年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每年增加127万；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全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每年减少184万。
从以上三点看出，务农劳动力比重30%是一个转折点，这一点前后显然分别属于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因此，我们把这一点定为二元经济结构时期与现代经济时期分界点。
综上所述，我们论证的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在三个时期相关变动模式与拉尼斯和费景汉模式有三点重要区别。
首先，“拉—费模式”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内将就业结构转换分为三个阶段，[4]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实质上是世界各国都必须经历的三个时期。我们拓宽了“拉—费模式”的时空范围，将“拉—费模式”就业结构转换三个阶段扩展为三个时期。
其次，“拉—费模式”虽然提出了就业结构转换第一、二阶段之间有一粮食短缺点，第二、三阶段之间有一农业商业化点，但它们没有给以量化，没有指出这两点具体位置。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务农劳动力比重达到70%时就达到了粮食短缺点；务农劳动力比重达30%时，就达到了商业化点。而且这两点分别是三个经济时期的分界点。
最后“拉—费模式”认为零值劳动力存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内的就业结构转换第一阶段，我们认为零值劳动力存在于自然经济时期。二元经济时期没有零值劳动力，只有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最低生存费用的隐蔽型剩余劳动力。这可能与我们把务农劳动力比重70%界定在二元经济时期开始点有关。因为在这一点以后农业生产率开始制约就业结构转换速度。而零值劳动力转换速度与农业生产率增长是无关的。
二
（一）我国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的历史分析
我们论述了当一国民经济进入二元经济结构运行轨道，其经济重心转换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取决于农业增长率。忽视农业、剥夺农业，农业增长将停滞，继之工业化与就业结构转换也必然停滞。如果重视农业、加强农业投入，加快农业增长速度，经济重心与就业结构转换，将会较顺利地进行。
毋庸置疑，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因而也挣脱不了这一普遍规律的影响。从我国农业与工业、就业结构转换相关增长的30多年的历史来看，凡是农业增长速度上升时，工业增长速度、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也随之上升；相反，凡是农业增长速度下降，工业增长速度和就业转换速度也随之下降（见表2）。
表2 1952～1987年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与非农劳动力相关增长比较
注：①本表资料是根据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38、153页资料计算的。②非农劳动力包括全民所有制职工、城镇集体、个体劳动者和农村非农劳动力。
如将上表三者相关增长资料绘一曲线图，农业制约工业和就业结构转换作用更加清晰（见图2）。
图2
通过图2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两个问题：一是30多年来，我国农业、非农劳动力和工业增长速度出现三次大的波动，每次都是由于农业首先衰退引起的。二是农业、非农劳动力、工业相关增长灵敏度极高，农业发展速度稍一增减，立即引起非农劳动力和工业增长速度相应的增减。这一方面说明30多年来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薄弱部门，承受非农产业、非农人口增长能力很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一贯忽视农业，有着顽固的工业偏好。造成我国整体经济几次大波动绝非偶然，其更深层原因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倾斜战略。
（1）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严重地向重工业倾斜，偏离了大多数国家的一般模式。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业与就业结构转换均沿着农—轻—重顺序演进。工业化首先从轻工业起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产业与就业结构顺利转换。
我国产业与就业结构是沿着重—轻—农顺序演进的。1952年工业化起步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0多美元，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85公斤，农业就业份额高达84%，比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时高20多个百分点。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还未发育起来之前，就超前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其巨量的资金需求无法从轻工业获取，只能从落后的农业获取。重工业在抽取农业大量的积累以后，又未能给农业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把巨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使农业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农业要为重工业筹集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本身难以承受的剩余劳动力，造成农业发展步履维艰。
1958～1962年农业总产值以年均6%的速度递减。人均占有粮食由1957年603斤下降到1960年216斤。由于农业大倒退，引起了工业大幅度下降和就业结构的逆向转换，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停滞。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了35.2%，以后连续八年没有恢复到1960年水平。劳动力出现了由城市到农村逆向流动。1961～1963年全国有2800万城市人口被强制性地转往农村。
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以及重工业为主导方针的倾斜战略的重新执行，使我国经济第二次出现停滞。三年调整时期与“三五”时期比较，重工业投资由45.9%上升到51.1%，农业投资由17.7%下降到10.7%。致使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三年调整时期10.8%下降到1966～1976年的2.4%。同期工业增长速度由22.9%下降到8.6%，就业结构转换速度由7.6%下降到5.8%（见表2）。
（2）产业与就业结构转换严重地向全民所有制倾斜，缩小了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转换的领域。过去错误地认为全民所有制是高级的所有制形式，于是在城市取消个体经济，严格限制集体经济，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农村则搞清一色的集体所有制。这就人为地缩小了产业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况且全民所有制资金—劳力比率较高，平均每亿元投资吸收劳动力1万人左右，而集体所有制每投资一亿元能吸收5万人，个体所有制则更多。由于在城市严格限制集体所有制，城乡都限制个体所有制，使城市产生大量待业青年，在农村产生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城乡“两个澡盆”都盛满了水，就业结构转换处于停滞状态。
（3）城乡利益结构严重地向城市倾斜。首先是价格政策偏向城市。国家不但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剥夺本属于农业的积累，而且对城市工业平价供应原材料，对城市居民实行副食品价格补贴。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却高价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城乡居民在价格面前是不平等的。
其次是在产业分工上偏向城市。1979年以前，城乡传统的分工模式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农产品加工增值部分完全归城市占有，农村处于给城市供应原材料的被剥夺的地位。据计算，农产品加工的税前利润在农、工、商分配比例，以高粱为原料的白酒为例，农业占49.38%、工业占35%、商业为15.62%。以甜菜为原料的糖，农、工、商利润分配比例为34.91%、23.73%和41.35%。[5]一半多的利润被城市工商业占有。
最后是分配利益偏向城市。国民收入中的生活消费过多地偏向城市。城市就业岗位完全由城市居民垄断。城市住房、医疗、交通、教育等都享受国家补贴，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逐渐拉大。
（二）我国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近期分析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两次落入“李嘉图陷阱”是由于我国执行了三大倾斜战略的结果，那么近几年农业与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下降则是由于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同时推进以及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城乡利益结构向城市倾斜继续执行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过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业出现了超常规增长。由农业超常规增长转化的巨量剩余资金以及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追求比较利益的推动下，使农民产生了将剩余生产要素转向非农产业的强大动力。农村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使农村非农产业跃升为与城镇平分秋色、并驾齐驱的相对独立的两大产业系统。1987年农村二、三次产业产值占全国二、三产业总产值的24.7%和34.6%；农村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分别占全国同类产业的39.8%和37%。就农村而论，1987年农村非农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50.4%，跃居农村经济主体地位。至此，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形成。于是在我国传统的国民经济二元经济结构中，又分化出一个农村二元经济结构，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它的出现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呈现出多层化、复杂化特点。由原来单层二元经济结构的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城市居民与农民较简单的关系，演化为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城市第三产业与农村第三产业、城市居民与农村非农业居民、农村中农民与非农业劳动力等多层次的复杂关系。这些复杂关系的相互摩擦和矛盾直接影响了农业与就业结构的转换。
1.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相对独立地同时推进，向农业抽取双重积累，使农业承受力渐趋下降。目前，我国农业承受着为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提供双重积累任务。农业要为比自己大得多的两大非农产业部门提供资金、食品和原料。
在单层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农业靠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两条腿走路，支撑一个城市工业化。现在农业只能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走路，却要支撑城市和农村两个工业化。1950～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增1.72亿亩，耕地面积扩大与提高单产对农业产值的贡献大体各占50%。1957年以后耕地面积逐年下降，到1987年共减少2.39亿亩，平均每年减少797万亩，其中1984～1987年减少2948万亩，年均减少983万亩。目前，农业只剩一条腿走路，还要肩负两个工业化，步履实属艰难。当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时，如果对耕地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农业仍可以保持稳定，农业产量仍可以增加。研究证明，扩大耕地与增加耕地物质投入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两者之间替代弹性值越大，耕地减少因素对农业产量影响就越小。反之亦然。据美国托马斯·拉顿研究，[6]当耕地面积减少30%，耕地与非耕地投入替代弹性值等于0.1时，农业产量就会下降24.4%；但当两者弹性值增大到0.9时，虽然耕地减少，农业产量仍能增加13.7%。但是，在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同时转换下，单位面积物质投入呈下降趋势。以每亩物质投入为例，1980年为28.52元，到1987年增加到42.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只有28.42元，反而减少1.1元，同期每亩人工费用投入由54.13元下降到47.44元，[7]由于单位面积物质和劳动投入减少，再加上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在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农业滑坡就成为必然。
2.城乡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城乡两大非农产业系统的同构性演进，只能加剧竞争。竞夺结果对于设备陈旧，技术、管理水平低，人才、资金严重短缺的乡镇企业来说，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乡镇企业不享受国家平价原料供应、贷款利息增加、工资增长等原因，使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亏损企业和亏损额增加，每年有大批乡镇企业沿着经济效益下降→亏损→破产倒闭轨道下滑，使一部分已转移的劳动力又重新回到农业，目前回农率呈上升趋势。上海郊区1983～1985年回农率由1.43%上升到2.3%。
3.城乡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同时转换对自然资源和工业原料争夺逐渐尖锐化。迄今为止，乡镇企业主要靠增加企业个数，扩大企业规模等外延方式来增加产值和吸收农业劳动力。虽然产值和吸收农业劳动力都增长很快，但付出了很大代价，能源和物耗越来越高，甚至超极限开发，破坏自然资源。1750多万乡镇企业还利用高度分散在农村腹地的有利条件，搞就地加工，截留城市加工业的原料，农村则因得不到城市先进技术指导，不能对原料和资源进行深度加工而浪费了原料，破坏了资源。竞争结果造成了国家整体经济效益下降。
4.在农村二元经济结构运转中，由于受工农比较利益的驱动，农村信贷资金基本上投入到乡镇企业去，农业生产极需的贷款难以得到保证。不仅如此，工农比较收入差还伸入到农民家庭内部，同一家庭同样素质劳动力务工与务农收入差别非常明显，农民为追求收入最大化将家庭剩余资金也投放到非农产业中去。乡村两级集体和亿万农户均将资金抽向非农产业，严重影响了农业扩大再生产。农村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和城市一样，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同时推进，严重地削弱了农业基础地位。
5.投资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城乡利益结构向城市倾斜仍然有增无减。首先，世界工业化一般模式是工业占据主体地位以后，以大量资金、技术装备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以适应工业迅速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目前，我国工业产值比重已达74.4%，农业产值比重已下降到25.6%，应该减少向农业索取积累。但是，从1985年以后已缩小了的“剪刀差”又重新拉大，农民每年仅粮食一项就为国家提供“差价款”达100多亿元。[8]投资结构向重工业倾斜仍在继续。“六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为38.5%到1987年上升到43%。农业基建投资自1979年的11.1%下降到1987年的3.1%。
其次，城乡利益结构向城市倾斜仍在继续。城市享受国家特殊照顾金额迅速增加。据一项调查披露，1980年北京市每一居民平均享受国家各项补贴款达400元，[9]到1985年全国每一城镇居民国家补贴款可达500元左右。这比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97元还多103元。1985年全国仅粮食补贴款即达200亿元，[10]是1978年的5.6倍。由于国家对城市居民增加大量补贴使已经缩小了城乡生活消费比例又重新拉大。1981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例为1∶2.5，到1985年缩小到1∶2.3，到1987年又扩大到1∶2.5。
综上所述，由于城乡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同时推进所产生的诸种矛盾，以及城乡产业投资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城乡利益结构向城市倾斜在近几年仍在继续，农业经过1984年超常规增长以后，从1985年开始出现徘徊。1985～1987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4.8%，比1978～1985年年均递增7.7%下降了3.2个百分点。粮食从1984年以后连续4年没有恢复到1984年水平。由于农业滑坡，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也开始下降，1985～1987年全国非农劳动力增长速度比1978～1985年下降了2.7%，农业增长和就业结构转换速度下降与工业高速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在农业超常规增长的1979～1984年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9.8%，两者只差两个百分点，工农业增长是协调的。但是在1985～1988年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4%，农业年均增长下降到4.1%，两者年均增长速度反差竟高达12.3%。两大基本产业增长速度的反向运动，潜伏着经济危机，根据前两次经济大震荡经验，要不了多久工业增长必然下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必将第三次落入“李嘉图陷阱”。而且这种跌落趋势已经在轻工业显露了苗头。
三
为了加快我国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制定农业投入法，下决心增加农业投入
为了根治我国忽视农业的“顽症”，应尽快制定农业投入法，以法律形式强制各级政府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规定几项必须完成的指标。
1.国家、地方和农户必须保证农业的最低投入率。农业稳定增长只有增加农业投入才能实现。农业按投入主体分为国家、地方和农户。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当然应以农民自筹投入为主。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用适当的政策引导农户将资金用于生产。国家对农业投入比重一般不能低于10%，国家用于农用工业投资比重不能低于5%。国家和地方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农民无力兴办的重大工程的建设。
2.保证粮食最低增长率。我国各个时期粮食增长率，最高的是1980～1984年，平均增长9.2%，最低是“五五”时期，年均增长2.3%。1950～1987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3.1%。考虑到“五五”时期（1976～1980年）粮食最低增长率为2.3%时，工业增长率仍未受到影响，年均仍高达11.5%，所以我们把粮食最低增长率定为2.4%。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梅勒的研究，随着人口增加与人均收入增长必然导致粮食需求的增长。由收入很低到收入低再到收入中等，每跨越一个阶梯粮食需求将增长30%左右。我国人口自1986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又上升到1.4%以上。梅勒的研究在收入低的阶段，人口增长率为3%时粮食需求增长率为3.9%，我国人口增长率为1.4%时期粮食需求增长率为2.4%。因此我们把粮食最低增长率定为2.4%，是我国必须保证完成的指标。
3.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根据我们的研究自1984～1987年，农业新创造的价值量为3185亿元，其中9%～10%通过“剪刀差”和农业税的渠道流入工业部门。我们建议到2000年逐步减少“剪刀差”，基本实现工农产品等价交换，从现在开始就应有计划地逐步缩小“剪刀差”的差幅。把“剪刀差”的价值量大部分留在农业内部，作为农业再投资。
（二）将我国双层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转换为单层二元经济结构，以减少结构性矛盾
目前，我国农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转换再次出现滑坡是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内部矛盾长期运动的结果，解决农业问题不能只从农业本身去考虑，而应从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内部所固有的矛盾去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将双重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转化为单层二元经济结构，由单层二元经济结构再转化为现代经济。由双层经济结构转化为单层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是通过城乡各个产业部门相互对接和重组。
1.将农村非农产业系统通过企业兼并和横向联合纳入到全国非农产业系统中去。建成统一的、多层次的产业结构网络。这种统一的产业结构网络是“塔形”的，顶部是城市少数大型骨干企业或大公司，下面是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大中小企业采取层层承包，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加工零部件，将全国大中小企业联结成统一的整体。
2.调整城乡产业布局，扩大农业劳动力产业容量，加速就业结构转换。调整城乡产业布局是城乡产业重组的重要内容。目前，农副产品重点布局在城市；另外，城市还有大量耗能高、效益低的小企业，这种布局是不合理的。应将宜于在农村加工的农产品逐步放到农村，这样可以把农村产品加工增值部分留在农村，也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三）调整倾斜战略
1.确立以农—轻—重为序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在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内，都应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在基本建设投资上要适当降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率，提高农业投资率。工业要增加对农业的技术和现代物质投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调整城乡利益关系，应把农副产品加工增值利润让给农民一部分，把新增农副产品加工能力放在农村原料产区；国家对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应进行价格补贴；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和城市居民补贴制度等。
（原载《中国农村经济》1987年第8期）
【注释】
[1]由粮食和农产品严重短缺而导致的工业化停滞的现象，称为落入“李嘉图陷阱”。参见日中经济协会著：《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1～13页。
[2]参见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227页。
[3]根据1983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处编：《粮食及农业状况》第203～205页资料计算的。
[4]拉尼斯、费景汉著：《劳动力过剩经济之发展》，第167～180页。
[5]《农村发展探索》1988年第6期，第43页。
[6]《农业经济译刊》1988年（总第8期），第6页。
[7]资料来源：根据农牧渔业部经营总站1980～1987年《全国主要农产品成本资利汇编》计算的。
[8]《中国农村经济》1989年第2期。
[9]《财政》1981年第7期，第27页。
[10]《农村发展探索》1988年第6期，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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