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经济增长

白银的 50 年代和黄金的 60 年代对西德来说，1948 年的货币改革、马歇尔计划和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机遇共同开启了其经济复兴和扩张的进程，其惊人成就可以用“经济奇迹”相誉之。到 1950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超过战前德国的生产水平，而到 1958 年，它更是成为西欧头号工业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也经历了“经济奇迹”。从 1948 年到 1974 年全球衰退开始的二十五年间，西欧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不间断增长。西欧人享受着繁荣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欧洲人后来把这段时期称为“白银的 50 年代”和“黄金的 60 年代”；法国人也有所谓“光辉的三十年”的说法。英国经济受老工业部门和丧失海外市场的拖累，因而落在其他国家后面，但它的增长速度也快过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年代。

经济计划和政府干预西欧的繁荣来源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的和私营企业制度的经济。但是几乎在所有国家，这一时期的繁荣也都不同程度上伴随着广泛的经济计划、系统的政府干预，以及用以克服竞争性资本主义和商业周期的不稳定的社会服务体系。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愿意重新经历大萧条时期的艰难和痛苦。凯恩斯的理论最初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当时没有多少信奉者，但战后却大行其道，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主导着各国政府的政策，即使在保守派执掌政府时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将经济置于严密监控之下，利用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来促进投资、生产和就业并控制通货膨胀。各国政府都采取“反周期”措施，也就是说，在商业周期运动显现出衰退迹象时就扩大政府支出。充分就业成为所追求的目标。通过提高统计技术和经济预测的水平（尽管还远非完善的工具），经济计划和“微调”就能被加以切实可行的操作。然而，这样的计划采取的是引导和指导的形式，而不是强迫的形式，这与苏联和苏联集团施行的严格、细致和教条的中央计划有显著不同。

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较小程度上还有经历过纳粹统治的西德），战后历届政府均对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施国有化，使之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但即使在这些混合型经济体中，私人资本主义部门仍占据了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在所有的西欧国家，经济增长实际上都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执著观念，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期望实现远远超过以往的增长率。

一支稳定的移民潮当持续的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时，西德和其他国家就开始引进外国劳工加入本国的劳动大军。土耳其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多数来自意大利南部）作为“客籍工人”被请进来。仅联邦德国一国就来了 450 万名工人，其中约有半数是土耳其人，他们不再返回祖国，而是经常形成大片的、不接受同化的聚居区。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纷纷瓦解，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前欧洲殖民地的移民也大批涌入。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支稳定的移民潮从印度、巴基斯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流向英国。而法国则吸收了来自其前北非殖民地，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大批移民。荷兰成为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的家园。后来政治难民也从越南和亚洲其他地区来到欧洲。新欧洲人往往混合了不同的文化、宗教、种族和肤色。清真寺成为欧洲城市的寻常景观。客籍工人和移民成百万地涌进欧洲，后来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不满，在经济状况欠佳时尤其如此。大型移民社群越来越多，导致新的、经常具有种族因素的社会摩擦，考验着种族和文化上日益多元化的欧洲社会的适应性和宽容度。

战后的婴儿潮以及至少 1,300 万移民和难民的流入，在 1945 年至 1970 年间使西欧的人口增加了 25%。但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人的出生率开始趋于稳定，西欧的人口也开始显示出长期下降的趋势。

福利国家的扩张就在战后的这些年里，福利国家迅速扩张，其速度远远超过 1914 年前其发展的萌芽期，也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速度。战后各国政府纷纷将社会目标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将法国抵抗运动纲领③上所说的“更公正的社会秩序”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所谓“更公正的社会秩序”包括：获得适当工作机会的权利；政府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提供补偿救济；对老年人提供社会安全保障；免费或者有补贴的医疗；通过累进税实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福利国家旨在提供普遍性的保护，而不像早先时代那样局限于穷人和弱势群体。政府、管理方和劳工在投资和增长的问题上都有共识，这三者之间的有益互动使得社会政策目标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能够成功实现。直到多年以后，从 70 年代末开始，另一种观点才开始形成声势：所有这些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利已经变得过多了，对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构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