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研究

第七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研究

第一节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及其增长模式剖析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仍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经济学这门学科中尚没有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能够解释这种现象，更谈不上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还能保持多久。在本节中，笔者将尝试用本书新创立的若干经济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之前，首先来看看在技术条件给定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

假设整个市场有100个人，这100个人既是生产主体又是消费主体，暂不考虑制度和信息因素的分配要求，假设市场的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为零。再假设这100个人的消费偏好完全相同且保持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他们共同的消费集合为（5个面包，1件衣服），那么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品就是500个面包和100件衣服。假设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生产一个面包要消耗1个劳动因子，生产1件衣服要5个劳动因子，那么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总劳动资源为1000个劳动因子。如果100个人每人提供10个劳动因子的话，整个市场的生产和消费正好达到了一种均衡状态，这个市场就是有机均衡市场。

有机均衡市场为什么是“有机”而不是“无机”的呢？因为整个市场均衡不像无生命物体一样是简单的力的均衡，无机生命体的均衡是千篇一律的均衡，但是作为有机生命体的人的市场均衡却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类似力的和磁场的简单的千篇一律的均衡，相反，它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规律性不明显的、甚至是智能式的均衡。影响均衡的因素很多，而且又不确定，当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市场均衡状态会转向另外一个均衡状态，甚至由于人们预期心理的影响，有时不用进行宏观调控，市场就会自动进行调整，重新达到均衡状态。比如说，当处在经济周期前期，经济高速增长的虚假繁荣出现时，如果人们能够预期到这种虚假繁荣现象是由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为导致的，那么他们就会自行减少这种不合理的行为，使得市场均衡状态朝有利方向发展。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劳动因子数，必须等于他在市场中分配到的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因子数（按照劳动因子贡献分配），否则市场就不均衡了。

在本例中，每个人在生产中提供的劳动因子数是10个，每个人的消费集合包含的劳动因子数也是10个，正好达到有机市场均衡状态。由于在有机均衡市场中，最终产品面包和衣服被彻底还原成劳动，因此我们不用考虑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中间品因素的影响。尽管从事这些最终产品生产的劳动是不同性质的专业劳动，但是按照劳动因子理论，这些不同性质的劳动都可以换算成为一定数量的劳动因子数，因此也可以不用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那就是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专业劳动必须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劳动。在本例中，我们仍然要假设工人提供的专业劳动都是有效劳动。由于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社会化生产是比例化生产，因此在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对各个专业的劳动需求仍然是比例化需求。由于在有机均衡市场中各个专业性劳动都被抽象为劳动因子，因此这一层因素不去考虑。

现在假设在下一个时期有10个工人就业，总就业人数达到了110人，这10个人的消费集合与前述100个人的是相同的。那么只要这10个人提供的专业劳动是比例于社会化大生产需求的，即他们每人提供的有效劳动因子数仍为10个，那么在下一个时期市场仍然达到均衡状态，每个人的消费集合仍然不变，只是投入的总劳动资源，由原来的1000个劳动因子增加为1100个劳动因子，经济增长率为10%。

我们现在就能清楚地看到，在技术条件给定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因子的增长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仍然保持不变。无论劳动因子增长率多大，只要提供的是有效劳动因子数，有机均衡市场全部都能吸纳，不会存在失业的情况。

当然有许多影响因素我们还没有去考虑，例如能源、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机均衡市场吸纳劳动的程度不可能是无限的，它要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比如资源因素，附着在资源例如土地上的劳动因子数是有限的，除非技术革新能缓解上述情况。而任何产品经过特定生产技术逆程序都可以被还原成为自然资源和依附于其上的一定比例的劳动，一定的资源需要有多少比例的劳动同样也是由特定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因此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决定了有机均衡市场吸纳劳动不可能是无限的。

如果技术一直不变，人口数量又持续高增长，那么一旦达到自然资源的使用极限，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非常适用了，人类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战争也就会频繁爆发。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之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体现出来，主要归功于技术的突飞猛进。新能源的开发、自然资源利用率的大大提高、环境的有效治理等这些技术因素发生的作用，使得有机均衡市场吸收劳动的能力大大提高，在世界人口日益膨胀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这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

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是有效劳动因子难以自动进入均衡市场，其主要靠直接和间接的消费拉动来实现新增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

在美国有发达的消费信贷制度，人们在参加工作之前就能事先消费最终产品，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由上至下的拉动效应。比如说当最终消费品面包的需求量从原来的500个上升到现在的550个，那么生产面包的产业链中的最后一个生产单元就会扩大生产。一方面它要招工，另一方面它要增加对原材料和固定资产的引进。那么生产面包的次最后的生产单元也会同时受到最后生产单元的拉动影响，一方面它也要招工，另一方面它也要增加对原材料和固定资产的引进。以此类推，最终会实现新增劳动因子进入原有的有机均衡市场，形成一个新的有机均衡市场。

实现消费直接拉动需求是效果最好的，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拉动手法，例如国家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间接拉动，这种拉动模式要比消费拉动模式复杂。比如说在本例中，国家修路需要招5个人，国家修路的费用由所有人承担，那么必须再有人假设是5个人继续生产面包和衣服等最终消费品，因为修路的5个人他们的消费集合仍然是不变的，他们所需要的最终消费品必须由其他人生产出来。结果就是105个人生产最终消费品，即525个面包和105件衣服。这些最终消费品由110个人分配，那么每个人的消费集合就变为：525/110个面包和105/110件衣服以及相应的修路费用。那么这个相应的修路费用是多少呢？因为若国家不修路时每个人的消费集合是5个面包和1件衣服，每个人提供的劳动因子数不变且都是10个，因此每个人需要承担的政府修路费用为50/110个劳动因子，具体计算过程为：（5－525/110）×1＋（1－105/110）×5＝50/110。如果这5个人修路使得所有的110人都有收益，即这5个人生产的是公共品，那么每个人的消费集合就变为（525/110个面包，105/110件衣服，50/110个劳动因子的修路收益），这就和普通的有机均衡市场没有多大区别。^[1]如果这5个人不是修路，而是仅仅为政府生产最终产品（包括最终消费品和非最终消费品），那么这110人承担的就是政府制度和信息成本，政府是通过税收的形式来实现这一过程的。

政府通过税收直接无偿性地获取最终消费品，这些最终消费品一部分成为政府人员的工资，另一部分成为招募工人的工资，这部分招募的工人为政府生产非最终消费品。

政府拉动内需有如下方法。一是非最终消费品中的公共品，如基础建设、环保、能源开发、科技研发投入、军费警务用品费用等等支出的拉动。由于这些拉动模式为非最终消费品拉动模式，而且都是非持续的拉动模式，由此形成的新的产业链只是临时的，当达到了目的时，如基础设施一经建成、环保产品的需求一经满足，政府的拉动内需就此结束。这样就会产生在拉动内需的时候经济高涨，一旦政府停止拉动内需时，新的产业链会瓦解，由此会导致经济畏缩。政府的这种间接拉动内需的模式没有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模式好，因为它的副作用十分明显。它人为地建立一条新的产业链后又人为地取消该产业链（非持续拉动），这样会对整个有机均衡市场造成冲击。如果政府拉动内需政策力度过大的话，会人为地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在拉动时经济高涨、通过膨胀、提高就业率，当拉动结束时又会造成经济萎缩、通货紧缩、失业率上升。

另外，政府在拉动内需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处理好货币供应量问题就容易产生永久性的通货膨胀。如果是发行国债进行投资，由于并没有改变货币的供应量，因此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如果是发行货币进行投资，它会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因此这些增加的货币必须要用投资直接收益收回（若不产生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国家就用税收回收这些货币）。二是政府购买最终消费品式的拉动内需，由于是持续式的消费拉动，这种方式比上面那种要好。一来它是直接购买消费拉动，不会对原有的有机均衡市场的产业链产生冲击；二来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拉动，不会产生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三来如果该政策与其他政策相配套，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政府直接购买最终消费品的用途可能有：作为二次分配支付给穷人、老人，如果该政策与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合的话，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另外还有捐赠、提高政府公务员的工资等等。

但是在实施政府该项政策时仍然要注意货币的回收问题，一般要以税收的形式回笼货币。不过，如果政府购买最终消费品力度过大，仍然会造成通货膨胀。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是货币绝对过多，而是由于市场中的最终消费品因政府购买而过少，使得货币相对过多。换一句话说，由于政府的购买行为使得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政府购买的最终消费品分配给了非生产性人员，最终消费品的分配在生产性人员和非生产性人员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非生产性人员分的多一些，生产性人员必然分的少一些，由此容易导致生产性人员的实际工资下降而产生通货膨胀。

政府直接购买最终消费品的拉动模式，仍然不属于完整意义的直接消费拉动。因为依照上例，完整意义的直接消费拉动的结果是经济增长10%，人们的消费集合不会发生变化，人均生活水平也不变；但是实施政府购买最终消费品政策时，经济增长仍然是10%，而人们的消费集合发生了变化，人均生活水平也降低了。

三是政府直接实施国有投资来拉动内需，这里的投资是直接投资于有机均衡市场中的最终消费品领域，而不是第一种情况所述及的非最终消费品的投资。例如，上例中政府直接投资于最终消费品面包的一个或几个生产单元的生产。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比如说扩招5个人进入面包生产领域。由于假设个人的消费集合不变，因此市场就会增加对衣服的相应需求，结果会使得衣服制造业扩大招工，比如说也招5个人从事衣服生产。这样一来，政府直接投资于最终消费品领域就实现了有效地拉动内需。由于政府是直接投资于最终消费品领域，因此它有效地避免了前述第一种情况下的非持续投资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问题。

对于涉及资源、能源以及关系到重大国计民生的、由私人经营容易产生垄断暴利的最终消费品的各个生产单元的投资，可以考虑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于不愁销量，国家重点是要降低这类企业的经营成本，可以基本上不用花多大的精力去考虑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

这里举个例子，例如房地产行业，在中国只要人口持续增长，土地资源必然越来越稀缺，地租必然越来越高，房地产的价格肯定是呈上升趋势。而房地产的价格中有一大部分是来源于租金，这里的租金包括地租、房地产企业主的垄断租金、政府官员的租金等等。因此，国家直接投资于房地产，一来不用担心其销量和资本的保值增殖的问题；二来把原来的房地产不合理租金直接转为国家收入，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公平；三是房子是关系到民生的重要最终消费品，国家可以有效控制住房产的价格，防止过度投机的出现；四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进行房地产投资能够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房地产的投入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国家控制住了房地产投资，就相当于控制住整个经济的运行，国家可以利用房地产进行反经济周期运作。当经济萧条时加大房地产的投入，使经济早日复苏；当经济过热时，减少房地产的投入，给经济降温。

国家拉动内需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它没有直接消费拉动的效果好。直接消费拉动内需主要是指通过消费拉动，直接使得有机均衡市场与新增的劳动因子成比例性的增长；间接消费拉动主要是指重点针对有机均衡市场中的某一个环节实施积极有效的政策，并借此间接拉动市场的消费需求，但是有机均衡市场并不会实现与新增的劳动因子成比例性的增长。

尽管国家拉动内需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它没有直接消费拉动的效果好，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的情况以及考虑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实施国家拉动内需政策也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例如，当环境、能源、基础设施等存在着比较严重问题时，当经济周期处于产能过剩而引起的经济萧条时，第一种拉动内需政策就非常适用；当市场两极分化严重时，当社会保障体系出现严重问题时，第二种拉动内需政策就非常适用；第三种拉动内需的政策可以很好地配合政府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另外它对于反垄断、促进社会公平分配以及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也有很大的好处。

劳动因子不会自动地进入原有的有机均衡市场，这要靠直接和间接的消费拉动需求来实现，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使得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还必须要有足够的预付资本。仅仅靠消费拉动内需实现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还不够，没有足够的预付资本，比如说，单个企业没有事先购入足够的厂房和机器，它是不大可能招工的。市场的劳动因子供给要等于市场的劳动因子需求，前者就是投资需求，即市场有多少的劳动因子供给，就有多大可能的投资需要；后者就是储蓄供给，即市场有多少剩余的、没有被消费掉的最终消费品，就有多少当前储蓄。

要使得当前所有的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就必须有超过一定数量的最终消费品作为这些新增劳动因子的工资。当储蓄供给大于或等于投资需求时，新增的劳动因子才可能全部进入有机均衡市场；反之，若储蓄供给小于投资需求时，就必然会有部分新增劳动因子不能就业。在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工人不能就业，就和预付资本不足有关。

在有机均衡市场中，预付资本作为支付新增劳动的工资，其在有机均衡市场的分布是呈一定比例的，因为社会化生产是比例化生产，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新增的劳动也同样是比例性地投入各个生产单元。然而预付资本即国民储蓄并不是自动地和天然的比例性地分配于有机均衡市场中，在现实状况下，有的产权主体积累较多，有的产权主体积累较少，有的产权主体甚至没有积累。

那么如何实现这些预付资本在有机均衡市场上的比例性分配呢？那就是通过金融市场。在我国，银行一般沦为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它虽然是实现预付资本重新合理分配于有机均衡市场的重要媒介，但是我们一般并不称之为完全的金融市场。完全的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和股票市场，除此之外还有民间融资市场。

从理论上说，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哪里的利润率高，预付资本就流向哪里。因此，如果不考虑信息成本，即在无风险状态下，金融市场上必然会存在着一个均衡状态，即无论是购买债券还是购买股票，所获得的利润率是一样的，否则资金就会流动。

如果考虑到信息成本的话，比如说股票市场，对投资者来说股票资产的价格就是交换价格，当收集信息成本越高昂，信息越不对称，那么股票资产的交换价格就越高；对生产者如企业来说，股票资产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假设生产者不存在信息不确定情况）。包含了信息租金的股票资产的生产价格就是股票资产的交换价格，股票资产的交换价格减去股票资产的生产价格就是信息租金。当信息完全对称时，投资者收集信息的成本为零时，股票资产的交换价格将等于其生产价格。

信息租金是由于信息不完全而产生的，信息租金不应该大于信息实际收集成本。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对单个投资者来说，由于信息收集成本过高以及相关信息收集成为不可能，信息租金（即股票资产的交换价格大于其生产价格部分）一般是小于信息收集成本的（相对来说，国家承担这部分信息成本较为合理，也会大大降低信息收集成本）。但是当股票资产的信息租金大于其实际信息收集成本时，比如说少数人制造虚假信息，那就存在过于不公平的租金分配形式，国家这时应该干预。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能够使得预付资本合理地分配于各个生产单元，它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这是任何的国家政策所不能取代的。

在技术给定不变的条件下，只要资源、能源、环境因素允许，只要实施了合理的直接和间接消费拉动需求，只要有足够的预付资本，有效劳动因子都能够进入原来的有机均衡市场，形成一个新的有机均衡市场，就能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劳动推动型经济增长，又可以称为横向经济增长。若不考虑政府的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因素，依照前例，无论经济是否实现增长，每个人的消费集合仍然不变，因此在劳动推动型经济增长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不变的；若考虑政府的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因素，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间接拉动内需所至，那么人们的生活水平反而有可能降低。

现在我们变更假设条件，假设技术在不断地进步，但是有机均衡市场的劳动因子总数保持不变。我们仍然依照前例有100个人从事生产和消费，每个人在生产中提供的劳动因子数为10个，在起初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一个面包需要1个劳动因子，生产一件衣服需要5个劳动因子。

现在技术发生进步，生产一个面包需要耗费的劳动因子数降为0．5个，生产一件衣服需要耗费的劳动因子数降为2．5个。在每人提供的劳动因子数不变即总劳动资源不变的前提下，社会总产品从原来的500个面包和100件衣服变为现在的1000个面包和200件衣服，个人的消费集合也由原来的5个面包和1件衣服变为10个面包和2件衣服。可见即使在总劳动资源不变的前提下，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仍然实现了增长。个人虽然投入的劳动因子数前后没有变化，但是他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在本例中，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技术进步后折算为技术进步前的劳动因子时要乘上一个技术乘数，本例的技术乘数为2。因此技术进步后折算为技术进步前的总劳动资源为2000个劳动因子，相对于技术进步前的1000个劳动因子而言，经济实现了100%的增长。这种由技术进步原因引起的经济增长，我们称为技术拉动型增长，又可称为纵向经济增长。

技术决定分工，因此技术进步会引发原有的有机均衡市场的分工结构发生调整，以使得相关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生产产品所耗费的总劳动因子数减少。非但如此，技术进步还会引发新的产业链的建立与调整。

例如，依照前例，假设技术条件发生了进步，但是人们的最佳消费集合仍然不变，都是5个面包和1件衣服，尽管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即每个人的消费集合可变为10个面包和2件衣服，但是每个人的最佳消费集合仍然是5个面包和1件衣服；过多的面包和衣服假设是人们消费不了的。

如果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仍然提供10个劳动因子的话，那么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失业。本例中有一半人即50个工人失业，我们把它称为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的产生是由于技术进步引发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结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以至于产品产量超过了市场的饱和需求。结果技术进步使得企业被迫减产，被迫解雇工人。

技术性失业比较普遍，例如中国的家电产业，在初期家电产品需求旺盛，于是有大量的企业进驻家电行业。随着家电产品的技术不断进步，家电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家电产品很快就达到了市场需求饱和度。但是技术进步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止，结果就造成了不断有家电行业的工人失业的现象。技术性失业有助于进行正常的产业调整以及新的产业链的建立。

依照前例，因为技术性失业，50个工人的劳动现在变成了无效劳动。由于劳动专业性存在差别的原因，他们提供的劳动因子为无法成为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有效劳动因子。如果信息完全，酒是为市场所需的产品，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对他们进行培训，把他们培训成为酿酒工人，于是就出现了新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链。如果对技术性失业工人进行培训，使他们重新转化为有效劳动因子的话。技术进步引发的技术性失业，就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劳动因子对市场的供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会使得市场均衡利润率上升。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靠技术拉动经济增长，由于这些国家是自己开发技术，且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因此技术进步相对来说比较缓慢，这些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也都比较低。但是发展中国家就不一样了，它们技术落后，但不用自己投入大量的费用进行开发，它们要做的只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即可，也就是只要坐享其成即可。

如何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呢？用大量现金购买是不切实际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足够聪明，并且足够明智地制定一系列政策来诱使发达国家的资本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资本是追逐利润的，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成立。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因子市场供给非常充足，其增长率也很高，大量的工人等着就业。为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预付资本，因此发展中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很低，市场均衡利润率很高。劳动因子的市场净增长率越高，市场均衡利润率就越高。这一点我在第四章已经重点阐述过，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劳动因子的市场净增长率较低，其市场均衡利润率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低很多。资本永远是追逐利润的，只要发展中国家实施积极的开放政策，只要西方发达国家不人为地阻碍资本的自由流出，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一定会“不亦乐乎”地投资于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先进的技术、管理、设备、人才以及充足的资金全部都被这些资本家带来了，发展中国家几乎可以一夜之间享用西方发达国家用了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时间和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研发出来的新技术。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自身进行技术开发式拉动经济增长固然很慢，但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坐享其成式的技术拉动经济增长相对来说就快得惊人。当然发展中国家这时应该尽可能地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例如，大力发展教育，进行大规模地人才培训，使得市场拥有更多的有效劳动因子。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等等。

像美国这样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应当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事事都不要仅仅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去考虑，不要试图让别人接受自己认为对的价值观和制度观，美国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些，要考虑如何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自身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更要无私地技术援助那些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简单地给予一些人道主义援助。

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缺乏资本，也不是缺乏资源，也不是制度因素。资本可以通过不断地积累获得，资本的积累不要很长的时间；资源就更不是问题了，如果资源能够合理被利用的话，只需要很少的资源就能吸附很多的劳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其本身就资源匮乏；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会有制约作用，但不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除非一国长期处在战乱之中。无论发展中国家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现阶段只要不取消市场经济，对其经济发展本身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一是技术落后，二是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反映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是暂时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量身定做的。从斯密的经济自由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再回到斯密的经济自由政策，对应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市场经济建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不进行干预，在生产价格与交换价格博弈均衡和社会偏好引导市场生产中建立市场经济，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倾向于劳动推动型。

第二个阶段由于技术的发展，大量先进机器的出现，使得存量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口增长率下降，并且此时的资本膨胀速度已经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资本开始出现过剩。由于生产价格存在着刚性，市场生产存在着盲目性（滚雪球效应导致市场的虚假繁荣），经济危机开始大规模的爆发。于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国家开始介入市场。但是国家政策并不能取代市场自身的运作，而且国家干预政策往往会产生许多副作用。例如，我在前文曾提到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至关重要，它不是任何的国家政策可以取代的；再如依靠市场自身消费拉动内需是最好的选择，国家间接拉动内需有很多副作用等等。

市场本身有其运作规律（生产价格与交换价格博弈均衡和社会偏好引导市场生产），国家应该尊重市场，而不应该贸然地、主观地去进行干预。例如，某产品供不应求，国家要做的就是创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增加市场对该产品的供给，而不是断然加税来减少消费者对该产品的需求。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就是如此，有人说股票市场就是一赌场，从信息租金重新分配的角度来说，确实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国家决不能像管理赌场一样来管理股票市场，更何况无论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着泡沫，信息租金的重新分配总是向大投资机构倾斜，甚至国家当前政策的不可预期性更是助长了这种状况的产生。国家要做的就是要承担个人无法承担的信息成本，加强信息监管，增加信息透明度，不要像管理赌场一样管理股市。否则，无论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着泡沫，无论是处在牛市还是熊市，信息租金的不公平分配会愈演愈烈，受损失甚至倾家荡产的永远只是中小投资者。

凯恩斯挽救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国家干预本身的副作用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例如，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却没有收回来，导致了以后经济严重的滞胀。“滞”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已经实现了较为充分就业，劳动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这时处在停滞状态。“胀”的原因就是货币发行太多却没有收回来。

第三阶段为新古典经济主张自由放任阶段，也就是重回斯密的经济自由政策阶段。这一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侧重于技术拉动增长。国家政策导向是尽量减少国家直接干预，充分尊重市场本身的运作规律。

凯恩斯拉动内需政策成功发挥作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市场要有充分闲置的劳动因子提供者，市场要有足够的潜在劳动提供者，但是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率较低，就业相对来说相对充分，因此它们往往不具备这个关键条件。如果实施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的话，会引起经济不必要的波动，而经济的发展仍然在原地停滞不前，除非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发展“永久性”地向前跳跃，也就是技术拉动经济增长。实证也显示了技术冲击会使得经济的发展向前跳跃，而不会重新回到原地。技术冲击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内在原因，它只是外在原因的一种。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在诸如消费需求扩大、国家实施积极的政策、劳动就业增加、技术冲击等外在因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由于固定资产存量的存在，引起经济内在的周期性的波动。经济在增长过程中这种波浪式地前进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固定资产干扰”也是经济系统内在的要求。

在经济周期式波动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是呈反向关系的：经济高涨的时候，物价上涨，失业率下降；经济萧条的时候，物价下降，失业率上升。这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反向关系，后来被描述为菲利普斯曲线。但是菲利普斯曲线仅仅在经济周期式波动中适用，一旦脱离了该条件，菲利普斯曲线就可能消失，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未必就一定存在反向关系。例如，自然资源的突然短缺，这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租金大大提高，从而物价上升，但是自然资源的短缺造成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一定的自然资源吸附一定数量的劳动因子是呈比例的。在自然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劳动者失业，美国在20个世纪70年代爆发的能源危机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时候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然而失业率却大幅度上升，菲利普斯曲线就消失了。

再如，政府提高银行利率，银行利率的上升会使得市场均衡利润率上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物价最终会上升，由于收入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必然会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和储蓄增加的现象的产生，这样的话必然会造成失业率上升。于是政府提高银行利率在长期内会使得物价上涨（在短期内会因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而使得物价下降），但是失业率却在增加。也就是说政府加息在长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处在第三阶段，凯恩斯经济学退出了主导地位，主导地位由倡导经济自由的新古典学派所掌握。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纯粹是为了能够解释不断出现的经济现象，西方宏观经济学准确点说是一门专门解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其本身并不是一套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结合起来组成新古典综合学派，实际上这两种经济学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

由于经济学家解释经济现象的角度和观点不同，西方宏观经济学家们长期处于各自为政、连年混战的状态当中。他们彼此互不承认对方，更谈不上有一套公认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其本身就存在着非科学性问题，许多西方宏观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因此它们的科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西方经济学绝大多数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2]

除了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之外，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落后，一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是衡量一国人均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志。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水平落后，造成了其国内居民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

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完全不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曲折的经济发展历程，完全有捷径可走，那就是想办法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引进的，是别人早已开发出来并通过实践检验过的。因此，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足可以让发展中国家“一夜暴富”，其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力量是惊人的。

技术的引进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技术拉动经济增长没有过多的限制条件。但是劳动推动经济增长就不一样了，它要求有相当多的资本积累，而且还要循序渐进，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做好长期的打算，不可能能够像引进生产技术那样产生“一夜暴富”的效应。

在论述清楚了劳动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后，现在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推动和技术拉动双重作用的结果。

中国继20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改革开放，努力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为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事业，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维持并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在教育事业上舍得花钱，高素质的人才，低廉的工资，是吸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华投资的根本原因。巨大利润率的诱惑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中国政府也曾实施过拉动内需政策，例如，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公务员工资等，这些国家拉动内需政策对于实现更多的劳动因子进入到有机均衡市场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一直以来都是外贸拉动，也就是说既实现劳动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技术拉动经济增长是靠外贸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来重点研究一下这种外贸拉动内需模式。对于国外投资，出于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出口外贸和进口外贸。所谓出口外贸就是指国外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国内，在国内建立制造基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销回国外。可见出口外贸形式只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生产基地而已，其产品并不在中国销售。进口外贸是指国外投资者在国内建立生产基地，但是所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均在国内市场销售。另外，国内投资者的外贸形式我们称为国内出口贸易。因此如果我们分别按照投资主体和产品销售地的不同，可以把贸易分为国外出口贸易、国外进口贸易和国内出口贸易三种形式。无论是国外出口贸易还是国外进口贸易，国外投资者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因此它们都改善了国内社会化生产的技术条件，有效地实现了技术拉动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国外出口贸易和国外进口贸易都实现了有效拉动内需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劳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这两种外贸形式拉动内需的方式不同。国外出口贸易是一种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模式，国外进口贸易是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模式。

我们先来看国外出口贸易。仍然依照前例，假设整个有机均衡市场有100个人，每人提供10个劳动因子。不考虑制度和信息因素，每个人的消费集合均为5个面包和1件衣服。现在有一外国投资者投资于该有机均衡市场，假设他招了5个人，这5个人生产橡胶，所有的橡胶产品全部销往国外。而这5个人的消费集合仍为5个面包和1件衣服，换句话说，这5个人仍然要由有机均衡市场的其他人来养活，于是面包和衣服的消费需求增加，市场最终消费品出现持续的物价上涨，这时就有更多的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比如面包厂和制衣厂为满足市场需求而扩招了5个人，上述过程就是一简化的国外出口贸易间接拉动内需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模型。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假设该国内有机均衡市场不存在进口，只存在贸易顺差，由于是间接消费拉动内需，有一部分人只为国外生产贸易顺差产品，但是要在国内市场消费最终消费品，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那就是每个人的消费集合和每个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是降低了，降低的程度就是贸易顺差的程度，贸易顺差的结果是政府拥有大量外汇盈余。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就是这样。出口贸易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为此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生产这些顺差产品，然而这些人仍然要靠国内市场养活，于是最终消费品物价持续上涨，这也就带动了国内富裕的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来生产这些最终消费品，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贸易顺差越大，通货膨胀就越厉害，国家的外汇储备就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长得就越慢^[3]。人们的劳动成果即贸易顺差部分实际上是以外汇盈余的形式被政府无偿占有，政府为无偿获得这些外汇必须要发行本国货币向顺差产品生产者换取，于是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由此产生。

目前国内通过膨胀的原因一部分是源于外贸拉动内需时固定资产存量资本的过度增长^[4]，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引起的，因此当前的政策不能用简单地加息来解决。目前如果持续加息的话，短期内会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使物价有所回落。但是加息会进一步降低国内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有机均衡市场的均衡利润率，引起国外实物资本的流入。从长期的角度来说会扩大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又会加剧国内物价的上涨程度，所以长期加息必然会使物价上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国外进口贸易，与国外出口贸易不同的是，国外进口贸易是一种消费直接拉动内需的模式。我们仍然依照前例，在原有的有机均衡市场中，有100个人从事生产和消费，他们每个人的消费集合都是5个面包和1件衣服，现在某国外投资者引入先进的技术在国内生产葡萄酒，所有的葡萄酒都在国内销售。

假设为生产最终消费品葡萄酒必须有10人从事其产业链的生产，假设新的有机均衡市场的均衡结果是市场总产品变为550个面包、110件衣服和110瓶葡萄酒。这样的话，原有市场的生产和消费人数就由100人变为110人，每个人的消费集合也变成了5个面包、1件衣服和1瓶葡萄酒。

假设我们不考虑制度因素和信息因素^[5]，国内经济增长完全与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劳动因子数成比例，国外进口贸易在原有的有机均衡市场中，重新构建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最终消费品及其产业链，从而形成一新的有机均衡市场。国外进口贸易不仅仅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条件，而且还改善了国内居民的消费集合，因此它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意义重大。

我们再来看看国内出口贸易，这里的国内出口贸易，我们重点考虑的是国内投资者在获取了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条件下，利用国内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的贸易。

国内出口贸易是由国外出口贸易带动的，在国外出口贸易的条件下，中国国内的相关法律制度大多都明确规定了国外投资者的投资年限，以及相关生产技术的转让与归属问题。当过了一定年限以后，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外投资者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就会被国内所掌握，国内投资者再利用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重新组织生产。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容易出口到国外，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贸易顺差。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师傅教会了徒弟某项谋生技术，例如理发，但是徒弟收费相对低廉，师傅碍不下面子所以不会降低理发费用，结果生意全部都给徒弟接走，师傅只能挨饿。国内出口贸易是同样一个道理，国外投资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很快就会被国内所掌握，国内企业再运用这些生产技术条件生产出来的产品反过来出口到国外。由于国内生产工人工资水平低廉，而国外生产工人工资水平较高，于是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国外生产工人就只能“挨饿”了。

国内出口贸易和国外出口贸易一样，它们都是间接拉动内需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外贸拉动，中国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很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第二节　中美贸易顺差产生及其持续扩大的原因和应对对策分析

要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的产生原因，就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本书所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有机均衡理论之上的，所以理论会较为抽象和复杂，但是它有着很强的经济解释和预测能力。

在介绍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之前，按照惯例，我们还是简单地回顾一下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国际贸易理论。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绝对优势原理，阐述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的经济思想，标志着自由贸易理论的诞生，被世人公认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先驱。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用这种产品换取本国的劣势产品，从中获得利益。这一理论对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在国与国之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可以使劳动配置更合理，增加生产总额，对贸易各国均有利。但其前提是完全的自由贸易，该理论奠定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是在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个国家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两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通过“两利取重，两害取轻”，两国都可以提升福利水平。

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能够增进两国的福利，所以他们均主张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李嘉图更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他认为即便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改善自身的福利水平，从而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中也有反对自由贸易、提倡贸易保护者。例如，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对斯密和李嘉图提倡的自由贸易学说进行了尖锐地批判。

他指出，亚当·斯密的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德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即从德意志民族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德国要维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实行关税保护的政策。李斯特强调，实行保护可能会暂时牺牲些眼前利益，但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因为这会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

李斯特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在1841年出版后，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德国制定关税政策的理论依据。李斯特的学说还被当时经济同样落后的美国、俄国等奉为圭臬。但在今日世界，李斯特的学说却受到了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主流经济学界“刻意的忽略”，其影响远不如斯密来得大。

那么斯密、李嘉图和李斯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究竟谁正确呢？从斯密、李嘉图倡导的自由贸易角度来说，由于条件所限，其未必就一定能形成合理的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分工，自由贸易前提下同样也会出现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现象。一些拉美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大规模的逆差，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而与拉美国家相反的是，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却产生大规模的顺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反而欠中国巨额债务。在中国产生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美国却出现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及其生活福利水平的降低，由于中国靠自由贸易拉动内需，其总体福利水平是上升的。在美国，资本家是最大的收益者，每个资本家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其国内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如果美国不即时恰当地进行产业调整，使得其有机均衡市场实现合理的国际化分工，那么美国国内的整体福利水平不一定会总体上升。所以说仅仅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由于其他条件的原因，未必会实现合理的世界市场分工，使得各国的有机均衡市场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我们再来看看李斯特的反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限定了一个条件即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其经济落后，必须对国内的有机均衡市场实行保护政策，等国内有机均衡市场发展成熟了、发展健全了再开放市场，实行对外自由贸易。

事实上，当一国贫穷落后，其并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有机均衡市场，有一大部分最终产品靠从国外进口获得，而本国却没有相应的生产能力，即使有，也会被国外的厂商冲垮，这个时候政府就完全有必要实施恰当的贸易保护措施，让国内相应的最终产品及其产业链成熟起来，直到足以和发达国家抗衡为止。所以说李斯特的反自由贸易政策在一国尤其是大国，例如德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是比较合适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其有机均衡市场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其国内有着一大批的生产技术人员，有着自己坚实的技术底子，其有机均衡市场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完全不用从国外引进，只需要自己重新建立或开发即可。^[6]后来西德根据李斯特的政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等国内有机均衡市场完全成熟健全以后再实行自由贸易，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此看来，在一国尚处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该国经济非常落后，有机均衡市场相当不成熟时，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合理的。

下面，笔者将给出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货币只是一种计量符号或计量标准，只有通过货币我们才能把看不见的、难以计量的劳动因子给显性的计量出来。由于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不能简单的等同，其计量劳动因子单位也不同，因此这就存在一个汇率的问题。当然汇率不仅仅反映上述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反映短期内各国货币因贸易和投资原因而引起的供求关系。

其次，在国与国之间尽管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有机均衡市场，但是劳动是人类的共同形式的能量支出，因此不同形式的有机均衡市场仍然用有着共同属性的劳动因子来反映。

最后，世界各国有机均衡市场的生产技术条件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放宽生产技术条件给定的假设条件。另外为研究方便，暂时不考虑资本、制度、信息等因素带来的分配要求，假设国内市场资源能充分自由的流动，并假设国与国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最终产品能够自由流动，货币能够自由兑换。

为了能够实现相同的最终产品能够在不同国家进行比较，从而最终决定该产品对该国来说是流出还是流入，我们给出下列最终产品的价格公式：P＝L×M×H。

其中P为最终产品的价格，这个价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它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价格，当实际价格高于P时，就意味着一国该最终产品要出口；当实际价格低于P时，就意味着一国该最终产品要进口。L为生产某最终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因子数，这个劳动因子数的计算要用劳动还原的技术方法算出，在不同的生产技术条件下，L是不同的，它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一国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该最终产品的L越低，就表示该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反过来，生产该最终产品的L越高，就表示该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越低。L的单位是统一的，即所有国家的L的单位都是劳动因子。

M表示一国国内工人的单位实物工资即单位劳动因子能分配到的最终消费品实物数量，这个最终消费品实物数量为了能够在不同国家之间便于比较，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的设定。例如，中国的单位实物工资是2个面包和1件衣服，而美国的单位实物工资是4个面包和2件衣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方便地得出美国的工资水平是中国的两倍。因为劳动力不能在国与国之间流动，所以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是不同的。

H表示每个劳动因子的各国货币的计量单位，它反映了一国货币供求关系和一国货币因素对国际比较价格的影响。国家之间由于货币种类的不同，它们之间不能直接相互替代购物，只能以一国货币兑换成另一国货币的形式来进行购物。这样由于某些原因会引起一国货币的供需变化，从而使得一国货币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比例经常处在变动当中，结果会对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产生影响。

为方便起见，我们暂时不考虑货币影响因素，即不考虑H，那么对于公式P＝L×M。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某一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就是其耗费的劳动因子数和单位工资成本的乘积，由于劳动因子单位在不同国家是统一的，单位工资成本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因此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最终消费品价格能够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另一个是从实物交换的角度去理解，产品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流动，在进出口达到均衡的前提下，相同数量和种类的实物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其比较价格必定一样。当一国处在进口状态时，相同数量和种类的实物产品的比较价格必定比其他国家要高；当一国处在出口状态时，相同数量和种类的实物产品的比较价格必定比其他国家要低。所以如果以“实物单位”计量价格的话，这种价格就能直接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了。

那么如何以实物单位来计算价格呢？这要通过计算这种转换的其他实物来实现。例如，一个杯子，在中国卖7元，在美国卖1美元，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处在进出口均衡状态，这个杯子的比较价格是相等的，而且它们为生产出来一个杯子所耗费的以及所能转换的其他实物必然相等。

那么如何计算这种转换的其他实物呢？可以从对生产杯子所耗费的劳动所需要的实物补偿和从有机均衡市场的实物分配的角度去考虑。在论述有机均衡市场理论时我们曾强调过，工人生产某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因子数等于他分配到的消费品中含有的劳动因子数。现在我们反向理解为工人生产出来的杯子可以被转换为这些最终消费品，这些最终消费品如果我们事先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统一比较换算的话，那么就完成了以实物单位计算价格的过程。而P＝L×M即生产某种最终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因子数乘以单位劳动因子所能分配到的实物工资正是上述转化过程的实现。

可见，无论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实物交换的角度去理解，公式P＝L×M都能合理地反映出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当然如果从生产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显得更为直观，也更容易被理解。一国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为P＝L×M，这说明了任何一件最终产品的国家比较价格等于生产它所需要的总劳动因子数与工人工资水平的乘积，这里决定产品国家比较价格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即生产技术条件和工人的工资成本，产品的生产价值是由相应的生产技术条件决定的。在美国，由于其生产技术条件比中国的要高，因此生产杯子的所需要的总劳动因子数较中国要低；但是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要高于中国工人的，因此生产杯子的人工成本美国要比中国高。两种因素相互抵消，结果产品仍然处在进出口均衡状态，美国和中国的杯子的国家比较价格相等。

如果用下标1表示美国的产品比较价格影响因素，用下标2表示中国的产品比较价格影响因素，我们就可以用公式表示出这种关系：P＝L1×M1＝L2×M2。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话，那么M1与M2是相等的，即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工人能互相就业，那么中国和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产品的价格就由它的生产价值唯一决定了。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就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各国达到产品进出口均衡状态时，一国的生产技术条件越高，产品的生产价值就越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就越高。

在给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公式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斯密、李嘉图和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了。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有效实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贸易国之间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能相差太大，否则，即使一国拥有绝对优势，它也不会像斯密说的那样产品由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生产。

斯密、李嘉图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考虑到了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别因素，没有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而导致的各国之间工人生活水平不一致的影响因素。

假设生产一个杯子在美国只需要3个劳动因子，在中国却要5个劳动因子，然而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假设是中国的两倍，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假设为4，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假设为2，那么杯子最终是由哪个国家生产呢？我们来计算一下两个国家杯子的比较价格。美国的比较价格P1＝L1×M1＝3×4＝12；中国的比较价格P2＝L2×M2＝5×2＝10。显然中国杯子的比较价格要低于美国杯子的比较价格，因此杯子最终要由有着绝对技术劣势的中国去生产，除非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能够生产杯子，中国生产杯子的劳动生产率低得吓人，甚至中国根本没有技术能力去生产哪怕是一个杯子。

李嘉图要比斯密更为进步一些，因为他从简单的物与物交换中看出了即便处在技术绝对劣势的国家，产品也能由它生产。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李嘉图沿用了亚当·斯密所举的英国和葡萄牙的例子，但对条件做了一些变化，如表6－1。在没有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之前，英国生产1单位酒所需劳动人数为120人/年，生产1单位毛呢则为100人/年；葡萄牙生产1单位酒所需劳动人数仅为80人/年，生产1单位毛呢则为90人/年。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葡萄牙生产酒和毛呢，所需劳动人数均少于英国，从而英国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根据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两国之间不会进行国际分工。

表6－1　比较优势原理下国际分工的利益^[7]

而李嘉图认为，葡萄牙生产酒所需劳动人数比英国少40人，生产毛呢只少10人，即分别少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显然，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优势更大一些，虽然它在毛呢生产上也具有优势；英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劣势，但在毛呢生产上劣势较小一些。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应“两利取重，两害取轻”。即英国虽都处于绝对不利地位，但应取其不利较小的毛呢生产；葡萄牙虽都处于绝对有利地位，但应取有较大利地位的酒的生产。按这种原则进行国际分工，两国产量都会增加，进行国际贸易，两国都会得利。

从表6－1中可见，分工后投入的劳动人数虽没有变，但酒的产量却从2单位增加到2．125单位，毛呢从2单位增加到2．2单位。如果英国以1单位毛呢交换葡萄牙1单位酒，则两国都从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得利了。因此，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李嘉图由于没有考虑到英国和葡萄牙之间工人工资成本的差异，其理论显得不够严谨。现在我们考虑这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现在要考虑两国的工资成本因素，因此在各国工资成本因素不确定的条件下，各种贸易形式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的贸易形式，李架图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形式，甚至两国之间无贸易发生。我们现在重点要考虑的是李嘉图比较优势贸易的成立条件。

李嘉图贸易的最终形式是葡萄牙生产酒。假设英国的工资水平为1，要使得葡萄牙生产酒就必须满足条件P1＝L1×M1＞P2＝L2× M2，其中P1，L1，M1分别代表英国的酒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酒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P2、L2、M2分别代表葡萄牙的酒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酒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把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出M2﹤3/2，也就是说，只有当葡萄牙的工资成本低于英国的工资成本的3/2时，酒才可能由葡萄牙生产。

我们再来看看要使英国最终生产毛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仍然按照公式P1＝L1×M1＞P2＝L2×M2，其中P1，L1，M1分别代表英国的毛呢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毛呢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P2、L2、M2分别代表葡萄牙的毛呢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毛呢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把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出M2＞10/9，也就是说，只有当葡萄牙的工资成本高于英国的工资成本的10/9时，毛呢才可能由英国生产。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嘉图比较优势贸易形式成立的条件是3/2＞M2＞10/9，即葡萄牙工资成本水平必须要在英国工资成本水平的10/9到3/2之间，上述贸易形式才可能实现。这种状况表明，在总体生产技术条件和工资成本水平差别不大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之间通过自由贸易能够获得比较利益。否则如果M2＜10/9，则酒和毛呢全部都由葡萄牙生产，这也就是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形式的实现。这种状况可以用来分析拉美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绝对处于劣势，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使得这些国家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甚至负债累累，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从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最终结果是富国越富，穷国越穷。

如果M2＞3/2，则酒和毛呢全部由英国生产。这种状况就可以解释中美之间为何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重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国的有机均衡市场生产技术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外贸出口拉动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工人工资水平增长缓慢。^[8]产品因生产技术条件得到改善而使得其生产价值持续下降，而工资水平却增长缓慢，是造成中国产品国际比较价格持续低于美国产品比较价格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中美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状况会持续下去，同时美国生产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当中美生产技术水平达到一致时，中美生产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要达到一致贸易顺差才会消失。

那么中美的自由贸易是否只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就不利呢？对中国有利是毋庸质疑的，中国的有机均衡市场靠外贸改善了生产技术条件并且外贸还拉动了内需，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有一大半功劳要归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呢？从有机均衡市场理论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会使得一部分美国工人失业，但是假设美国的有机均衡市场劳动资源能够充分地流动，那么美国这部分失业工人就可以被视为市场新增的劳动因子，如果这部分新增的劳动因子经过重新培训实现再就业的话，那就会推动美国经济的增长。

有的读者可能就会问：“美国市场总就业人数不会因为上述原因而增加，美国经济怎么会增长呢？”由于中国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即便美国的就业人数不变，但是美国工人的消费集合较以前相比福利提高了许多，因此可以视同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这只是算了小头，而真正的大头在于美国资本家在中国赚取的丰厚利润，这部分利润虽然不能计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应该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美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考虑这部分因素。如果是国外出口贸易的话，美国资本家则希望中美的贸易顺差越大越好，因为顺差越大，他们赚到的利润就越丰厚，至于这是否会引起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他们并不关心。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好处。美国要做的是尽可能地调整产业结构，并可适当考虑向在中国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加征利润税来弥补产业工人的失业损失。但是持续过大的贸易顺差对中美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较大的。

一来会使得中国国内工人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高，但由于巨大贸易顺差的存在，一大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在为别人生产。

二来巨大的贸易顺差会引起国内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链分布非常的不合理，这会加大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一旦美国市场发生变化，中国国内不合理的产业链就会引发国内经济危机。

三是巨大的贸易顺差会使得中国出现“资本外流”现象，即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成为美国的债权国，从而引起预付资本流入美国。中国有着大量的潜在就业者，需要资本积累，资本反向流入美国会引起中国预付资本的不足。

四是货币只是劳动因子的计量工具，只是一种信用手段，它本身并没有价值，中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很容易造成损失，如果美国大量发行货币，中国手中的美元一定会大幅度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这时的美元不仅仅是一种信用货币，更是一种“特殊支付商品”。早期的金属货币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以金属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易仍然没有脱离物物交换的范畴。一国出现贸易顺差，那么别国会支付它相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如黄金，黄金属于商品，于是该国也就贸易平衡了；同样道理，一国出现贸易逆差，那么它会支付别国相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如黄金，黄金属于商品，于是该国同样实现了贸易平衡。因此早期的国际贸易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顺差和逆差。到了纸币出现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纸币不是商品，它只是一种纯粹的信用手段，以纸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易已经脱离了以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物物交换的范畴了。一国出现贸易顺差，那么别国会支付它相应数量的纸币，纸币不属于商品，因此该国没有实现贸易平衡，只是得到了一种信用凭证、表明他欠债未还的事实，就像欠债的人给你打了一张欠条一样；同样道理，一国出现贸易逆差，那么它会支付别国相应数量的纸币，纸币不属于商品，于是该国出现了贸易逆差，也同样只表明了一种信用关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美元与黄金挂钩就是明确美元是一种“特殊支付商品”，各国之间的贸易也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然而，战后欧洲国家本身就有足够的生产技术条件，它们要做的只是在战争废墟中重建家园罢了，这与真正一穷二白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由于欧洲国家工资成本水平低廉，结果它们很快就出现了大量的顺差，而美国却出现了大规模的逆差。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大规模的逆差必须要用黄金支付，美国崇尚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出现了美国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步。而且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丧失了国内独立的货币政策。

摆在美国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取消自由贸易，要么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巧妙地选择了后者，因为在以后的自由贸易中，它不但可以到处打欠条，而且还可以实施国内独立的货币政策。

无论是美国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意，它都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对于战后的欧洲国家，还是对战后的日本，还是对现在的中国，美国对其大量贸易逆差所打出的欠条都在不断的“赖账”，这些大量持有美元和美国债券的国家，它们的财富正在逐步被通过大幅度发行美元的美国所蚕食，美国经济增长获取的最大好处，以及美国崇尚自由贸易捞到的最大利益，就是这种“赖账”带来的。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是不会白白援助欧洲国家的。中国目前要做的不是大量持有美元或美国的有价证券，也不是考虑如何用外汇进行投资，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完全可以使得债券利率为负值，中国最稳妥的办法是用一大部分外汇直接购买黄金、石油等易储存、易保值的商品和自然资源，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国内市场所需的最终消费品，缓解贸易顺差。中国用外汇对外投资还不如对国内投资效益明显，因为国内的资本利润率高于国外，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外资不断涌入国内。中国与其大量持有美元不如大规模囤积黄金等易变现易保值的商品，中国早晚会成为亚洲的经济领袖，人民币要成为亚元，国内必须要有大规模数量的黄金做后盾。

另外，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是造成中国国内CPI消费指数持续上扬的重要原因。中国是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外贸顺差越大，那么就有越多的工人生产了非国内产品，就有越多的工人为国外生产产品。但是这部分工人他们的最终产品消费只能来源于国内，只能由国内市场供应。根据有机均衡市场理论，如果不考虑技术条件改善带来的工人生活水平增长的因素，国内工人的整体实际工资会下降，也就是国内CPI消费指数持续上扬。这时就会促使国内有更多的潜在劳动者进入有机均衡市场来生产出更多的最终消费品，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就是典型的外贸拉动模式。而贸易逆差国则相反，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会使得国内CPI消费指数持续下降，甚至引起通货紧缩，对于经济互补性差的国家来说，还有可能引起国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后果。

在分析了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以后，我们就可以研究相应的对策来防止顺差急剧地扩大。因为过大的贸易顺差对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利的。

防止中美贸易顺差的措施很多，主要有：

1．中国方面可以扩大进口，进口的商品包括为国内市场所需的消费品，以改善国内工人的工资福利水平；进口的商品也可以是一些技术专利，也可以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只能考虑用廉价的劳动力去购买；进口的商品还可以是黄金、石油、稀缺资源等对以后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商品，这些商品易于保存，也易于保值。中国扩大进口是缓解和抑制日益扩大的顺差最好的办法，尤其是当国内CPI消费指数上升势头过快时应该扩大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而不能简单地加息。加息正如火上浇油，会加大中国的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生产技术水平不断地得到改善，但是国内生产工人的生活水平却增长过于缓慢。中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国内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就越缓慢，若不考虑技术增长带来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过大的贸易顺差会使得国内工人的生活水平出现负增长。于是顺差越大，工资水平增长越缓慢，工资水平增长越缓慢，顺差就越大，就这样中美贸易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却加剧了上述过程的恶化。企业的外汇收入被国家强制性地兑换为人民币，大量的外汇盈余被国家无偿占有，中国的外贸顺差成果最终以外汇盈余的形式为国家所控制。国家发行货币是不会有任何成本的，但是为换取外汇盈余而发行货币会使得本国货币流动过多，也就是国内流动性过剩产生的根本原因。顺差越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越严重。国家发行的货币如果不及时回收，容易产生通货膨胀。

我推荐的做法是，国家用外汇盈余进口国内需要的最终消费品，国内消费者以人民币购买这些最终消费品的同时国家也就回收了以前发行过多的人民币了，这也就是等同于以外汇盈余换取人民币的过程。这样一来既可以让货币及时回笼而实现正常的货币循环，防止通货膨胀恶化，又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目前中国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例如，国家发行债券回收流通的货币，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回收的货币不能被消灭，它早晚又要流通的，发行的债券早晚是要还的。当然，国家也可以不断地发行债券来“永久性”的来冻结过剩的货币（前期债券一到期马上再发行新的一期债券），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银行”，但是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副作用。一来巨额的利息费用国家是要承担的，这部分利息费用的支付国家只能靠加税来偿还，这会干扰经济正常运行。二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藏汇于民”的政策即允许企业和私人持有外汇，国家应鼓励他们用外汇直接进口商品，甚至可以让他们用外汇提高自身福利水平。

3．以增加税收形式减少出口。对于那些容易污染环境、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以及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国家应该以降低出口退税或以直接加征税收的形式来减少这类产品的出口数量，对于国内需求旺盛的最终消费品国家也可以以税收的形式降低其出口量，以优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国内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

中国征税与美国征税效果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或美国产品的进口，但是国内加征税收应该要先于美国的关税，否则中国不征税而等到美国征税，这部分税收利得就落入了美国的腰包。

4．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法定货币的差别，美元不能直接在中国流通，人民币也不能直接在美国流通，美元必须兑换成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必须兑换成美元才能在各自的国家里流通，因此这就存在着一个汇率因素，这个汇率因素足以影响到产品的进出口价格。以前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即中国实施的是固定汇率，这样一来，影响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汇率因素就不存在。现在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就是说要靠汇率的调整来影响到产品的进出口。

由于考虑到汇率因素的存在，前面建立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的公式要做出一些修改，即P＝L×M×H，其中P，L，M，H分别为产品比较价格、产品的生产价值、工资成本和每个劳动因子的各国货币计量单位。假设中美贸易均衡且P1＝L1×M1＝P2＝L2×M2，其中P1，L1，M1为中国的产品比较价格、产品的生产价值和工资成本；P2，L2，M2为美国的产品比较价格、产品的生产价值和工资成本。

由于中国的L1是以人民币计量的，美国的L2是以美元计量的，我们现在考虑中美贸易的货币因素，结果有P1＝L1×M1×R＝P2＝L2×M2×D，其中R为每个劳动因子的人民币计量单位，D为每个劳动因子的美元计量单位，移项处理得：R/D＝L2×M2/L1× M1＝e，这里的e我们称之为汇率影响因素。

由于事先假设L1×M1＝L2×M2，这时候e＝1，也就不存在货币因素的影响。当不存在汇率因素影响时即e＝1时的R/D我们称之为标准汇率。当中国出现贸易顺差时，人民币需求增加，于是R/D必然会上升，e＞1即人民币会升值，这时候就存在着汇率影响因素。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是中国生产技术条件持续得到改善而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由此导致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持续偏低，结果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这时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来缓解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持续偏低的状况，利用汇率影响因素来提高中国产品的比较价格，防止中国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扩大。

利用货币因素来影响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不是最好的办法。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其手法和加征关税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利用货币设置障碍。但是利用货币设置障碍来实现贸易平衡的做法是不理智的，因为实现贸易平衡很难想象可以靠设置货币障碍来达到。只要中国国内生产技术水平持续改善，工资水平增长又缓慢，贸易顺差就不可避免，即使人民币持续升值，但是中国不扩大对美国的进口，中国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得到有效改善的话，仍然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相反，如果人民币升值过高的话，会使得中美贸易额锐减，其产生的福利水平比简单的征关税还要差。相关的模型我不想在这里建立，我只做个比喻，用人民币升值的方法就好比为降低市场需求国家强制性地提价。国家强制性的提价没有任何收益。另一种降低市场需求的方法是国家实施征税，两种措施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后面一种措施因为有税收收益，所以其福利水平明显比前者高。逼迫人民币过度升值还不如中美两国认真考虑一下如何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来的福利高。当然我并不是不主张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应该按照其标准汇率进行缓慢的升值。标准汇率为：R/D＝L2×M2/L1×M1，当e＝1时即不存在利用货币因素影响国际比较价格现象时的国家之间计量单位劳动因子的法定货币的比值。由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其标准汇率是上升的，标准汇率真实地反映了两国商品的比较价格，排除了两国货币差别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应按照标准汇率的上升来进行，否则如果升值过快，会产生货币障碍阻止两国贸易的问题，其效果甚至比纯粹地征税还差；如果升值过慢，会引起中国国内商品价值被低估的问题，中国贸易的顺差会迅速扩大。由于R和D分别为中国和美国的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计量标准，因此标准汇率会受到两国货币的计量标准的影响，也会受到两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假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00个劳动因子，其发行的货币总数是10000元人民币，那么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的计量标准为10元人民币/每个劳动因子。现在中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假设发行的货币总数变成了9000元人民币，那么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的计量标准为9元人民币/每个劳动因子。假设美元的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的计量标准保持不变，且为2美元/每个劳动因子，那么中国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后标准汇率便由以前的5上升到了4．5，由于中美两国的标准汇率上升会给人民币的升值造成很大的压力。

同样道理，如果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也会使得标准汇率上升，从而给人民币升值造成很大的压力。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大的原因也和美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有关。

5．除了上述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的措施降低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外，中国更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对外贸拉动内需的依赖程度。中国可考虑健全消费信贷制度（事先要健全个人的信用制度，比如说建立个人信用的电子档案，记录个人的不良记录，并便于互联网查询，使之公布于众。建立个人信用体系非常重要，它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产生的效果要比简单的处罚好得多）。扩大消费信贷属于直接消费拉动内需政策，是拉动内需政策中效果最好的之一。

中国还应该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技术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科技创新人员，只知道一味地学习和模仿别国的技术，那么中国永远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走，永远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然而，由于制度成本太高，中国的创新性人才的确很少，中国要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创新性人才非一日之功，要有好几代人的努力，当然前提是对相应的制度体系要动大手术。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暴露出的问题还很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突出的就是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而且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在减少贸易顺差和降低对外贸拉动内需依赖程度的同时，必须要重点考虑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有着丰富的劳动资源，其大有潜力可挖，一旦这部分地区能够实现经济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再保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而且贸易顺差还在不断的扩大，然而，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且还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甚至欠下巨额债务，有的国家还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同样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都是一穷而白，为何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呢？要解释这个问题要重新回到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毛呢和葡萄酒生产的例子中。

沿用上例，如果M2＜10/9，则酒和毛呢全部都由葡萄牙生产，也就是说毛呢和葡萄酒将由拥有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的葡萄牙生产，这也就是说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形式得以实现。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水平比发达国家的要低很多，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甚至其本身没有生产某些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条件，结果发展中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反而比发达国家的要高，甚至发展中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产品要靠国外进口。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逆差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就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其自然资源，进口大量的最终产品，结果是富国越富，穷国越穷。

如果我们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有机均衡市场看成是一个有机均衡市场，所不同的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这两个国家的工人是如何进行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先进生产技术的支持，他们一般生产一些简单的初级产品，甚至直接出口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发达国家由于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它们生产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最终产品，于是在这个庞大的有机均衡市场中，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会有所恶化，而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其生产技术条件还在不断的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仍在增长。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有机均衡市场中的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只要发展中国家想方设法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条件，健全自身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实现经济较大的增长。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就非常适用，因为他提倡先进行贸易保护，防止自己国家的有机均衡市场遭到过大的冲击，等到自己国家的有机均衡市场成熟起来以后，再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后来的西德正是实施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才似使得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技术条件。二战后的德国其本身就有先进的技术条件，它所要做的只是在战争废墟中重建家园，不必去重点考虑如何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同，它们是真正的一穷二白，它们最缺乏的就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发展中国家如果仅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而不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其经济仍然不能实现有效地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所要做的不仅仅要进行贸易保护，而且还要想办法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为此，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像中国一样在初期实施贸易保护，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重点是鼓励外资进入，鼓励国外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条件。然后以国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条件带动国内民族产业的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和中国一样较大的国家，那么还必须考虑尽可能健全自身的有机均衡市场，使得国内所需要的最终产品本国都能生产；如果发展中国家比较小的话，可以考虑重点就某类最终产品的生产建立国家竞争优势，以便在国际有机均衡市场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较大。

根据新建立起来的国家贸易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很低，只要能够想办法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再在初期实施必要的贸易保护政策，待在国内有机均衡市场成熟以后再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必然会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因此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9]，接着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就会产生外贸拉动内需效应，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上面我所总结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技术和劳动力双重推动经济的增长。笔者认为是当前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很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第三节　中国试图以加息来遏制目前持续出现的通胀的调控方式探讨

中国目前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凸显。为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中国政府一再加息。但是笔者的观点是，就目前现状来说，加息无助于遏制通货膨胀，相反，它会使得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政府应该立刻走出加息的误区。

当前中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由外贸顺差引起的，贸易顺差越大，外贸拉动内需的效应就越明显，国内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CPI的消费指数就越高。所以中国持续巨大的贸易顺差是引起通胀的原动力。在中国外贸拉动内需使得CPI的消费指数持续走高时，就会使得更多的劳动资源从事这些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实现国内更多的人就业，同时为生产这些最终消费品，国内的固定资本投资也会增长，容易形成“滚雪球”效应，存量资本的存在会进一步带动消费指数的增长。如果加息，在短期内会抑制固定资本的投资，从而会降低“滚雪球”效应，使得物价上涨速度降低。但是即便不考虑到贸易顺差因素，加息在长期也会最终抬高物价水平，因为加息会抬高有机均衡市场的均衡市场利润率，工人的实际工资会下降。因此，在工人名义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最终会上涨。可见加息并不是抑制通货膨胀最好的方法，尤其对于经济局部过热现象，加息产生的副作用更大。要控制住“滚雪球”效应的话，政府可以直接对固定资本投资征税，征税不会直接降低工人实际工资，没有加息带来的副作用。

由于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持续过大的外贸顺差带来的，因此，降低贸易顺差，扩大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能够有效地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这样做也会削弱外贸拉动内需的影响，使得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政府如果持续加息的话，一来会造成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加息具有降低工人实际工资的作用，中国生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每个劳动因子能分配到的最终消费品是在提高，但是这只是代表了平均收入水平在增加，如果考虑到资本利润的收入，那么持续加息就会产生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缓慢、资本利得收入快速增长的现象，即加息产生的副作用是加速了收入的两极分化现象；二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外贸持续出现过大顺差的条件的话，持续加息在短期内会加速人民币的升值，在长期会继续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

为了能够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放宽条件，修改前面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公式。

现在假设要考虑资本分配要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为：P＝L×M（1＋R）×e，其中P为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L为产品的生产价值，M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R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e为汇率影响因素。我现在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没有从有机均衡市场的角度按照各个生产单元进行成本加成的方法来核算每个产权主体所应获得的利润，我只是把M看成是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把M（1＋R）看成是每个劳动因子的收入水平。至于每个劳动因子的收入，我把它笼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资M，另一部分是资本获得的利润MR。

本来资本要获得的利润率R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10]，为使得经济总效益和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市场均衡利润率应该由劳动因子的净增长率决定。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喜欢调节银行利率并以此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市场均衡利润率便很容易被人为地操控。现在假设政府加息，加息会抬高市场均衡利润率r，当然也会使R上升，但是加息同时会降低实际工资M，那么加息对单位劳动因子收入M（1＋R）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加息对总劳动因子收入的影响，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要研究市场劳动因子净供给的状况。如果市场劳动因子净供给率过高，那么加息会提高有机均衡市场的均衡利润率，从而会增加储蓄，会让更多的劳动进入有机均衡市场，这时加息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换句话说就是当资本供应不足时，加息政策是有效的。如果市场劳动因子净供给率过低，那么加息会增加有机均衡市场的均衡利润率，从而会增加储蓄，会导致经济过剩，引起经济过剩性质的失业率增加，这时加息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换句话说就是当资本过剩时，加息政策是无效率的。

中国目前来讲，尽管有着富裕的劳动者，但是由于经济地区性发展不平衡，更重要的是没有实现教育和培训的产业化，结果导致大量的劳动因子不是有机均衡市场所需要的有效劳动因子。因此在中国资本存在着过剩的迹象，持续加息会导致国民储蓄上升、经济发展减速。

上面阐述的是加息会对整体经济收入产生影响，现在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即单位劳动因子的收入是又什么决定的？加息又会不会影响到单位劳动因子的收入？

我们知道，即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因子也是客观存在的，劳动因子收入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劳动因子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和资本利润收入（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分配要求）。

如果把劳动因子定义为工人每小时支付的能量的话，那么就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去除以工人劳动提供的总生产工时来粗略的计算出劳动因子的收入。从事不同专业劳动的工人只要他们提供的劳动因子数相同，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收入是一样的，单位劳动因子的工资收入是相等的，这个规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成立。由于单位劳动因子的总收入相等，因此单位劳动因子总收入中包含的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都相等，工人每提供一个劳动因子，他都能获得一个固定的工资收入，资本家也能获得一个固定的利润收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地求出单位劳动因子收入中的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了。

由于事先可以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得到总工资收入和总利润收入，因此只需要用这两个数值去除以总劳动工时，即可得到单位劳动因子的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计算出来单位劳动因子的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求出颇为关键的指标，即资本家每单位劳动因子所要求的利润率R；求出资本家要求的利润率R后，只要我们知道某产品的生产价值，工人单位劳动因子的实际工资，我们就可以方便地求出该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了。

不过我在这里仍然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的计算方法只是一种近似的、粗略的计算方法，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的精确计算方法要在有机均衡市场中严格按照最终产品生产过程各个生产单元进行不断地成本加成得出。在这种情况下是等价格的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不是上述的雇佣等量劳动因子的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有机均衡市场中，雇佣等量劳动因子的资本一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但是这种粗略或近似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的计算方法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结论，我们采取这样粗略或近似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的计算方法，纯粹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加息会提高资本家要求的利润率R，但同时会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M，因此对于单位劳动因子的总收入M（1＋R）的影响似乎不好确定了。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单个劳动因子的收入，即单个劳动因子所能分配到的最终产品数量仅仅由一个客观因素决定，那就是生产技术条件。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单个劳动因子的收入是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规则同样成立。因为资本利润是来源于劳动所得，即便考虑到了资本分配要求，也不会影响到单位劳动因子收入的变化。因此，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加息会影响总劳动因子收入的变化，但是它不会影响单位劳动因子收入的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尽管加息不会影响单位劳动因子收入的变化，但它会提高资本家要求的利润率R，因此加息会明显降低单位劳动因子收入中的工资收入、提高单位劳动因子收入中的资本利润收入。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政府的持续加息政策会加重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为：P＝L×M（1＋R）×e，加息虽然会提高R，但同时会降低M。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下，每个劳动因子收入M（1＋R）是不变的。无论是否加息，情况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考虑到货币因素，加息会引起产品价格上涨。因为加息会降低实际工资M，名义工资不变，资本家发给工人的货币工资不会变，资本家进行成本加成的市场均衡利润率因加息会提高，结果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产品价格也会上升。加息尽管在短期内可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从而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但是加息最终会导致物价的上涨，越加息，物价最终上涨的幅度越大。

产品的生产价值L也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若不考虑汇率影响因素，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仍然保持不变。但是中国国内持续加息会增加美元对人民币的需求，即大量的美元会要求兑换为人民币来获取利息差，人民币的需求会上升，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压力凸显，汇率影响因素e上升，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会上升。

由于中美之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加息使得资本家要求的利润率R上升，这必然会引起美国实物资本流入中国，所以中国在短期内会增加对美国的这些实物资本的进口，从而起到缓解贸易顺差的作用。但是在国外出口贸易的条件下，美国实物资本的流入完全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做准备的，这些实物资本产生的利润加上其本金全部都要返回美国的。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加息引起美国的实物资本的流入最终会产生更大的顺差，顺差越大，外贸拉动内需的效应就越大，中国国内物价水平上升就越高。

针对中国目前出现的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政府不应该持续地加息。持续地加息不大可能遏制得住通货膨胀，相反，它只会使得通货膨胀恶化。

如果经济由于存量资本的原因而发生周期式的波动，那么在经济高涨时加息能够抑制存量资本的投资，从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尽管加息在长期会抬高物价水平，但它确实起到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但是引起中国目前持续的通货膨胀中虽然有存量资本增长过快的因素，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引起中国目前持续的通货膨胀主要因素就在于过大的贸易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起到了拉动内需的作用，它带动了最终消费品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降低贸易顺差，而不是持续的加息。另外加息有一个比较大的副作用，就是加重了收入两极分化的进程，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尽管平均收入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有的出现了负增长。

中国政府除了降低贸易顺差外，还要处理好存量资本增长过快引起的价格上涨问题。只要经济不断发展，有机均衡市场不断扩张，存量资本的客观存在就会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这是难以避免的。为防止经济波动起伏过大，政府可以考虑有针对性地对固定资产征税取代简单的加息，来抑制存量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也可以考虑用增加对最终消费品供给的办法，例如用外汇盈余增加对国内市场所需的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来抑制存量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增加产品的供给使得最终产品的物价下降，从而抑制住“滚雪球效应”的进一步扩大）；当然还可以考虑前面提到的其他方法。

推动物价上涨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国际游资对物价尤其是对股票和房地产的推波助澜作用。国际游资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它们多半只是为了捞取短期利润，它们流动速度快。笔者的建议是疏导游资。所谓疏导游资就是让这些游资像水一样进入“海绵”，那么如何选择“海绵”呢？最好的“海绵”就是股市，因为游资进入房地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游资并没有因此转化为预付资本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相反，进入房地产的游资投机气氛很浓，它们往往把房地产价格抬得很高，增加了国民购房的负担。为此政府就必须疏导游资从房地产流入股市。政府可以考虑对房地产实施偏紧的调控政策，例如，对房产交易实施按照年限递减式的征税政策，即对于转让的房产，离购买时间越短，征税就越重，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的投机行为；同时政府可以考虑允许股市一定程度的升值，来吸引游资进入股市。如果政府不增加股市的供应量，不让更多的公司发行股票，不扩大股市的容量和规模，游资进入股市就和进入房地产一样属于投机行为，游资这时仅仅起到抬高股市的作用，而没有进入有机均衡市场成为预付资本。如果有大量的公司上市或是增发股票，那么游资就进入了有机均衡市场成为了真正的投资了。

根据有机均衡市场理论，国家利用股市允许更多的公司上市或是增发股票实质上就属于直接消费拉动内需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公司发行股票就意味着公司为扩大生产需要更多的预付资本，资本的本质就是支付给工人用以消费的实物工资。更多的预付资本进入有机均衡市场，就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这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模式，它比国家实施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效果要好。

当然，要实现劳动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循序渐进，尽管中国有着大量的潜在就业人口。因为由于有机均衡市场中存量资本的存在，过快过猛的消费拉动会使得经济周期性波动过于剧烈，这反而不利于有机均衡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股市的扩容也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不应该忽冷忽热。中国政府通过合理引导游资进入股市能够使得国外游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贡献。

中国政府也不应该太在意银行和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入股市，银行、债券市场、股市都是预付资本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途径，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哪里的收益高，资本就流向哪里。在理想条件下，无论是银行、债券市场还是股市，资金会达到一个这样的均衡，即资金无论是流入银行、债券市场还是股市，它们的收益是一样的。因此，国家只需要关注资金是否进入了有机均衡市场而不必关系资金是通过哪种途径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若是国家采取措施试图分流部分股市资金进入银行，那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如果说国外游资过多，已经超出了本国市场的需要，国外游资已经成为了过剩资本，那么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引导这些过剩资本向外流动，例如，政府允许国外公司在中国上市，中国政府发行股票吸收游资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让游资为世界经济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节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高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稳步提高，综合国力也在逐步增强，这对一个几近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不遗余力地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一点为世界公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重点在于鼓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国政府并创造许多有利条件来支持和鼓励国外来华投资，例如大力发展教育、建立健全基础设施等等。

但是由于国外投资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国外投资者一般只愿意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投资，结果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拉大；中国为迎合国外投资的需要，大规模地培养应用性的人才，中国的教育体制正是这种需求下的产物，结果造成因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使得民族创新能力不足；国外投资者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益，他们对国内资源、能源和环境引发的问题漠不关心等等。

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西部内陆地区落后，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继续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当前重大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平衡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如果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能够处理得当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能更为保持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这主要在于西部内陆居民和农民的经济收入过低，如果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假设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够翻八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尚可持续二十至四十年。否则，如果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话，中国经济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放缓。

那么如何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呢？有机均衡市场理论提供了很好地解决办法。我们先来看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源于技术条件的差别以及国内有机均衡市场存在着不合理的分工。我们不妨把国内的一个大的有机均衡市场看成两个小的有机均衡市场，一个是有着发达生产技术条件的东部有机均衡市场，另一个是生产技术条件落后的西部有机均衡市场，这两个有机均衡市场与国际贸易不同的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如果建立相应的模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东部有机均衡市场技术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比西部高，结果西部有机均衡市场的有效劳动力会不断地涌入东部，造成东部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而西部有机均衡市场由于人才大量的缺失，其本身难以发展，甚至出现了萎缩，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西部有机均衡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许多市场需求的最终消费品它自己生产不出来，只能依靠东部有机均衡市场提供，为换取东部有机均衡市场的产品。西部有机均衡市场必须能够提供相应的产品，西部有机均衡市场只能提供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东部有机均衡市场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包含是东部工人的高工资水平，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增长。西部有机均衡市场提供的产品包含的是西部工人的低工资，由于其生产技术条件得不到改善，其工资水平难以增长，结果东西部工人的工资水平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国外投资者以及国内政策导向是倾向于对东部地区投资，结果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除此之外，东部地区的发展还受到了西部地区的人才、资源、原材料的大力支持，形成了牺牲西部发展以换取东部更好发展的局面，最终结果是东西部地区两极分化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

找到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以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技术问题首当其冲，如何解决西部地区的生产技术问题最为关键。方法无非有两个，一个是鼓励国外投资者到西部去投资，这个比较难；还有一个是东部地区直接向西部地区投资，并提供技术援助，这个方法现实点。

除了技术问题外还有一个人才的问题，如何为西部有机均衡市场培养出有效的劳动因子，又如何不让人才外流，国家的教育资源可以考虑向西部倾斜。例如，增加各大高校对西部人员的录取比例，国家加大对西部高校的投入，甚至可以考虑向有志开发西部地区的人员像师范招生一样完全免学费。

技术、人才问题不难解决，相对难些的就是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发展战略有两种可供选择，一个是全面发展战略，全面发展战略就是在西部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有机均衡市场，可以考虑把西部几个居民生活水平相近的省市合并为一个独立的有机均衡市场。在这个有机均衡市场内，要具备生产所有最终消费品的能力，要把这个有机均衡市场培养为能够和东部地区抗衡的成熟的有机均衡市场。这就需要东部的相应技术和设备的支援，又要实施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即在发展初期，要对西部有机均衡市场进行必要的贸易保护，使得它成熟起来。由于西部地区工资水平低，等到其生产技术水平跟上以后，产品的价格最终会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会迎头跟上。如果西部某个地区过于贫穷落后，可以考虑直接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这样效果还更好。

具体做法是先确定该地区居民的消费集合，确定该地区应该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种类，然后以此确定该地区有机均衡市场的产业链模式，确定这些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单元，接下来就要为这些生产单元配备机器设备、生产技术、人员等等。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可以从东部发达地区引进，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人员必须是本地的，否则扶贫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难点问题，即如何把本地区的人培养成为有效的劳动因子。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本地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使他们提供的劳动符合市场所需。

最终的分配形式可采用按照劳动因子贡献来分配，也可以参照别的市场商品价格体系来实现按劳分配。有一点是必须要做的，即必须要在该地区成立一个封闭的经济特区，要对该地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即产品只能销售出去，不能有其他地区的产品进来，而且可能的话，还可以考虑在该地区发行特殊的货币，该货币只能在本地区流通。实施计划经济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不存在资本利润，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可以对整个产业链实施技术监控以降低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会很低，一旦其有机均衡市场发展成熟起来以后，再对周边市场进行开放，会对它们产生不小的冲击。全面发展战略能够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但是它需要建立健全一个成熟的有机均衡市场，这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有机均衡市场从理论上说完全可以按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而且只要有能力降低其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的话，其总成本未必就会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高。笔者相信不远的将来，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要建立一个成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必须得到体制外的技术、资金、人才的大力支持，否则，很难保证其一定会成功。

除了全面发展战略以外，西部地区还可以考虑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战略的原理和实现对国内有机均衡市场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理论相似，即对于西部地区有机均衡市场中的某一条产业链，甚至是某一生产单元进行优先发展，以此带动整个有机均衡市场的发展。

例如，国家可以考虑把某些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建立在西部不发达地区，这些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是国内有机均衡市场中的某个生产单元，国内经济发展必然带动这些工业生产基地的发展。这些工业生产基地同时又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生产单元，工业生产基地的发展必然又会实现对西部地区有机均衡市场的消费拉动，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如有的西部地区有限发展优势产业，如旅游业也是这个道理。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由于外地的消费者巨大的消费能力，能够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再如有些地区以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房子是生活必需品，其需求价格弹性相对其他耐用品来说要小得多，于是有些地区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故意让房价上涨来增加市场对房产的供应量，结果房产的产业链实现了优先发展。同时房产的产业链中的职员获得了高收入，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也有利于以消费拉动其他产业链的发展。

优先发展战略的关键之处是要找到能够拉动西部地区有机均衡市场的重要突破口，能够找到能够优先发展的产业链和生产单元。

优先发展战略相对全面发展战略来说其见效快，经济实现发展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对整个西部地区的有机均衡市场来说，由于某一产业链或生产单元优先发展，所以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优先发展战略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旦优势条件丧失，经济发展会停滞。例如，某地区实施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本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然而，由于竞争的原因，其优势产业被其他地区的后来者超过，结果使得该地区的产业竞争优势丧失，经济重新陷入萧条。

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农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那么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如何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呢？有机均衡市场理论能够给出一些建议。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大，这部分群体如果不真正富裕起来，中国经济很难实现真正持续高速地发展。

先来分析一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时期，农民的生产方式一直处在刀耕火种阶段，他们除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一大批食利阶层，农民自古以来就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新中国建国后，食利阶层大大减少，但是农民并没有因此就完全富裕起来，因为限制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这个关键因素就是农业生产技术至今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提高。许多地区仍处在封建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平均一个农民只能耕几亩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是高度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一个农民可以管几十甚至上百亩的土地，其农业生产方式相当先进。

技术条件是提高人均收入的唯一关键因素。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生产技术条件越高，人们每耗费一个劳动因子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就越多，人们每提供一个劳动因子所能分配到的产品数量也会越多。

假设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生产100斤稻谷需要耗费100个劳动因子，需要10个农民；在美国生产100斤稻谷需要耗费10个劳动因子，只需要1个农民。那么按照有机均衡市场理论，美国农民的收入是中国农民的十倍。中国目前就是这种状况，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及其低下，全国人民竟然要由九亿农民来养活，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来源，农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行业，但是它却吸附了大量的劳动，代价很大。降低这种代价的唯一方法，使得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在中国的北方，因为多半是平原，所以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在中国南方，由于多半是丘陵，所以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估计很成问题，但可以考虑从其他方面入手。可见，要真正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只有这么一个方法，即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其他的方法如国家给农民补贴、减税等减少农民的负担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国家允许粮食价格适当上涨，这样对农民增收起到的效果还更好些，粮食属于生活必需品，其价格弹性比较低，粮食价格适当上涨不会大幅度降低粮食的供给和需求量，因此农民的粮食收入会明显上升。

根据有机均衡市场理论，粮价上涨不会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但它会对粮食加工业如制酒业有较大的影响，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时，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粮食价格来实现社会总产品有利于农民方面的分配，从而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

但是上述方法不是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要知道中国八亿农民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劳动资源，农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建立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技术提高会引起农民技术性失业，即以前需要很多劳动力生产粮食满足社会需要，现在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生产粮食满足社会需要了，结果就会出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过剩，这就是技术性失业。

目前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在逐步改善，农村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涌向城市，成为了民工，城镇人口因此也在不断的增加。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农业的生产技术哪怕能够提高到美国的一半，那么中国因技术性失业从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资源会有多么的巨大，如果这巨大的劳动资源能够成为有效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按照有机均衡市场理论，只要自然资源、能源、环境等关键要素允许的话，拥有合理结构的有机均衡市场能够呈几何级的膨胀发展。从理论上说，它可以无限吸纳有效劳动因子。因此，只要能够对农村富余人口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只要能够建立健全一个结构合理的有机均衡市场，技术性失业引发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不但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还能够极大地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推动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除了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外，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民族创新能力不足，它将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问题。

新中国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为了能够吸引到外资来华投资，中国国内必须培养出大量的符合国外投资者需求的应用性人才。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如高考制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中国实行高考制度有一个根本原因，即教育资源的匮乏，只能让少数人优先享有教育。高考制度就像一个筛子，凡是那些学习、模仿能力强的，更适合被培养成为应用性人才的学生就越容易享受到较为优越的教育资源。结果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就使得那些真正创新性人才被淘汰出局。中国目前各大科研领域应用性人才居多，这也就是造成当前民族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优秀民族之一，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大可不必怀疑中国人的天资。甚至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人物甚至可以完成几代人完成不了的任务，只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他们没有被发掘到。

中国完全有能力成为世界上的创新大国，但是这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且还要对中国现有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教育制度动大手术。

首先要对考试制度改革，不能以考试分数高低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考试机器（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话，这种考试制度是一个好方法）。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过于急功近利，不懂得培养学生对各个科学领域的兴趣爱好，更不懂得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兴趣爱好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动力，可惜的是中国目前有不少的“科学家”对本研究领域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搞科研纯粹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样的“科学家”除了会争夺有限的科研资源外，指望他们创新，甚至指望他们为科学献身那是不现实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是中国学生最为缺乏的，然而这种能力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没有这种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学生就没有能力尝试对某问题的进行一种新的解决办法，那就更谈不上创新能力了，至于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来挑战权威之类的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儒家文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对国人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大同”，它反对标新立异，它更注重的是“服从集体”，反对“个性发展”，这从根本上就束缚了创新精神。

如果把个人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学校和工作单位提供的教育。现在中国的家庭教育就是典型的“儒家教育”，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哪怕自己明明是错的，也不允许孩子质疑或反对。他们压制孩子的个人兴趣爱好，只提醒自己的孩子读书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以后才能赚更多的钱孝敬父母，至于什么兴趣爱好根本不重要。他们不厌其烦地教育孩子，以后千万不要标新立异，千万不要去冒险，不要有任何的进取精神，所谓“枪打出头鸟……。家庭教育的缺陷可以靠社会教育来弥补，这个问题不会太大。

如何改革考试制度呢？考试制度有一个缺陷，即仅靠一次考试就“定终生”，万一学生临场发挥不好呢？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会考制度，但这些都不是关键。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引导中小学教育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决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考试机器。

因此有一个办法可以考虑，即赋予各大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让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考核标准。如果该高校希望招有创新性潜质的学生，那么就自己设立相应的考核标准，高考成绩只是作为相对不重要的参考；如果该高校希望培养应用性人才，那么可以完全按照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相信中国的大多数名校更侧重于培养创新性人才，那么可以考虑采取较为统一模式的考核标准，这些考核标准非常关键，因为它们是引导中国中小学实施科学合理教育的指路灯。

除了改革考试制度外，还必须改革高校的教育制度。作为高校的一位普通教师，笔者深知高校教育体制的弊端，中国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灌”。中国高校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机械式的知识灌输，而不去考虑如何去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也不会去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对培养创新性人才来说，环境比技能训练更为重要。例如，对于一门学科体系，教师应该对这门学科体系的总体框架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尤其对于当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当前争论激烈的问题要重点介绍，并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于这门学科大部分的知识体系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自学完成。不要低估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能力强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成功，教师更多的是激发学生对这门学科体系的兴趣，鼓励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给予他们更多的挑战。

创新性人才不仅仅掌握丰富的知识体系和专业技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拥有解决前人未曾解决过的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性人才是凌驾于应用性人才之上的。即便对于大多数的职业岗位，需要的是创新性人才。如经济管理岗位，由于面临着诸多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传统的应用性人才是很难适应的，因此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应该重点去培养创新性人才。但是大多数高校经济管理学院的培养模式就是一味地灌输，连教师都没有什么创新性，就更谈不上学生了，这样的教育体制估计只能是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好办法。

高校行政体制也存在着制约教师创新能力问题。高校行政体制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把高校“衙门化”，这样必然会造成高校学术官僚化，甚至会引起其他更为效率低下的结果。高校的关键行政岗位人员为谋取自身效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提到的高校存在着委托代理成本，而且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非常高。例如某高校院长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意解聘系主任；甚至某高校院长只因自己和某教授关系不和就把教授给开除了。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比较普遍，高校委托代理成本过高会极大地制约高校的创新能力，“衙门化”是造成民族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原因之一。除非高校各大关键行政岗位由真正的大师级人才所掌控，而且这些大师级人才是真正甘愿为学术献身的利他主义者。

降低高校委托成本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实行高校产业化。许多人一直认为学校是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甚至不少人认为它就是履行教育职能的政府机关，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教育是一个典型的产业，高校实际上就是企业。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高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单元。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它加工的不是原材料和中间品，它加工的对象是即将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劳动者，它履行的功能是为有机均衡市场培养出有效的劳动因子。因此，对某最终产品进行劳动还原，必定能够还原到高校部门身上。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件最终产品进行劳动还原所得到的总劳动因子数，其中有一部分来源于高校教师，高校教师根据其提供的劳动因子数接受社会总产品的分配。

高校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前者是构成有机均衡市场重要的产业之一，后者是为了维持有机均衡市场正常地运转国家应承担的各种制度和信息成本。例如军警、法院、监狱、监察等政府机关部门承担的是制度成本；统计、会计、市场调研等政府机关部门承担的是信息成本。这些国家机关本身不能产生收益，它们不是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但是这些制度和信息成本最终还是要以税收的形式由整个有机均衡市场来承担。国家把高校当作“衙门”，其弊端很明显，除了造成委托代理成本过高外，由于高校脱离市场，还会造成高校培养出大量不符合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即高校培养出大量无效的劳动因子。结果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造成劳动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甚至不少人抱怨大学生就业还不如民工。我想国家相关部门应该要有足够的重视程度。

高校产业化是趋势，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私人办学，国家要做的就是“守夜人”的角色，对于达到办学标准的私有学校，国家甚至应该主动承认其学历，不要有任何的学历歧视。中国一旦有了一流的私有高校，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世界一流的高校。

高校产业化会淘汰一批办学力量薄弱的公办学校，会形成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这就像鲇鱼效应一样，会迫使公办学校改革，从而达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目的，否则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出局。

除此之外，教育产业化会更加促使教育公平^[11]，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应有的教育。

中国的高考制度源于国内的教育资源匮乏，其必然有一部分人因考试能力不足而止步于高等教育的门外，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教育歧视政策。高校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单元，其提供产品即教育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不应该存在着任何的歧视。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不是缺乏自身能力而失去再教育，而是被高考制度剥夺了再教育的资格。教育产业化能够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我们也不用担心私人办校培养的学生素质没有公办的高，事实上美国的许多非公办学校如哈佛等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各个领域都出不了大师，最为关键的是培养不出合适的人才，创新性人才要靠自己扎扎实实地培养，仅仅靠每年增加出国留学人数来弥补是不可能达到的。只有当中国国内出现一大批合适的人才，中国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创新大国，才能引领世界文明向前发展。中国目前的科技大多数都是照搬和模仿他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早晚要收敛于技术增长，中国如果不成为科技创新大国，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的。

【注释】

[1]但是修路不是最终消费品，而是最终产品，路一旦修好，修路工人就要另谋职业；如果是生产最终消费品如电视机的话，电视机是最终消费品，电视机消费掉以后工人需要继续生产，因此修路只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公共消费品。

[2]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就业者，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当适用的。

[3]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的话，根据有机均衡市场模型分析，人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是负增长。

[4]最终消费品需求增加，生产这些最终消费品的存量资本会增加，由此会引起固定资产干扰即经济增长呈周期性的波动。

[5]实际上这个假设条件过于理想，因为国外投资者必定会获取利润，这里仅仅是为了模型分析的方便。

[6]这与现在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同，这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真正的一穷二白，没有自己的技术底子，它们必须想办法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条件。

[7]张帆、胡曙光、门淑莲著：《国际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8]外贸出口的产品形成的顺差以外汇盈余的形式无偿地被国家占有。

[9]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自身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有机均衡市场，绝大多数最终产品自己能生产，减少对国外最终产品的进口，否则的话，对国外最终产品依赖较大，反而有可能会产生贸易逆差。

[10]资本家要获得的利润率R与有机均衡市场的均衡利润率r是不同的，前者是出于研究方便把整个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R在这里实际上是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划分的比重；后者是在有机均衡市场中按照各个产业链以及按照有生产联系的各个产权主体不断进行成本加成时所要用到的利润率。市场均衡利润率r越高，那么资本家要获得的利润率R也会越高。

[11]国家可以考虑兼顾公平和效率，例如只令10%的学校产业化，提高这些学校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节省下来的教育经费投向90%的公立学校，使得这些学校的公益性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