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要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首先要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现在的普遍观念一直把生态作为经济的子系统，认为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供给和废弃物处理部门。因此，经济系统可以无限地扩大，而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供给和废弃物处理能力也可以随着经济系统的扩大而扩大。

然而，在科技能达到的范围内，目前宇宙中只有地球能提供给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态环境。^[2]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不是经济的子系统，经济才是生态的子系统。如果相对于更大的生态系统而言，经济子系统的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子系统就可以扩张，称之为“空的世界”。在“空的世界”中，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年多年间，全球人口、经济飞速增长。经济系统大幅扩张。人类已经从“空的世界”迈入“满的世界”——经济系统已经开始扩张到撑满生态系统的状态。^[3]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生态足迹”研究^[4]，便验证了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满的世界”。生态足迹指要承载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需要多大的可供人类使用的自然资源及能够吸收废弃物的生态系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了生态超载状态。此后，人类每年对地球的需求都超过了地球的可再生能力（称为“全球生态承载力”）。2008年，全球生态足迹达182亿全球公顷^[5]，人均2.7全球公顷。同年，全球生态承载力为120亿全球公顷，人均1.8全球公顷。生态足迹是地球再生能力的1.5倍，也就是说，2008年全球“生态赤字”率达50%。这意味着需要1.5个地球才能养活人类。

而中国的情况更为严峻。2008年，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1全球公顷，低于全球平均的人均生态足迹，但也高于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水平，排名世界第74位。中国生态足迹总量2008年达到29亿全球公顷，尽管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0%，但由于人口数量大，其生态足迹总量是全球各国中最大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消耗自然资源的速率开始超过其再生能力，出现“生态赤字”，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类似，中国自此一直处于“生态赤字”之中。2008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是其人均生态承载力（0.87全球公顷）的将近2.5倍。这意味着如果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与中国人一样，需要2.5个地球才能养活。

由于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废弃物的累积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过度产生废弃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无限度地持续。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5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6]

我们需要改变上面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协调好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使经济系统在生态系统的界限内合理增长，这便是《方案》中总结的一条理念—“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

那么，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呢？2013年9月11日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发表了开幕致辞，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7]“提质增效”便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核心。“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对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而言，“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减少使用自然资源及减少产生废弃物，循环使用废弃物，提升能源效率，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这就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意味着，不仅经济系统提供的生产方式，即用于提供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资料——我们称为物质资本——得到了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且生态系统提供的生产方式，即自然资本也得到了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构成了人类幸福的两个基本实体来源。绿色发展提高了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的质量和效益，进而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

精彩论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立足平衡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着力解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把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的重要发展理念，充分体现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深刻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深邃思考，必将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及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提供科学理念指导和有力政策支撑。

——新华社评论员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的评价、测度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一般认为GDP的上升代表着人们幸福感的上升。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一个关于经济增长与幸福之间关系的“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悖论”的内容是，在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前，幸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大，在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后，幸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不大。这个悖论诞生之后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焦点。近年来，伊斯特林和他的同事又重新审视了自己提出的悖论，在2010年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他带领研究团队收集了世界范围37个国家的幸福感数据，跟踪了每个抽样国家到2005年为止12至34年的数据，发现幸福感的改善与人均GDP的增长率没有显著关系。最为特殊的是我国，近20年来，人均GDP年均增速近10%，但是民众的幸福感还是下降了。^[9]

在绿色发展模式下，就很好解释“伊斯特林悖论”了。由于自然资本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GDP所代表的货币收入只衡量了物质资本，没有衡量自然资本，当然难以完全反映人们的幸福。正如由法国时任总统萨科奇委任、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领导的顾问团发布的报告称，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如此出乎人们意料，原因之一是监控系统失灵了。市场参与者与政府官员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正确的统计指标上。GDP被作为经典指标广泛引用，它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总体幸福，而且这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0] 2015年7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必须重新定义经济增长，让经济增长能够反映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11]

这需要用新的指标来评价、测度绿色发展。从原理上就是要搞清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边界，测度出自然资本的数量及其质量和效益。《方案》部署通过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及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措施来做基础性工作。具体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正在研究中，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