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前经历了一段较为漫长的无国家状态。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多种状态或者阶段：国家与社会一体、国家与社会分离且对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三种最基本状态。当然，国家与社会的三种状态只具有分析功能，纯粹的三种状态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从社会发展趋势看，现代化发展体现在社会逐步摆脱国家传统束缚的过程，人类社会从原始的社会自治发展到新一轮、新阶段的社会自治或者说更高级的社会自治状态。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社会的自主性、自治性的能力在增强，这是社会发展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西方自主性社会复兴。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社会便普遍产生了对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中低效率的责难。“政府被认定在幕后与专家和技术管理相勾结，排挤公共商议，而在公众对复杂的事务不知情的基础上制定公共政策。技术转变和政府活动间的日益复杂的相互关系要求公民和公共权威间更多对话”。[1]这也同时造成西方社会怀疑代议制民主的作用，制造了代议制民主危机。[2]由于对政府和间接民主制的怀疑，西方社会逐步兴起了民众和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运动，来“矫正企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人的生存权利的倾向，防止政府在政策制定或者制度建设中忽视不同利益主体的意愿表达和诉求以及社会公平公正”。[3]西方国家通过服务接收者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服务接受者参与对服务项目的设计，并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以公平、参与、平等、学习与合作来推进社区发展和社区融入。[4]公民从社区参与到整个社会生活参与都在不断增长，推进了西方民主发展，充实了民主的内涵。西方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成为现代民主的重要补充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化发展，社会自主性、自治性也发生了全球性的扩展。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种自主性社会复兴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欧洲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新策略的尝试；二是市民社会在80年代的东欧广受欢迎。”[5]这实际上是基于对苏东解体导致自主性社会复兴的解释。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解体和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人类社会真正踏上了全球化的新阶段。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社会自主性都在进一步增强。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权利发展、市民社会的成长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增长趋势。这种趋势体现为社会自主性增强和社会治理运动的全球性发展。
一般认为社会自治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和特征。“一个持续分化和多元化的社会，自主性的发育发展程度是衡量其进步状况的基本标志。”[6]社会自主性是与国家自主性密切相关联的，我们可以通过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概念的比较来理解。国家的自主性指国家具有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是“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7]也就是说，国家尽管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但是其行动“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8]社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具有一定张力，社会自主性强调“在政府方面，公民意识表现为对政府的认可和监督；在公共领域，公民意识则表现为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9]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社会自主性就是相对于政治权威或政治社会而言，市民社会具有独立地位，经济及社会生活具有多样性、主动性，公民的自由及选择及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10]因此，社会自主性可以界定为：社会自我价值意识、自我权利意愿和自我利益意图具有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威的实现能力。[11]
这种自主性社会在西方被称作市民社会。同很多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市民社会一方面体现为现代社会的要素，具有以上所述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却具有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没有强调社会的复杂性；扎根于一个不牢靠的积极公民权概念；既可以整合社会，亦有将其碎片化的可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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