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

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

沈明明⁽¹⁾

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源远流长，它与人类生存的联系事实上比人们通常所设想的要紧密得多。马克思曾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论断，在宏观上揭示了哲学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而紧密的联系。此前，黑格尔也曾意味深长地比喻道，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就好像是一座内外都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庙宇，里面却没有自己至尊的神。显然，在黑格尔眼里，哲学在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中的地位是其他的任何精神或物质文明所无法比拟和无法取代的。现代哲学的发展也昭示人们一个基本事实：尽管从表面看，哲学家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疏远，而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却越走越近。

这里，存在着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时代、社会、生活、现实、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理清这一系列关系的关键，取决于对下列问题的解答：哲学有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它对人类的生活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由此而来的是，哲学肩负着怎样的社会责任？哲学又是如何并且应当如何去履行这一责任的？

从特定意义上说，哲学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其能肩负社会责任的逻辑前提，哲学的社会责任则是其正确发挥社会功能的实践结果。所谓哲学的社会责任，实际内含三个层级的指意：其一，哲学“有”何社会责任；其二，哲学“能”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三，哲学“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因此，综合地说，哲学的社会责任，是指哲学为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为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可以履行并且应当履行的义务。

历史唯物主义通常把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然而，这并不排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精神的心理的因素（时代精神）的改变恰好是社会变革的最终目的和最终尺度。哲学，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它以深层觉醒和沉淀渗透等方式对社会生活发挥其特有和特定的作用，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具体来说，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大致是通过下列途径体现的。

一、凝聚社会的实践成果

人既是劳动和社会的主体，又是社会和劳动的产物。人自身是劳动和实践成果的最大载体。人类社会实践的成果一方面外在地表现为“人化的自然”（包括感性物质的产品、被改变的环境、生产工具等）。另一方面，也内在地表现为人自身主体素质（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指人的“本性”或自然属性）的改变和提升。

外在的物质成果，表面上看，只具有财富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深入地看，却物化着人的求真、向善、审美的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劳动产品之所以能成为劳动者的审美对象，并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成为劳动者的消费对象，而是因为它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理想和智慧的对象化和物质化。透视劳动成果，人们可以寻觅到人类对智慧的追求和热爱。人类走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来到了今天的计算机时代，完成这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巨变，首先当然应当归功于科学技术，而追根溯源，最终或最原初的动力却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生命理想的坚忍不拔的向往和追求。不断创造，不断刷新自己的理想，不断实践自己对真善美的领悟和解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容。与之相对照的是，动物尽管有自己的生理“进化”的“历程”，却没有心理意义上的“发展”的“历史”，它们的生命方式是既定的、重复的，没有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真可谓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劳动和实践之所以是人的“类”活动，不同于狗之觅食——尽管表面上看到的都是忙碌的身影——是因为“类”活动是由智慧和理想指引的，因而是自由和自觉的活动。无疑，对“智慧的爱”（philosophy）——哲学——是一切文化活动及其成果的核心和灵魂。

文化的创造活动，决定着人自身没有既定的永恒的本质或本性。人的生命意义在于，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可以不断改变和不断丰富的存在物。人的文明史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的本性不断改变的历史。劳动和实践改变了世界，在收获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收获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表面上看，动物与人一样，都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感性能力，实质上却存在本质的差异。动物可以看到光线，却看不到“风景”；可以听到声音，却听不到“音乐”。人的感性活动因其理智活动而具有鲜明的选择性、指向性、自主性，并因此而愈来愈灵巧、敏锐和深刻。自然不会自然而然地“进化”出弹奏优美音乐的双手或审美的眼睛，它们的直接来源是劳动和实践，而间接并从根本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对更真更善更美的生活的追求。

人类的理智活动是人的本质规定之一。思想的能力、辩证的能力、精神自由的程度，都是通过无数的劳动实践活动浓缩、沉淀、提炼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名词）是从数（动词）中来的。而对思想进行自我认识，对思辨能力进行锤炼的却是思想自身，这一艰难的精神探索工作是由哲学来承担的。为了美的生活，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强大异己力量，中国传统哲学通过经验的辨析，让精神世界获得自我改造，从而调整视角，升华境界，使人们得以“回头上岸”，让社会平安和谐。而西方哲学则更关注理性自身，概念的辩证方法使思想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自主。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态度和方法。面对特定的“对象”，主体的态度和方法决定一切。譬如说，同样是面对金钱，有的人疯狂攫取，有的人坦然漠视。在这里，金钱本身没有什么对或错、高贵或卑鄙的区别。高贵或卑鄙来自主体的对金钱的态度。哲学让思想反思思想，使人们收获“新的”态度和方法。

实践创造了文化，哲学凝聚了文化的内核，它以深层积淀的方式保存、延续和提炼实践的最高成就。文化的最终成果是觉悟了的人。在历史长河中，哲学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将繁花似锦的智慧展示于人类社会，使环境得以文“化”，使人自身得以文“化”。

二、批判社会的文化心理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哲学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具体对象”。科学的对象是感性事物，哲学的“对象”是非感性的精神自身。于是，科学的发现来自于“研究”，而哲学的创造则需要“领悟”。科学的成果帮助人们改变自然和外在世界，而哲学则帮助人们改变自身及其精神世界。

特定的社会形态都必然具有相应的文化心理（时代精神），从而具有相应的精神面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生活可以由外而内区分为三个基本的文化层次：器物的、制度的和心理的。外在的或表面的变化最快，而越是内在的或深层的变化越慢。在这三个层面中，社会的文化心理变化最为缓慢，而它恰好又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尺度。物质的富裕程度，制度的先进程度固然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它因此是人类社会最为进步的文化。正是基于两者之间事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才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批判，他将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归结为人自身的进步程度。

人自身的进步并不是空洞的口号或虚拟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它具有鲜明而确凿的标准。这一标准是通过社会的文化心理体现出来。社会的文化心理外在表现为精神面貌，内在的则是体现在道德规范、价值观念、风尚习惯、思维方式、精神境界、精神解放程度等因素上。这一切构成了左右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思想前提”。

人们通常认为，尽管自己的行为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和限制，而思想却拥有与生俱来的自主和自由。换句话说，“我想什么，你管得着吗？”然而，由于潜在的“思想前提”的存在，思想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自主”和“自由”。譬如说，被我们精神内化了的道德规范（所谓“良心”和“良知”）无时不在左右着我们，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这样”而不是“那样”去思想和判断；达观的和狭隘的人由于其自身精神境界的差异，即使面对同样的问题，思维判断是大不一样的；习惯经验思维和善于理性思考的人，思维方式明显存在重大差异。除了这些看起来的个体差异，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心理同样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长期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催生下，中国文化心理具有强烈的地域和历史特征，主要表现为知行合一、重视经验的思维方式，重义轻利、张弛适度的的道德人格，守雌示弱、能屈能伸的生存韬略，层级分明、安分守己的人际关系，安居乐业、均分财富的社会理想，随遇而安、深沉内敛的性格特征。而西方文化心理则总体上表现为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重视现实利益敢于创新冒险的价值取向，追求新奇外露率真的性格特征。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显著差异造就着不同的人格，像一只“无形的手”决定并控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向和行为选择。

对于文化心理而言，哲学并不是往这里面增加什么新的内容，而是“反思”和批判这一心理本身，对那看不见的“无形的手”进行考察和质疑。正如希腊早期社会文化主流沉迷于“存在”的“始基”和本原，而苏格拉底却打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崭新旗帜；正如当人们昏睡于经院哲学和古代权威构筑的“洞穴”时，英国哲学家培根以“四假象”的论断揭示了“权威”的虚伪和对人思想造成的桎梏；不约而同的是，海峡彼岸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要求人们从“怀疑一切”开始，寻找真实的思想前提；正如当人们沉醉于理性主义的巨大胜利和由此而来的物质繁荣的喜悦之中时，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新“人本主义”掀开了“喜悦”的盖头，让人们对因工业文明等所引发的人的异己存在和沉沦处境一览无余。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划时代的社会进步也都必然地与哲学对思维前提的批判相伴同行。正如“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使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真正步入“近代化”，人们开始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经验至上的思维定势接受了空前的挑战；正如那场著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唯书唯上权威崇拜的思维模式，“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新的精神旗帜；正如金钱崇拜、利益至上、物欲膨胀成为现代社会新的精神毒瘤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哲学精神又一次带领人们走出精神的囹圄，从而获得精神升华和文化心理的新的整合。

三、调整社会的价值取向

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拥有其主流价值观念和价值信念。价值信念不等同于价值观念，前者是稳定的、难变的，后者是活跃的、易变的。价值信念一经形成，会稳固有力地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视线，它是特定社会和人们进行价值评价的基本尺度。

马克思说，从前的哲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地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怎样地改变世界。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伴随并交织其中的是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取向。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哲学思想具有明确的历史性和地域性。这是因为它与时代的价值信念紧密相连，互为因果。比如说，长期的自然经济，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相对封闭，人员相对隔离，与之对应的是，对土地、家园、故乡、祖先、血缘等的强烈认同感构成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传统哲学因此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特征以及强烈的“向后看”（祖先崇拜）的历史感。古代希腊文明发端于航海和贸易，社会关系相对开放和紧密，对利益、平等、开拓、创新等的强烈向往成为社会的共同理想，其哲学精神具有显著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

当然，哲学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应声虫。相反，“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多数情形下，哲学发挥着批判传统价值观念、构建新型价值信念的重要作用。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曾经为人们走出蒙昧主义、信仰主义的阴影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十七八世纪的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哲学，曾经为新型社会秩序的构建，为工业文明的顺利实现，发挥着巨大的启蒙和造势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激烈而深刻揭示了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和人的异化状况，从而举起了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程度作为评判社会进步尺度标志的崭新旗帜。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时代的世界发展，从现代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又好又快的原则。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从表面看，是政治和政策的调整变化，而从本质上说，正是哲学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变，是自主发挥哲学社会功能作用的一次实践性的具体运用。

以人为本，和谐共生，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最优秀的哲学成果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审时度势，把握历史机遇，调整和转变传统价值观念，既是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自我认识。哲学的自觉让人们获得一种反思或转向的觉悟，获得对于人类长期目标、根本利益、深层需要以及最终理想的深刻理解和价值判断。具体地说，工业文明的历史成果，现代科技的空前繁荣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等，客观上放纵了人们的财富欲望，从而模糊了追求更高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方向。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选择可能因此通过以环境的、资源的、未来的、精神的甚至健康的等代价而将价值取向局限在一种完全得不偿失的盲目状态。

事实上，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认识成果，都是一种特定角度和程度上偏见，人们不可能避免这一偏见；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地避免偏见，而在于应当自知偏见的局限，从而将任何知识的有效性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将其夸大为最后的真理。价值信念也是如此。由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造成的价值选择，既具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必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并且，某种主流价值观一经形成，将会根深蒂固地发挥持续的影响。破除迷信，走出历史，指引方向，建构适应时代新发展的价值信念的历史任务是哲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从哲学在时间意义上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后来被独立分支出来的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等曾经从属于哲学或者本身就是哲学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哲学等在调整社会价值取向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肩负的职责。

四、构建理想社会

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决定了人们必然面对两类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一切科学探索，都是围绕这一轴心展开的；而所谓的觉醒或者智慧，实际上是人类通过自身的精神力量对各种异己力量进行销蚀或融解。相对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人与自然的矛盾，可能通过科学认识的方式来调和或融化，而人与人的矛盾或者说社会矛盾，则需要通过哲学等认识途径来不断解释和解决。

迄今以来，哲学所肩负的认知任务，主要是围绕人自身的处境、困惑以及出路等重大人生和社会问题展开的。哲学的对象、思维方式等基本属性决定了它的这一基本功能。哲学没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它试图捕捉的是人自身精神深处的感触和自我发现，试图把握的是无法通过量化手段衡量验证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试图接近的是圆润而理想生活的永恒目标。这一切，决定了哲学对象的非感性和“非对象”的特征，然而同时，这类“问题”的解释和觉悟乃是事关生命意义和安身立本的头等大事，正如道德经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为此也内在地决定着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是诉诸外在“事物”，而是反观自省，诉诸于内在的心灵，是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大的转向或“反思”。按照王阳明的训诫应当是“心外无物”。

所谓的“社会”，无非是人们经过劳动实践活动而于人际之间建构的“关系”系统。这也意味着，每一单个人，在社会中，都是特定“关系”的载体或纽结。每个人既是社会关系客观化的产物，又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主体。这一两难处境从生存的角度上决定了人一方面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又要不断销蚀制约自身的异己力量，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从总体上说，人们既不能孤悬于社会之外，又不能安分于既定社会“关系”之中。

哲学从两个方向帮助人们展开从既定社会关系中突围。

一是通过人自身的精神调适，来获得精神的平衡、安适、自由或自主。也就是说，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妥协换取和谐，通过战胜自己来战胜对手。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道家的“上善若水”，还是墨子的“非攻”“兼爱”，或者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或者是佛教哲学的“回头是岸”，甚至是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都浸染着这一基本生存智慧和韬略。哲学的魅力，哲学对人自身的精神“改造”，通过这一途径得到了相当精致的展示。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专制政治的控制下，然而，这一情形不仅没有使传统社会失去社会关系的必要弹性和张力，反倒由于客观上存在着的必要张力，才使这一社会形态能长期保证必要的稳定，即使于异族入侵等非常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一旦动荡结束，社会又能迅速恢复其本来的秩序，这一文化自愈能力深层应归功于中国哲学所包含的兼容和韧性特征。

另一方面，哲学通过批判现实社会，构建理想社会的方式来展示自身的独特功能。总体上说，西方哲学走了与中国哲学不同的道路。中国哲学可以说是“心灵调适哲学”，侧重于精神世界的自我平衡；而西方哲学则是“斗争征服哲学”，侧重于对外在异己力量的对抗和征服。比如说，对于“天道”，中国人主张顺从和自然而然；而对于“规律”，西方文化则强调认识、利用和改造。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战争是万物之父”，像西方文化的誓言，拉开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序幕。这一文化特征，也是西方社会在改造征服自然方面之所以能产生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哲学原因。调整、改造、革新社会关系也自然地成为这一文化的另一逻辑结果。

与中国人将政治与道德混为一谈（孔子说，“政者，正也”）形成鲜明比较的是，西方人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却用哲学思辨来校准政治关系。柏拉图指望哲学家担任国王便是这一情形的精神象征。这一哲学的显著特征是，用理性原则作为评判社会关系的准则。在这一文化的支配下，平等的、法治的、公正的、自由的、独立的原则，既是人类的理性要求，同样应当成为社会关系的共同准则。

近代西方的社会革命，尽管手段不同，结局各异，然而目标和原则却如出一辙，可谓殊途同归。建立平等、法治、自由的政治关系和经济秩序是这些革命的共同目的。

现代的西方文化，在理性的原则指引下，开始了对理性原则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理性原则的一种反叛，其实，这正是理性原则自我认识的结果。非理性的发现，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的觉醒，正是由于理性原则长期对其压制和敌视的结果。非理性精神层面的觉醒，仅仅是理性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的逻辑补充。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科学技术高度昌明的现代，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断接受更为强大的外在力量的整合和调整。“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种左右人们视线的意识形态，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在滞留于满足物欲的低级的存在形式上。而人的更为丰富全面发展需要满足的匮乏，愈来愈成为变革现实社会的重要契机。

人本主义思潮，以改变社会关系为目的的哲学，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掀起高潮，当然，每一次它都找准了自己的对手。在同样的旗帜下，它对抗了“以君为本”，“以神为本”，以及今天的“以物为本”。有理由相信，哲学的批判现实社会构建理想生活的社会功能，将不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精神作用。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现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期，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认清形势，明确责任，坚定信念，不辱使命，坚持理论结合实践，自觉用理论指导实践，正确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承担社会责任。以哲学理论的繁荣，推动社会生活朝着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注释】

(1)沈明明，江西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