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权的必要性

卢梭作为人民主权思想的创始者和近代平等思想的先驱，其政府理论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实践效果上都存在值得反思之处。贡斯当认为，卢梭政府理论中缺乏对人民主权如何实现的切实讨论，而这也形成了其理论体系的致命伤。“抽象的权力也许可能是高尚的、公正的、无私的，而现世的权力必然是偏私的、压迫性的，或者说是罪恶的。”［14］纵然思想家、政治哲学家构建出多么完美的政治权力体系，其科学性、可行性也不得不最终在政治实践中接受检验。他鲜明指出，卢梭的错误在于将主权的归属与主权的行使相混淆，在他看来，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使这一权力，主权任何时候都须由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个人行使。“一旦主权者必须使用他所拥有的权力，或者换句话说，一旦必须开始运作实际的权力组织，那么，由于主权者不可能亲自行使主权，他必须把它委托出去，结果便是所有那些属性将会荡然无存。由于以全体的名义实施的行为，必定——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是由一个单独的个人或极少数人支配的，因此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全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抽象的人，相反，他是让自己服从于那些以全体的名义行事的人。”［15］与卢梭持相同的观点，贡斯当也认为宪法是先于政府的事物，政府依据宪法而产生。但同时，对卢梭所论及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贡斯当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他指出，政府权力的行使不能逾越宪法的边界，否则，就将演化成为一种专制政府。法国大革命之后，王权派以大革命的混乱和恐怖为据指控政治自由带来了无政府和暴政。对此，贡斯当认为，革命中的混乱恰恰是法国专制统治的后果。他还对卢梭做出了如此评论，“这位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了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16］将政府权力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这与传统自由主义政府观达成了一致。政府的存在无疑是必要的，但应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因为“世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力，还是那些自称人民代表的人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国王的权力，还是——最后——根据统治方式不同而表达着人民意志或君主意志的法律的权力，都要受到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约束。”［17］

针对卢梭著名的《社会契约论》，贡斯当也提出了诸多质疑。在他看来，卢梭所主张的个人自由是先由全体人民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共同体，再通过个人权利的让渡进而掌控国家、政府权力，而这种论调实质上是在用所谓的“公意”来遮蔽和否定个人的自由权利，同时也为暴政埋下了隐患。卢梭所主张的公意总是施加一种高压给个体，在使用强制力量管制、约束个体的过程中即使遭遇其反对和抗争，它也要“强迫他们自由”。贡斯当认为，卢梭的这种人民主权理论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狡猾的形而上学”。法国大革命后的极端民主化并没有带给人真正的自由，相反却是满眼的恐怖与新的暴政。“《社会契约论》的微妙的哲学在今天只能为所有的暴政——一个人的，若干人的抑或所有人的一一提供武器或借口，使其或者以合法组织的方式，或者以大众暴力的方式实施压迫。”［18］“以暴易暴”的方式终究不能公正和平地解决权力的扩张问题。自由意义上的民族，它应当运用正规的法律程序来防范、调整政府权力的扩张，尤其是针对政府官员应进行广泛、合理有效的监督，真正保障人民的自由。在1815年出版的《政治的原则》一书中，贡斯当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个体权利，必须对主权加以限制，而这一限制能够通过两个途径实现:舆论和权力的分配制衡。

制约权力有多种方式和途径，避免政府滥用公共权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对权力的运用加以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其中，“程序”是约束政府权力的天然边界。贡斯当对于程序的强调来自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的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的观念得到了实践化，国民议会获得了多数的绝对权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权力并没有给民众带来他们所期待已久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却为专制主义的肆虐打开了方便之门。贡斯当指出，省略或者简化程序就是人为地削弱这道安全屏障，其本身是一种意义上的刑罚。其原因在于:“无论程序多么不完善，它都是一种保护性力量，破坏了这个程序，保护性力量也就丧失了。无论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其他暴政，程序都是它的天敌和永不屈服的对手。只要程序存在，法庭就会或多或少地尽力抵制专横权力，并足以对它进行限制。”［19］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曾下令宣布证据为多余和无效，并禁止律师为各种情况的当事人作辩护，甚至允许不经任何程序随意逮捕有嫌疑的人，宣判其死刑，送上绞刑架。在大革命期间，政府还通过了一项奇特的“嫌疑推定法令”。按照此法令，民众只要对某人的行为持有怀疑态度，便可将其定罪，即只须借助于主观上的怀疑、推定，便可宣布其有罪，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已经发展到了荒谬无比的地步，令人发指。

关于程序问题，贡斯当还进一步具体论述道，“没有世袭制的上议院和选举制的下议院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任何法律;没有大臣的签字，就不可能实施任何法令;除了独立的法庭，没有任何人能够进行审判。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就能看出英围制度使用王权的方式:它被用来结束其他权力之间任何危险的冲突并重建和谐。万一行政权的行为带来了危险，国王将会罢免他的大臣;万一上议院被证明有害，国王将会册封一批新贵族，以迫使它进入一个新方向。万一下议院被证明行为险恶，国王可以行使他的否决权解散下议院。最后，万一司法权因对个人行为过度使用严厉的普遍惩罚而造成破坏性后果，国王将使用他的赦免权以淡化它的决定。”［20］在贡斯当眼中，政府官员作为行政权力的执行者，最容易在公务活动中从个人好恶出发，侵犯民众的权益。以政府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为例，政府的官员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往往会利用手中职权侵害、剥夺民众的财产，以扩大自己的财富积累。随着财富的增多，官员会像握有太多的权力一样头脑发昏，于是，行政程序问题早已抛在脑后。政府官员最普遍的做法是千方百计进行权力扩张，充分使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财富积累，如此下来，政府早已偏离了人民政府的性质，而打上了专制、腐败政府的标签，成为官员发财致富的福瑞地。鉴于此，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进行持续有效的监督刻不容缓。在“论大臣的责任”一节中，贡斯当明确指出行政权力应有的界限。他指出，政府大臣主要从三个层面会受到民众的控告和起诉，第一是由于对合法行政权力的滥用或误用，第二是因为他们的非法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而这种公共利益与特定的个体并无直接关系，第三则因为他们侵犯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安全与财产权。而作为公民个体，贡斯当也希望通过代议制的设计，能使代表充分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防止其滥用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体权利。

政治学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是:不受任何因素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又将导致绝对的专制和腐败。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线的地方才休止。”［21］以英国的政治体制为参照摹本，基于法国当时的政治现实状况，贡斯当提出了一种“五权分立”的宪政设计，即王权、行政权、参议院的权力、众议院的权力以及司法权各自分立，相互制约。作为处于最高地位的中立性权力——王权不再直接行使任何行政权力，而当其他四种权力超出应有的界限时，王权就会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它们进行限制、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来自于国王的授予并对国王负责，它担负着指挥、引导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职能，负责颁布各种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对民众的社会生活进行管理;参议院的组成主要来自贵族阶层，他们由国王直接任命，负责维护国王的统治权威，并对众议院的参政进行监督;众议院是通过代议制选出的代表组成，是议会的主要力量，国家的法律法规均出自这里，由它对国王、政府官员的行为实施监督，防止其腐化堕落;司法权以法律为依据，本着正义的基本法律精神，遵从严格的法律程序，对各种案件进行审理，维护社会稳定和民众的合法权益。贡斯当对以上要素逐一进行详细的权责定位，并且明确提出了各项权力必须受到合理制约尤其是要有行使的边界的政治观点。国家内部应通过分权方式采取一系列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措施，这显然是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肯定。贡斯当对英国的宪政制度非常欣赏，尤其是看到英国人通过政治自由来限制政治权力，使得政治权力在政治自由的引导与支持之下更为稳固、有效、强大的社会现实状况，更坚定了其对法国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决心。他指出，专制国家即使用尽其全部的力量也做不到像英国自由那样长久存在。分析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政治自由既对权力构成障碍，同时也构成有力支撑。政治自由在其周围团结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即使当权力反对政治自由时，后者也会迫使它掌握分寸。这一切都证实了孟德斯鸠的名言:当君主的权力变得巨大无边时，其安全也逐渐减少。贡斯当认为，个体享有自由权利需要一个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前提，即必须使宪政制度划定出严格的权力边界，防止政府权力的无限延伸与扩张，唯有如此，方能谈及个体的自由权利保障问题。他明确指出，卢梭政府论中那种为了共同体的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的做法并不高尚和明智，因为这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将侵犯个体的私人自由空间，而个人自由的缺失会使所谓的政治自由变成毫无实际价值的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