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逮捕权的必要性

一、慎用逮捕权的必要性

（一）现行司法制度的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按照这一规定，实施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3）有逮捕必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有逮捕必要”是逮捕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涵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没有明确的界定方法和依据。是否“有逮捕必要”并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是否有社会危险性只是一种判断、分析，与承办人的业务素质、能力、水平和执法理念等都有联系。法律对没有必要逮捕的情形又没有作具体的规定。诸如不必要逮捕适用于哪几种类型的犯罪；判处什么刑罚以下可以适用，以及特殊适用规则等等。

因此“有逮捕必要的”是一个模糊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再加上由于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致使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担心，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便“高枕无忧”了。

（二）现行司法人员的执法理念陈旧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和政策，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不能偏废。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审查逮捕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

从执法理念上看，司法实践中，不少执法人员仍受落后的执法思想所左右，有的把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处罚。而逮捕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它本身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刑事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执法人员，片面强调逮捕的作用，认为“只要构成犯罪”就要逮捕，逮捕才能体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有的把逮捕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侦查人员出于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疏于利用侦查技术、手段，通过侦查人员的智慧和艰苦的侦破工作去侦破案件，收集证据，而是采取一劳永逸的方法，将犯罪嫌疑人逮捕，通过刑讯逼供或指供、诱供等方式，来收集证据，也就是法学界常说的，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有的出于“求稳怕错”的思想。适用是否“有逮捕必要”条件的度难以把握，风险比较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并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如果适用“无逮捕必要”作不捕，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外逃、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检察机关承受的压力很大。因此从“求稳怕错”的思想出发，办案人员不愿冒这样的风险，因而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犯罪嫌疑人也作了逮捕。

（三）滥用逮捕权的后果

1.没有严格依法办案，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通过诉讼活动打击犯罪固然是一层意义上保护，保护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的权益。但在法治社会的诉讼活动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利益是需要关注和考虑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更充分、更全面地保障各方面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现代法治对司法工作提出的一个鲜明要求。

2.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审理，定罪处罚，从法律上讲，他（她）还是个“无罪”的人，因此除非确系必要，不应当逮捕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此外，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也不利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更好贯彻，不利于减轻检察环节的国家赔偿压力。

3.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逮捕必要而逮捕，致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看守所经常处于超定额羁押状态，从而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4.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其目的除了惩罚犯罪，通过对犯罪人本人的处罚，达到特殊预防，并警示他人外，还有一个改造、教育的功能，这就是改造、教育当事人，使其改邪归正，回归社会。而对于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这种严厉的强制措施，在客观上会在其心灵深处投下阴影，不利于其今后顺利地回归社会。另外也不利于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使一些初犯偶犯以及青少年犯在羁押过程中成为传授犯罪方法或教唆犯罪的对象。

（四）国际人身强制措施的发展趋向

鉴于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本身的风险性，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基于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这一共识，各国均对人身保全措施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而防范强制措施风险的另一有效方法，是保释制度。在西方国家，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都可以被保释。正是由于保释制度的存在，使刑事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控制降低到了最大限度，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强制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英美法系中，羁押的释放主要体现为保释制度。从渊源上看，美国的保释制度起源于英国，因此两国均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从理论上，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两国均创立有一种有利于保释的法律上的推定，除少数情况外，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应保释出去等待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