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必要性

四、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子是反对“德治”的，认为儒家、墨家主张的“仁”、“爱”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在《韩非子·八说》中，韩非子通过慈母和儿子的比喻来说明“爱”是不能治家治国的。“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由此，韩非子得出结论：“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²⁶⁾

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依靠“德”而不用“法”是行不通的，只有法治才能“禁暴”，而德治是不能“止乱”的。“严家无悍虏，而慈母多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²⁷⁾，并由此得出“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²⁸⁾君主治理国家不能依靠民众的自身道德修养来自我约束，而应该用严刑峻法使其不敢为非作歹。能够自律的人毕竟是少数，全国也数不到十个。德治能感化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而用法律却可以使全国的人都不得不遵守国家的法令，能禁止全国的民众作乱犯罪。可见，宽厚的仁德不如严厉的法制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君主应该采用对多数人有效的方法而舍弃只对少数人有效的措施，因此治理国家不能用德治而应该用法治。

韩非子是反对人治的。他认为依靠君主的德行来治理国家是不可靠的。“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²⁹⁾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国家就能治理得好，而乱君治理国家，就可能亡国，这就是“人治”的弊端。“人治”的缺点在于国家治理得好坏完全取决于掌权者的德行，即所谓“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³⁰⁾同时，韩非子认为依靠君主的才智来治理国家也是不行的，“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掣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不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³¹⁾竭尽思虑，评估得失，即使有才智也感到困难；不用动脑，依据已有的法律责求当前政务的功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因此，依靠法制而不依靠君主的才智，那么，无论君主是“愚”还是“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治理好国家了。

韩非子认为君主的德行和才智有各种差别，人治是不可靠的，而法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所以，不依赖君主德行和才智的法治才是富国强国的良策：“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³²⁾，“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³³⁾，法是国家强弱、兵力强弱的根本，只有法治，国家才能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