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水平和性别比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教育水平和性别比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_中国千村农民发展状况调研报告2009-2010

家庭结构、教育水平和性别比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江西省都昌县塘口村的调查

吕　翔⁽¹⁾　张玉玉⁽²⁾　闫丽雪⁽³⁾

摘要：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家庭结构、教育水平和性别比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塘口村农户人均收入处于3000元左右,远低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⁴⁾；女性比例高的家庭收入较高,这一“反常”现象说明了当今农村留守女性对未来农村发展的重要意义；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多为初中学历。针对塘口村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加大对女性人力资源的投入,使之转化为人力资本,以提高农民整体收入。

关键词：家庭结构　教育水平　性别比例　农民收入

一、调查地基本情况

塘口村位于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之滨、都昌县中南部,距县城大约30公里。本村现有户籍人口340户、1340人,外来常住人口20户、65人,已经迁出30户、120人,目前村里有耕地600亩,水田200亩,山地150亩。2009年本村人均收入3000元,在西源乡处于中等水平,在都昌县也处于中等水平。塘口村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薄弱环节是技术较落后,希望政府能加大经济投入,鼓励村民学习技术。未来的目标是发展养殖业。

通过与村支书的交谈,我们了解到,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升（如花生早期晒干后也不到1元/斤,如今刚挖出的花生连泥带土都可卖到1.2元/斤,棉花收购价格近几年也有较大攀升）,塘口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户年收入有了较大提升,从早几年的五六千元到现在的1万元左右。除了传统的农业劳动收入外,还存在渔业、采砂业、建筑业等产业,其中,渔业和采砂业是除传统农业外的主要收入来源,当然如果家有在外务工人员,家庭收入则大多还是来自外出打工人员。整个村从事渔业的农户有9户,收入好的时候可达几百甚至上千元一天,收入不好的时候每天仅有几十元。这样算来,平均年收入也可达到三四万,多则五六万,少则一二万。沙场采砂作业利润很高,沙场老板年收入有二三十万,但不是本地人,本地农民在沙场打工的工资收入女性是50元/天,男性则高达100元/天,男女收入差距明显。外出打工人员男性年收入基本都可达到二三万,女性平均收入基本与男性的持平。

塘口村村民年龄集中在22—50岁,大约占总人口的53.3%,50—65岁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基本相当,分别占10%左右,22岁以下人口为26.7%。塘口村总体上男多女少,男女比例大致为1.6∶1,这一比例与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有很大关系,而男女学历上的差距则更显示出男女的不平等。整个村50岁以上的男性基本是小学学历,而女性却基本处于文盲状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口由于受教育水平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基本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生活水平也只能是解决温饱问题；50岁以下人口基本已完成扫盲工作,但是也有极少部分女性还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其中,40—50岁人口男性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比例分别为11%、79%和6%,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不到3.8%,对应女性的比例分别是80%、15%和5%,并且没有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者；第三代人口⁽⁵⁾受教育水平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大概为6—15人,其中大部分都会进入大专院校继续学习,但是,自2004年开始才有女生陆续参加高考,且每年参加高考的女生人数不足2人,其他大部分人初中毕业后要么纷纷外出打工,要么在家务农,由此可见,不论女性学历水平,还是总体教育水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塘口村都偏低。

本次调研共获得39份问卷,但其中只有18份问卷数据完整。这些问卷涉及的人口中,男性人数为30人,女性为25人,分别占总人数的54.55%和45.45%；年龄多在22—40岁之间,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为50.91%,此年龄阶段恰好为工作的黄金期,收入也最高,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来自于该年龄群体；学历方面,小学和初中人数最多,分别为18人和22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分别达到32.73%和40%,可见,塘口村村民受教育水平亟待提高。

二、塘口村家庭结构、教育水平及性别比例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分析

（一）劳动力投入产出概况分析

根据18份问卷提供的数据,我们对农户的家庭结构、学历及性别比例及农民收入进行了统计,18户中,农户平均收入为29000元,有12户处于平均水平之下,其中有10户收入在10000元—25000元之间,有两户分别为8000元和9000元,其他6户的收入分别为3万、4万、5万、8万和11万,收入分布近似为正态分布。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我们首先基于调查的数据和塘口村的实际情况,剔除掉0—22岁不参与劳动的劳动力及65岁以上无劳动能力的劳动力计算出18户中每户投入的有效劳动力,其次,从投入的有效劳动力的角度对18户进行分类,共分为五大类,分别描述为投入有效劳动力人数1、2、3、4、8,并计算出农户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算术平均值,最后对总收入、人均收入和投入的有效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

对投入的有效劳动力进行分析,有2户投入1个有效劳动力,占11.11%；有8户投入2个有效劳动力,占44.44%；有4户投入3个有效劳动力,占22.22%,有3户投入4个有效劳动力,占16.67%；有1户投入8个有效劳动力,占5.56%；18户数据的众数为2,说明本村中投入2个有效劳动力的农户占主导,这也说明了本村参与农业劳动人数的总体趋势。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总收入、人均收入与投入的有效劳动力结合起来,对处于数据两端的农户、处于最底层的农户及占主导地位的农户进行分析。

投入3个有效劳动力的农户,不论是总收入还是人均收入,都处于最低端,结合调查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可得出结论：投入3个有效劳动力的家庭从学历和年龄上都处于低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提升他们生活状况的途径应是多学习,到外面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也说明了农村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学历不高年龄尚轻的人外出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打工。

投入1个劳动力和8个劳动力的数值处于两头高端位置,但两者又有区别,投入1个劳动力的农户总收入相对于投入8个有效劳动力农户的收入偏低,但人均收入却比它略高,对此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农村,投入的有效劳动力越多,收入越多,这也基本符合当前农村的状况。但是,为什么投入1个有效劳动力的农户人均收入却显高呢？这个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是学历这个因素扭转了这个局势？当前新农村与之前旧农村区别就在于,由于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少生优生,出生率降低,人才越来越多,人均收入明显提升。投入2个有效劳动力的农户占到44.44%,为本村主体,从总收入来看,这部分农户收入处于中下层,接近底层,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因此,我们可得出人均收入比总收入更能衡量出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塘口村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与家庭人口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家庭结构和学历状况有直接关系,并且,学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正,劳动力人数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为负。这是因为在耕地有限、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根据边际收益递减的原理,投入的人力越多,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增加劳动力的投入非但不会增产,反而会降低农户人均收入,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如何有效地将该人群转移至非农业行业也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知识由于具有外部性,并不会表现出边际收益递减,如今,劳动报酬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人力资本因素,投入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最终的产出也将越高。因此,过去靠农村劳动力数量出产量的经验已不再符合现在的基本情况,只有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使之转化为人力资本,才是推动农业经济、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而提高村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则是主要途径。

以上仅从投入产出角度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不足以说明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及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此,基于以上分析,下面就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及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二）家庭年龄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家庭成员的年龄分布较为分散,从18—67岁不等,且由于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调查,所以,鉴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将年龄指标简化为家庭成员有效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简称平均年龄,下同）,对其对农户总收入和有效劳动力人均收入（简称农户人均收入,下同）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将农户平均年龄按升序排序后,农户收入曲线整体趋势接近正态分布曲线,但是人均收入曲线则波动较大。

总体来说,家庭平均年龄居中的为39.38岁的农户收入最高,达到11万,而分居两头的31岁和60岁左右的家庭收入则较低,分别比最高收入低663.33%和266.67%,最高的农户人均收入则在37岁这一年龄。这也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年龄一般与一个人的工龄和阅历成正比,年龄稍大的人较容易获得收入上的认可；在本岗位工作时间越长,就意味着该名工人对于该项工作越熟悉,工作经验也就越丰富,越容易获得上级的肯定。生命周期假说也证明,一个人一生中其收入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可见37岁左右的人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报酬是有其内在依据的。

就农户人均收入的波动来说,一方面可能因为调研过程中农户对于自我财产等敏感信息的保密,导致数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调查样本过小,个别因素对整体的影响较大,也容易造成数据的跳跃式波动。虽然如此,还是可以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农户40岁以后,农户收入和人均收入都骤降,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力量、灵敏性等降低,加之农户从事的行业又多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农户失去了原来的比较优势,被更为年轻的劳动力所替代。

但不管是农户有效劳动力的人均收入,还是总收入都集中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大,分别将二者样本最高的两个奇异点剔除后,可以发现,农户人均收入和总收入的中位数和众数相同,分别是5000元和15000元。虽然这一数值还略高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4760.62元）,但是与城镇居民的收入相比则相差甚远（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为15780.76元）,由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势在必行。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剔除奇异点后,高收入家庭平均年龄在47.5—60.5岁之间,这与上面的分析内容相矛盾,而且三户高收入家庭的学历和性别比例都无突出之处,尤其是平均年龄为59岁和60.5岁的两户家庭学历水平还偏低,依靠调查样本的数据暂时无法找到合理的依据。小组成员分析,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从事的行业不同造成的,比如,在农村从事渔业和小工艺业的家庭收入都较高,但是这一结论是否正确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才能确定。

（三）家庭性别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样本中,男性有效劳动力占总有效劳动力的54%,其中,男性有效劳动力比例为50%的家庭占全部样本的55.56%,这部分家庭和大多数超过这一比例的家庭的农户人均收入都普遍低于其他家庭的人均收入。根据我们的调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塘口村农户收入中包括农作物收入、渔业收入和打工收入,农作物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目前仍占据重要地位。塘口农作物主要为水稻、棉花、花生、红薯和油菜等,这些主要的农作物,特别是棉花都需要精细作业,女性较男性更为细腻,种植和采摘时更有优势,女性在这些生产领域更加具有效率。此外,塘口村耕地普遍比较贫瘠,呈小块状分布,男性体力上的优势也无法发挥；另一方面,中青年的男性一般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年轻女性无疑也比年老男性生产效率要高得多,从而带来整体收入的提升。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面临更少的资金短缺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作业效率和收入。

这一现象也因此引起了我们的反思,因为一般情况都是男性拥有高收入和高就业,塘口村的“反常”也提示我们,女性在未来中国农村发展中将发挥的重要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受沿海地区企业经济状况不景气的影响,许多在外务工的男性成员不得不返乡待业,此时女性在家1万元左右的年均收入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农村的留守女性是未来中国农村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器。同时随着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妇女劳力对未来中国农民增收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提倡妇女进入劳力市场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家庭成员所受教育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家庭结构、性别比例和学历三者中,学历是唯一可控的因素,因此本调查报告着重分析学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期为农民收入的提升找到一定理论依据。

我们注意到,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以下称高学历）的家庭农户的平均总收入比总人口的平均总收入水平还要低14.29个百分点,其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比总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高0.20%,高学历对提高农户收入似乎没有太大作用,有时候反倒起反作用,这也是现在农村为何流行“读书无用论”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有效劳动力中,高学历的人均收入水平比总有效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水平高27.4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历对农民收入的提高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同时也驳斥了“读书无用论”。

一般而言,教育水平是影响一个人收入水平的重要标量。通过对调查得到的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塘口村村民还是以小学和中学两个学历层次为主,调查样本中具有大专或大学以上学历的只有三人,占总人数的5.45%。当然,这与样本范围大小、调研对象多为留守老人（整个村子平时基本只有留守老人和儿童）有很大关系,但是与村支书透露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基本能反映整个村的情况。虽然教育越来越受到广大农村居民的重视,塘口村的整体学历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塘口村受教育水平还是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据有关资料显示,且由于各种原因,学历的飞跃并没有带来收入的飞跃,显然,在农村劳动力中,教育明瑟收益率⁽⁶⁾总体还相当低,但是从整体上讲,文化程度还是与收入水平正相关。

虽然从以上对样本的总体分析可以得出学历对农户收入并无太大影响的结论,但是仔细分析一番发现,低学历⁽⁷⁾比例越高,家庭有效劳动力人均收入也越低,高学历⁽⁸⁾的人口比例越高,农户人均收入也基本越高。对于低收入户来说,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相对于高收入户来看明显偏高,而高学历比例明显较低；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户劳动力中,中等学历⁽⁹⁾占的比例非常高。这也很直观地说明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有赖于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本质上来说,学历是人力资本外在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投资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等形式而凝结在劳动力身上的资本量,它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也即具有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收入水平也越高⁽¹⁰⁾。在目前的状况下,塘口村村民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几乎只有受教育一种方式,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村民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农业经营水平,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助于农民从业择业范围的扩大,包括自主创业。

当今社会是知识竞争的社会,接受教育、扩展知识是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教育投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而且可以对其子女的收入水平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而更高的收入水平就可接受更好的教育,实现良性循环,双向联动发展。

三、塘口村存在的问题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发现本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急切问题就是,塘口村农民人均收入相对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悬殊。近年来,虽然由于农业补贴和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农产品价格原本就很低,加之受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对农产品相对需求的变动规律影响,农产品继续提价的空间已经很小,继续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除了传统的农业收入外,塘口村农民增收途径单一,打鱼、小作坊和手工业等都没有形成产业,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整体收入水平。

同时,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塘口村许多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这一方面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塘口村严重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而且,塘口村外出打工人员如果没有较高学历,一般都是由亲人/熟人带出去,但是由于自身可替代性高,从事的行业又较为低端,工资普遍偏低,导致平均年龄处于47.5—60.5岁的家庭在村中人均收入反而最高,依靠传统打工方式提高农民收入遭遇瓶颈。

（二）农村女性劳动力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在性别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中,我们发现塘口村有个“反常”的现象,即女性劳动力比例大的家庭农户人均收入偏高。经过查阅文献和深入思考,这一“反常”不仅仅是塘口村特有的,其他农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恰好也说明农村留守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性。与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性相矛盾的是,塘口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明显比同村男性低很多,伴随着未来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推行,这一劣势或许会成为将来农村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性并未引起广泛重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家庭的需要和自身能力的约束,许多人认为,女性留在家中从事农业劳动理所应当,没有从国家和谐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对待这一问题。

（三）农村公共教育问题

全村只有一所小学,没有中学,与城市高密度的学校相比,显得尤为薄弱。村民普遍反映这样的教学资源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乡唯一的一所条件稍好的中学——西源中学离塘口村也有5公里左右的路程,极为不便。而且由于条件较为艰苦,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不愿到此教书,就连本乡的学生也都不愿意回家乡作贡献,由此中学一直缺乏优秀的师资力量,引进教师的任务艰巨,随着老教师的退休,学校的教学工作更是面临巨大的挑战。除了教学资源的短缺,对农民的再教育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文化、科技、卫生等的下乡活动,平均一年都不到一次,次数之少、频率之低令人深思。

四、对塘口村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塘口村所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关注农村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向女性倾斜。首先必须摒除传统观念,抵制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其次,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女性教育的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教育,切实提高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再次,政府还可以建立专门针对外出务工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购买就业岗位,安置农村具有潜力的限制劳动力。对外出务工的农村女性的学龄子女提供受教育场所,减轻外出女性的经济成本。同时,还应当提高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利用率,充分利用农村女性的闲散时间,大力开发民间企业。

（二）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组织科技人员、农业专家进村培训；加强文化、卫生方面的宣传；适当提高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加大对农产品的补贴力度。

（三）针对中青年劳力提供特殊支持政策。对于无法支持子女继续教育的家庭,政府应尽量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和培训支持；对于思想不正确的家庭,则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对于农村的教育明瑟收益率偏低的问题,应加强对已经外出打工的人员的培训。

参考文献：

1.白菊红、袁飞：《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3年第1期。

2.李建中、王慧、王民：《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国统计》,2007年第7期。3.陈宗胜、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民收入及收入差别的影响——三论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4.高梦滔：《劳动力性别比例与农户长期收入：中国的经验证据》,《农业技术经济》,2006年第1期。

5.卢志刚、宋顺峰：《农民工收入微观影响因素统计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6.龚为纲：《人口流出对农村CGSS2005抽样框的影响——以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均值和结构为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7.Linxiu Zhang,Alan D.Brauw,Scott RozelleE,（2002）,“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ts GenderImplications”,China Economics Review,Vol.15,230—247.

【注释】

(1)吕翔,女,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

(2)张玉玉,女,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

(3)闫丽雪,女,1985年生,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

(4)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5)第一代人口：65岁及以上人群；第二代人口：30—65岁人群；第三代人口：30岁以下人群。

(6)教育的明瑟收益率指的是平均多接受一年教育导致个人收入提高的比例,它能够用于反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评价教育产出的效率,反映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的需求状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水平的确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即多受一年教育者的收入增加的比率。

(7)指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

(8)指大专/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9)指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

(10)白菊红、袁飞：《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