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的普遍偏低影响了我国农民收入的扩大

农民收入普遍偏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我国的农民一直处于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农业虽然是我国的基础，但是农业资源十分有限，农民收入又很低。农民的收入问题，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影响到农业生产能力，也影响到国民经济中的市场需求。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惠农强农政策出台，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但是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应认真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原因，积极寻求农民收入健康稳定增长的对策和措施。农民收入问题涉及的因素较多，原因也相当复杂，笔者根据对近年来主流学说的整理，结合扶贫工作经验，就我国农民收入与贫困的关联提出若干思考。

我国农民收入绝对水平较低。直到2015年，我国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生活在2300元年人均收入贫困线以下，这些贫困人口主要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虽然我国的贫困收入线在逐年上调，但是2300元的基数暂时不会变化。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同过去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初期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其次，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国农业劳力人均GDP为4460元，折合为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求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1]。

城乡收入差距被越拉越大。在城市收入快速上涨的另一面，是农村收入的缓慢增长，农村人均收入大幅落后于城市，并且这个差距正在被越拉越大已是不争事实。从1985年起，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60∶1，至199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3倍以上，到了199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27∶1。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状态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这一比例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我国农民收入偏低是由来已久的问题，造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同时也有农民自身主观上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我国的农业结构对农村发展有一定的限制。我国农业一直是小农户经营，虽然近年来农村合作社慢慢崛起，但是依然无法改变大部分农村地区小农经营的现状，小农经营的现状也让农业经济处于了市场的劣势一方。农户生产规模小、对农业投入不足、主体分散、信息不灵、经济实力脆弱、商品率和劳动生产力低下、抗风险能力不强等等不争的事实都使得他们很难具备竞争的优势而顺利进入社会化大市场，这种体制的落后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虽然近几年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进行农村建设，但是由于农村地广辽阔，过去欠账太多，国家投资有限，绝大多数农村仍然基础设施薄弱，灌溉系统，防洪系统，水土防护系统薄弱等，农产品的收成很大因素还取决于自然气候条件，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和防洪能力等。

自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田到户实施后，虽然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户生活的改善，但时至今日，它的局限性却仍在蔓延。联产承包的小生产作业方式严重限制了农业技术的革新，妨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国外农业一般是规模化经营，具有很高的机械化程度和科技含量，所以不仅作业成本相对较低、产出效益较好、产品质量较高，而且在市场上又具有低价格的优势，所以在竞争中自然脱颖而出。

在农业支持政策方面，尽管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增加了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数额，但是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是总量仍然不足，例如我国的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仅仅为0.29%，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缺乏保障增加农业投入的机制，因为近年来农业投入的相当比重是依靠国债投资而不是预算基数内的投资。在税收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专门的农业税费政策，农业税率水平很高。在税费改革时，各地减少农民负担约20%～30%，而改革后的新农业税及其附加为常年农业产值的8.4%。按此推算，改革前的农民税费负担在10%以上。这对农民收入提高是明显不利的。

农产品成本过高，农产品增收困难。突出表现在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尽管对农民实行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资价格上扬给农民造成的损失，但仍然影响了农民收益的持续增加。由于农业生产成本连年上升，导致了主要农产品价格已普遍超出国际市场水平。其结果，农产品增产空间越来越小，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受到限制，使农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约。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低，农业经营主体分散，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在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流转率不高，农业经营主体分散，超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导致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低下，影响了农民的增收。

农民自身素质问题也不得不提，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也是农民在很多行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根据笔者在贫困村的调研，时至今日，初中没有毕业就跑出去务工的农村孩子仍然比比皆是。农村因为贫穷，教育理念比较落后，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农村的文化素质逐渐脱节。青壮劳力常年外出务工，在家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他们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科学文化知识欠缺，接受科技能力不强，劳动技能低下，直接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

我国地少人多的问题较为凸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十分困难，有限的耕地难以承担所有农民的生计，而农村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又无法吸纳过多的劳动力，农民自身素质的不足又限制了他们进入高新技术行业。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仅每年新增的农村劳动力就有几百万人，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的需求，劳动力明显过剩。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农村目前约有7亿多劳动力，其中农业劳动力大约有5亿人。而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农村只需要1亿劳动力，另外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户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因此农村有3.5亿剩余劳动力，这其中有1.2亿常年外出打工，剩余的2.3亿则无法顺利转移而只能滞留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二是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三是大多数农民缺乏现代生产技能，他们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用工要求。

而农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导致了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农村，更不愿意继续种地，诱发了我国农村的另一个隐形问题——“农民荒”。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较差，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等持续、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当前，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有限、收益率低。由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传统农业比例大，收益率低。此同时，青年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青年一代农民中，“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

年青一代的农民，或者说是农村走出的孩子，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那么将来的农村将面临更加无奈的局面，农村的建设更加不会有人来参与，扶贫工作将完全失去了抓手。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同时，要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让农业生产真正有利可图，才能让日渐荒废的贫困村重新热闹起来。

参考文献

[1] 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EB/OL]，http://www. 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 LO1VK21&xpos=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