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把身体看作是反抗笛卡尔主义的根据地,身体中的“自我”比思想中的“自我”更始源,身体不是一件自在的客观事物,也不是精神主体为了达成目的而借助的工具和载体。在《知觉现象学》中,身体是感性经验的永恒前提,是向世界知觉性的开放和倾注的形成。身体与世界构成一个完善的系统,而身体居于系统的核心位置。“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肌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2]空间存在、方位与远近、内在与外表,都在身体的知觉中先行领会到了:“在空间本身中,如果没有一个心理物理主体在场,就没有方位,就没有里面,就没有外面。”[3]世界的存在是通过与我的身体的关联,犹如我的身体中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在一种活生生的关联当中,直接地呈现给我。
思维不能把握现实的运动,芝诺的悖论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思维可以给运动计数,在运动过程中插入坐标,可以用确定性的概念或规则来描述运动,只是这中间被忽视的恰恰是运动的本质属性:运动着,一种活生生的时空历程。所以用思维来把握生命也存在这样一种缺陷:难以捕捉那鲜活的、茁壮生长的本质属性。庞蒂认为,把握生存运动需要某种视觉。因为生存运动不是靠把运动和视觉置于“我思”的支配下,而是靠把运动和视觉引向“一个世界”的感觉统一性,才能使运动真正地被观察到。感觉统一性就需要身体作为中介,一方面作为感觉主体,一方面作为可以被推动的物体。“当身体理解了运动,也就是当身体把运动并入它的‘世界’时,运动才能被习得。”[4]身体空间不是一个被构成或被表征的空间,身体与空间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我们的脚向前迈出一步,没有使用到任何方位加减的运算即可完成。我们感觉头皮很痒时,抬起手不需要任何精确定位就可以将手放在合适的位置。我们的身体非常熟悉运动,和非常熟悉空间一样,依据本能就会连接在一起。“我们不是一种‘空洞的’并且与运动没有关系的空间里,而是在与运动有一种非常确定的关系的空间里做运动。”[5]
弗洛伊德只是在谈“力比多”的基础作用和实现过程,按照庞蒂的理解,性欲的正常延伸应该建立在有机主体的内部能力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性欲的展开应以现实的身体为基础。性刺激、性幻想和性行为通常都会建立在一个对象性的身体上,触觉表象的持续,唤起一种新的“理解力”。“因为知性是在感受一种观念中的一种体验时进行理解,而欲望是在把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联系起来进行盲目的理解。”[6]欲望的对象就是另一个身体,另一个具有性器官和可能引起快感的对象,性别的区分不由自主地产生,男性或女性,并非在于文化历史造成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之区别,而是始终能把对象呈现的刺激性和性爱情境联系起来的能力存在。“应该使原始世界具有活力,把性的价值或意义给予外部刺激、为每一个主体描绘如何使用其客观身体的性爱(Eros)或性本能(Libido)”。[7]
庞蒂从性欲出发,将身体演绎成生存的基础。因为身体是一种实存:“身体把观念转变为物体,把我的睡眠模仿转变为实际睡眠,身体之所以能象征生存,是因为身体实现了生存。”身体存在就是一种现实的、无声的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对抗:“身体实际上是我的生存摆脱生存本身,成为来源不明和被动,陷入一种繁琐哲学的可能性。”身体是生命的“躲藏处”。生存中出现的貌似重大意义的观念和形式、文化和规训,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就保持着每时每刻可以摆脱情境的能力。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才能拒绝让周遭世界进入,相反也能使我们向世界开放。在世界中存在,也能与他人共在。“身体缔结了我们和世界的第一个条约”,另外,身体重新向他人或过去开放,身体被共在贯穿。身体反对(理性)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自然在另一边的显现。身体与存在保持亲缘关系,是因为身体本就在自然的这一边:“之所以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看来是我们的存在的镜子,无非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自然的我,呈现的存在潮流,因此,我们不知道支撑我们的力量是身体的力量还是我们的力量——更确切地说,支撑我们的力量不完全是身体的力量或我们的力量。”[8]在庞蒂看来,不能以符号和意义的关系看待身体和存在。两者是互为前提的,身体是固定的生存,生存是一种持续的具体化。“这是因为生存不是人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其他范畴,或其他范畴可以归结为它的一个事实范畴,而是范畴间联系的模棱两可的环境,范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点,或是范畴的共同结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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