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空间和性别实践

1．社会性别(gender)的分析视角

社会性别(gender)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文化上形成的特殊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是一种对两性之间基于解剖学上所形成的差异的文化覆盖物。而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性别术语，指的是某一社会中认为得体的、男性或女性特有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鲍尔德温等，2004，第300页)。譬如，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提供了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男子汉”和“贤妻良母”(吴小英，2002)^[9]。

女性主义研究者采用“社会性别”的理论概念，强调的是性别的社会建构性。换句话说，采用社会性别建构理论取向的研究，质疑的是性别角色所假定的各种文化期待，它试图建构一种话语，以改变、扩充文化，将女性经验包容到人类文化整体中，从而超越现存文化对于性别角色的期待。与以往要求政治认同相反，女性还要求社会对她们的差异的认可，而这种差异在现存的男权文化中找不到(男性的)对等物。

社会性别是个整合性概念，为跨越不同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统领式的经纬(overarching rubric，Nakano Glenn，1999)^[10]，使得研究者可以依此来看待历史的、文化的和情境的变化，从而定义女性和男性、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权力和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如果采纳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变量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它从不是固定的(fixed)，而是处于持续的建构与再建构当中。社会性别往往体现在情境化的表意符号及其使用的社会实践当中，体现在构成这些情境并通过其间的社会实践而展开的社会关系当中。由此，研究者必须着重考察使然性别(engendering)的过程，包括围绕着可见的性别差异而展开的社会规范意义上的、象征意义上的以及社会实践上的相互构成，即包含权力要素的结构化和再现的过程。

换句话说，对于任何特定的社会性别现象的阐释，都需要包括结构的和意义的分析。因此，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如美国社会学家玛拉·马克思·费里(Myra Marx Ferree)^[11]所强调的，需要展开:①交叉点/区域的分析(intersectional analysis)，即将性别放置于和其他的社会不平等(如阶层/阶级)的相关联中展开分析;②过程分析，即将性别作为一个充满张力、持续展开的社会实践过程来看待(Scott，1986)，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有着流动(fluid)和浮动(floating)的边界，如同英国文化学者霍尔(Hall，1997)将种族(race)作为一个在不同情景下可被赋予不同所指的“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性别具有同样的理论特质^[12]。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社会关系中，权力无处不在，往往渗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假设和实践当中。也因此，性别等级间的张力往往包括了对日常假设和实践的挑战^[13]。

在中国，历史地来看，“男主外，女主内”这样具有仪式性空间符码的性别话语，逐渐掺杂了现代主义、个体主义、性别平等、消费主义等话语，并因此开始改变着当代的性别话语。而具有文化杂合特质的上海这座城市，女性形象的演变是构成这一特质的一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女郎”和“新女性”的形象在电影、杂志等大众媒体上比比皆是。在这座时称“东方的巴黎、西面的纽约”的大都市，摩登女郎着装时髦，姿态妖娆，对观者(男性)充满了诱惑性，而与此同时，“新女性”则成为与男性共同担负拯救危难中的民族国家的一个符号(可参见张英进，2007;於红梅，潘忠党，2011)。到了六七十年代，在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在欢呼庆祝社会主义对于压迫的解放时，代表大众向共产党致敬(Meng， 1993)。同时还有与男性一起，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铁姑娘”“半边天”的女性形象。改革开放之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女强人”的形象与“传统的贤妻良母”“家庭主妇”(以及与之谐音的“家庭煮夫”)等性别话语并存其间，但其间的一贬一褒，在依托市场的力量而复活的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中显而易见。不同的性别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体现为社会实践所建构的空间的格局。如同美国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慧(Mayfair Mei-hui Yang，1999)所指出的:“社会性别理论，突出了性别政治的议题，并且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通常，空间的建构与不同性别领域的权力相关，譬如公共和私人的空间，而在公共空间中可见的主导式的性别形象和话语也是通过了男性的视野而建构的。”(p．6)

上述被建构的女性形象，在不同历史场景下呈现出不同的“被强调的女性特质”，从中也体现着性别边界/区分(boundaries)的维系(可参见Epstein，1992)。这样的边界往往是建立在某种显在的差异基础上的。而当这样的差异置于生活的场景，所表述或呈现的往往是凸显差异，并将那些差异“本质化”(包括夸大，比如凸显女性身体特征，或是泛化所谓女性特质的情感依赖)。以此建构的女性形象，包含了对女性特征的抽象(即将不同女性同质化地表现为某种理想型)，对男女之别和关系表述成不平等的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并将之“自然化”“常规化”^[14]。

综合上述分析，简单来说，作为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包含了社会期待和对于女性的规范。与此同时，它又有着流动的边界。因此，一方面，社会性别，是性别差异的文化建构，并由此而形成的性别分层，以及分层所带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日常的空间实践蕴含了女性，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在其社会期待的私人领域——家居空间中所展开的微妙抵制和颠覆。

2．性别空间和性别实践

在以上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和空间、性别和实践的交织。遵循这一取向，文化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者莎朗·伯德和利娅·索科汝夫斯基(Bird＆Sokolofski，2005)采用性别建构主义的研究取向，探讨了在非体制化的空间——酒吧和咖啡馆空间——的性别使用，以解释两性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得以展开^[15]。

在日常生活的空间想象中，通常人们把“私人的”家归于女性的领域，而“公共的”市场归于男性的领域。并以此出发，将免费的家务劳动与付费的市场劳动相区别，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将女人与男人相区别。譬如，本书所关照到的都市中产日常家居空间中的性别角色，体现在通常所说的私人领域范畴内的性别分工。如家务劳动(包括购置家居用品、照顾孩子、亲属关系维持等)这样的行为往往发生在劳动市场之外，是不可见的，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男性直接或是间接地受益于这样的安排——直接的，是指他们在家中可以获得由妻子或是母亲提供的“服务”;间接的，是因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在付费的雇佣劳动中，并且在这一领域获得成就，取得社会的能见度(visibility)。也因此，家中的再生性劳动中的性别区分中交织并且强化了付费劳动的性别区分。而在道林·马茜(Massey，1994)看来，在多大程度上，家是“私人的”，家之外的是“公共的”，以及将此分别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相连，这往往是处于社会持续建构和互动协商的过程当中。具体到对“家”的文化和社会形构，这种协商和建构，就体现在家居的空间格局中。换句话说，也就是家居的空间格局如何呈现了性别化的特征，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在发生。这一方面是家庭关系以及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就物化在了家居空间中，家居的布局和变化也表明了这样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家居空间使用的个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