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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研究

时间:2022-03-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可以将濒危语档资源建设与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口传文化的抢救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在多元化、跨学科领域形成一个研究、保护、开发、利用濒危语档的合作交流互动机制,以便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用于指导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工程的实施。
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研究_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

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民族文化融合步伐的加快,濒危语言与民族文化本身一样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作为民族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载体,濒危语言档案的重要价值毋庸置疑。但该如何建档?如何保护?现实需要学理的诠释和指引。本文在借鉴有声语档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对濒危语言建档保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涵义

濒危语言通常是指使用人口较少、社会使用功能逐渐萎缩的语言。濒危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括自然灾害、疾病、战争等自然和社会政治等原因造成的种族灭绝以及因为语言转用而导致的语言消失;狭义指因文化同化和语言转用造成群体成员放弃自己的本民族语言而导致的母语危机。〔260〕

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基本涵义是:把抢救保护作为濒危语言主动建档的重要指导思想,将主动建档作为实施濒危语言抢救保护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在凸显濒危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出濒危语言档案资源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力求做到“语档留存”与“语档留全”。

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濒危语言民族或族群及社会成员进行语言学习的需要;其次是尽可能为语言消亡以后学习和恢复语言提供必需的全部信息,并为其他潜在的可能用途提供濒危语言资源,以满足濒危语言民族或族群保持语言或将来复兴语言的愿望,并满足社会公众对濒危语言资源的多元化需求。

濒危语言主动建档的最大特点就是“主动”二字,即将传统档案工作的关口前移,从坐等上门、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记录,从“要我建档”转变为“我要建档”,积极参与濒危语言重点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重要事件、重要会议的现场记录和拍摄,对反映各民族语言文化内涵和真实风貌、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原生态语言资源进行深度记忆。

濒危语言档案在形成上与传统档案有所不同,传统档案多从公务文书转化而来,濒危语言档案则是为了保存、保护语言资源和文化遗产而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调查记录的结果。濒危语言建档后形成的档案是处于非现行期的非现行文件,按其记录介质可分为纸质档案和声像档案两大类,前者包括个人手稿、田野笔记、民间残稿、会议文件、图书期刊等,后者包括录音带、录像带、多媒体光盘、硬盘、U盘、网盘等;按数字化数据文件格式可分为:文本/文档文件、数字音频文件、数字视频文件、电子表格、小型数据库、网页、数字图形文件、其他专用软件数据(如转写软件)等。

二、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意义

我国现有129种语言,其中处于濒危或走向濒危状态的语言有117种,已经濒危的21种,迈入濒危的64种,临近濒危的24种,丧失交际功能的8种。〔261〕许多小语种使用者已不足500人(有7种使用人口在100人以下),如业隆语使用者450人、阿侬语使用者380人,格曼语使用者200人,仙岛语使用者76人,拉基语使用者60人〔262〕,普标语使用者50人……这些小语种如果不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将很快面临消亡。因此,对濒危语言进行建档保护的意义在于:

第一,在全球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濒危语言的主动建档对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对民族历史记忆的延续,对促进民族口传文化丰厚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有助于建立既反映各民族语言生活、语言实践、语言现象,又反映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档资源体系,探索濒危语言抢救保护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积累抢救保护濒危语言的实践经验。

第三,有利于延续古老文明,保存民族记忆,增强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自觉抵制强势语言文化的侵蚀,保障民族语言文化的安全,保持民族语言文化的活力,维护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第四,可以补充馆藏资源的不足,为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和研究工作,少数民族口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及濒危语言的学习、恢复和振兴等方面提供较完整、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可以借助档案部门的优势进行专业化指导,建立起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档案管理机构优势互补、协作共赢的工作机制,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濒危语言打造“数字方舟〔263〕

第六,可以将濒危语档资源建设与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口传文化的抢救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在多元化、跨学科领域形成一个研究、保护、开发、利用濒危语档的合作交流互动机制,以便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用于指导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工程的实施。

三、国内外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现状

我国的语言调查始于民国时期,但规模和范围较小,研究成果稀少。新中国成立后,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抢救了一批濒危语言文化遗产,保存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材料。九十年代后,录音、录像技术的普及有力地推动了传统语言调查记录的发展,我国民族语言学界也开始关注语言濒危问题,编写出版了《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的语言》等书。许多语言专业人员收集和记录了不少原始语料,包括文字手写记录和录音录像资料等。许多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文化学者、地方语文工作者和民族宗教活动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也不同程度地采集和记录了一批价值可观的语言材料。

2009年,中国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广西农业大学等机构的语言学专家到云南指导傣语、景颇语和载瓦语的语档建设项目,主要录音成果是1300个词汇。〔264〕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语委2011年度“十二五”规划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资源采集、传输和集成技术”、暨南大学创新团队重点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方言资源监测及资源库建设”、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广州及邻近地区畲语有声语档基础库建设”等研究,并正在拟定《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资源记录与立档规范》。云南省玉溪师范学院设立的“玉溪市云南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重点实验室”拥有先进的语言存档设备和一支师生结合的研究团队,采用国际标准技术开展云南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存档工作,现已完成9种云南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有声存档,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云南民族大学的“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数据库”项目,建成了数据库软件,收集到10多种语言资料,做了开创性工作。〔265〕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语音语料库”计划,进行了几种濒危语言录音语料的转写和标注。〔266〕该语音语料库包括土家、仡佬、毛南、赫哲等语言,内容有词汇、句子和民间故事字库,是用国际音标、汉语和英语多层标注的少数民族多语言语音数据库。中央民族大学还出版了一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档”,包括《音系录像》和《词汇录音》两大系列,自1990年起历经10余年积累而成。由于当年音像设备、技术水平和经费等原因,磁带随时间流逝已出现磁粉脱落现象。后经修订、完善和补充,将其全部转录为光盘,并加注国际音标和汉字,于2009年出版。〔267〕

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制定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记录、分析的技术标准,依照统一规范采集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有声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加工,长期保存,以便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开发利用。〔268〕云南省民语委组织实施了云南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截止到2010年2月,首次使用数字化手段采集建立了2个民族3种语言的词汇语音库。〔269〕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语音研究提供了资料和例证。

国外对濒危语言的研究重点已从语言学描写和分析转向声像资源的抢录和保存,并创立了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语档语言学(documentary linguistics,有的译为“纪录语言学”或“语言文献记录学”)。虽然这门学科尚未成熟,但它标志着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实践转向和理论创新,标志着原始声像语料和文字材料开始转化为档案资源并被有效地加以开发利用。一些国家还专门建立了濒危语言资源档案馆,持续采录和不断积累、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有声影像语料、精语料和其他语言资源,如美国的美洲本土语档案馆,荷兰的濒危语言记录档案馆,英国的濒危语言档案馆,澳大利亚的环太平洋地区濒危文化数字化资源档案馆等。〔270〕2000年成立的“开放语档联盟”(OLAC)负责创建一个全球性的语言资源虚拟档案库,为语言资源数字化立档提供指导,同时提供语言资源存储器和其他服务,并制订了一系列有关语言资源数字化立档、存储、传播和网络信息共享利用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四、濒危语言建档保护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濒危语言的建档保护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阻碍着这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我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起步较晚,理论探讨不够,实践经验不足,如对濒危语言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的主动建档及其理论和实践价值缺乏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太少,迄今尚无理论上的建树。国内学界对于濒危语言声像语料的采集、记录、保存和建档,从理论到实践尚未达成共识,也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濒危语言档案管理和利用工作。〔271〕

二是大量珍贵素材散存在并无保管条件的个人手中,仅供个人完成课题和编写论著使用,个人用完后大多废弃,有的已流失或损毁。尤其是私人收藏的早期音像材料(磁带和录像带),主要用于学术研究,没有成为社会资源,也没有经过防霉或防潮处理,大多已经霉变、消磁、氧化,现在已很难或无法进行数字化处理和二次利用,导致信息资源不能共享,造成闲置和浪费。

三是现有的记录材料大多没有移交给图书馆、档案馆和有关研究机构或服务机构集中管理,也没有最大程度地公开发布,社会共享受限,多数图书馆、文化馆和民族教育、科研机构没有语言声像资料(室)信息咨询服务,不注重濒危语言资料的收集和保管,不仅馆藏匮乏,而且利用不便;档案部门对这类声像、电子文件的收集归档普遍没有制度化要求,也无相应的职责规定和建档机制。

四是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存档缺乏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工作散乱、各自封闭、各行其是、互不交流,研究成果无法公开和分享,有的虽已出版了纸质文献成果,但更多的数据库、有声库等成果没有面世;缺乏立法、政策、技术、人才、资金的支持;现有声像档案存储和保护技术不能满足有声语档长期有效存取的要求;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如濒危语言记录材料的私人占有与广泛传播和社会共享之间的矛盾、濒危语言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濒危语言资源的知识产权诉求、存取管理的责权利关系、封闭保守的学术思维定势和工作习惯与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向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等。

五是传统语言调查记录并不关心或不重视语料的整理标注、数字化和有声存档,收集到的语料也很有限,既无法做到永久性保存,也无法用于其他用途,濒危语言消亡后,也不可能为语言族群提供学习和恢复语言的资料,保存和保护濒危语言成为一句空话。〔272〕

五、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措施

为了进一步加强濒危语言的建档保护力度,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拟定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标准和规范

抓紧制定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相关工作规范和技术标准,明确濒危语言建档保护的目标任务、原则方法、技术手段、主体模式、合作机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或相关机构采集、接收濒危语言档案的范围、种类、价值以及整理、分类、编目的工作标准、工作流程等,为实际操作提供参考和指导。

(二)开展濒危语言记录材料的收集和数字化立档

坚持优先抢救保护使用人口少、边境、跨境民族濒危语言档案资源的原则,建立档案部门主导、跨学科人员合作、语言民族/族群全面参与的合作机制,加大法规先行、政策支持、技术指导、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的力度,采取主动建档与资源整合相结合、档案式保护与整合性保护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和收集(征购)民间、个人散存的濒危语言零散语料,广泛开展社会上散存濒危语言记录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加快进行信息化转换处理和数字化立档,使其能够得到永久性地保存,并提供更广泛的利用。

(三)加强濒危语言档案的规范化和资源整合

濒危语言档案资源规范化工作包括:

(1)将所有的档案资源转换为数字化的数据文件。如对手稿、笔记等进行扫描、翻拍;将录音磁带的模拟声音信号转换为数字化声音信息。

(2)将非通用数据文件格式或特定设备软件专用文件格式转换为通用数据文件格式。

(3)将旧的数据文件格式转换为新的数据文件格式。

(4)对已有数字音频、视频文件进行必要的转写标注,建立数字化的标注文件。

(5)对字符字库转换更新,确保所有字符在任何系统中都能正确呈现。

(6)定期更换存储介质,如移动硬盘、DVD光盘应每3年更换一次拷贝。

(7)对所有数字化和原始资料进行分类、排序,增加和补充清晰的元数据标识。

资源整合包括濒危语言档案资源的集成管理整合和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工作实践的分工互补整合。具体内容有:

(1)以语种或资源品种为单位搜集和征集现有档案资源,统一聚集和加工。

(2)以中心站聚集存储全部原始数据,以区域地方站存储拷贝数据,进行数据整合。

(3)以建立实体档案室/资料室或网上开放式(虚拟)档案馆/博物馆的方式进行整合。

(四)建立濒危语言数字档案馆、特藏室、语料库

依托档案信息化手段,结合多媒体数据库或数字资源库的建立,初步建成内容丰富的濒危语言数字档案馆、特藏室或功能强大的多模态语音语料库,搭建便捷高效、方便社会利用的濒危语档信息资源利用平台。其中,濒危语言数字档案馆作为一种专业性数字档案馆,负责采集和保存濒危语言的数字化档案或其他介质语言档案的数字化成果,实现濒危语言数字化档案的集成管理,为社会提供濒危语言相关领域的综合性利用服务。〔273〕如大规模语音资料的查询、借阅、复制和检索、统计、发布等。

(五)抓好濒危语言档案文献的编纂、公布、出版

立足社会需要,以服务为导向,突出抓好濒危语档文化产品的研发,把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和描写材料以及音像、电子档案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多样化、大众化、市场化语言文化产品,充分发挥濒危语言档案的学术文化价值,让“死档案”变成“活信息”。如编研、开发适合不同层次濒危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教材、课本、词典、工具书、磁带、录像带和其他教学辅导资料,提供面向大众的语言读本、电子图书、音像制品或多媒体课件、多媒体光盘、数据库软件等网络化资源。

(六)大力推进濒危语言档案数字化、信息化建设

举办专题展览和宣传活动,成立语音实验室,建立专门网站,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面向社会开放,传播和普及濒危语言档案知识,强化和提高全社会共同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文化遗产的集体意识和自觉性,全面提升濒危语言档案服务于语言族群和社会公众的能力。在不侵犯发音人和说话人隐私权以及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禁忌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社会无偿开放濒危语档资源,使濒危语档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和广泛传播,更好地为语言族群和社会公众服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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