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孜别克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第八章　乌孜别克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人民同各族人民有着同样的历史命运，他们曾经饱尝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欺凌。在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乌孜别克族人民始终和全国各族人民战斗在一起，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

相当长的时期内，乌孜别克族人民和国内各民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在痛苦之中。1865年，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侵入新疆，侵犯和践踏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及天山以北部分地区广大农牧民遭受着阿古柏的血腥统治。同样，这些地区的乌孜别克族人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3年，军阀盛世才占据新疆省督办宝座。起初他伪装进步，提出反帝口号，争取民心，同时又设法骗取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信任。盛世才实施“六大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造福人民，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当他觉得国内外的形势变得不利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而国际法西斯势力及国内的反动势力暂时取得优势的时候，盛世才就撕去了民主亲苏的假面具，公开反苏反共了。盛世才政府不久就连续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向新主人邀功，他将新疆各族受进步思想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为新疆勤勤恳恳工作的共产党员逮捕入狱，并在新疆大肆屠杀进步人士。同时为了挑拨民族关系，荒谬地认为乌孜别克人是从苏联境内迁来，和苏共有联系，理当视为共产党一派而加以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乌鲁木齐、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地的许多乌孜别克族人被捕入狱，有的惨遭屠戮。他们在把乌孜别克族中小商人铢积寸累的财产“充公”的同时，还进行疯狂的掠夺，乌孜别克族历经数代发展起来的商业和较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也遭到毁灭性破坏。

国民党接管新疆后，为了强化对新疆各民族的统治，将盛世才时期就已开始实施的反动“保甲”制度加紧推行，并加强警察统治。他们通过拉拢乌孜别克族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委以保甲长，来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保甲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们动辄用“反对国民党”和“私通苏联赤色分子”的罪名将各族群众抓进监牢。对于乌孜别克族人民，国民党反动派更是歧视有加，认为他们和苏联有联系，是“可疑的侨民”，限制其行动，给乌孜别克族人民签发“布哈拉人证明书”“安集延人证明书”，如无这种证明，就不能从事经商或自由迁居他地。即使领了证书，也只是限于本地，而不得跨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在这种民族歧视压迫下，伊宁、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等一些大城市的乌孜别克族人处境异常艰难。一些人迁居农村，不敢承认自己是乌孜别克人，隐姓埋名，改成维吾尔、哈萨克或其他民族。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乌孜别克族人民像全国人民一样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新疆各地的乌孜别克族人成立了乌孜别克族文化促进会，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在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之外编演了许多以抗日为题材的剧作。剧作家许库尔·亚里坤的话剧汉译本《上海之夜》，曾引起了当时正在新疆的茅盾先生的很大关注。1938年，“新疆乌孜别克文化促进会”宣告成立，在促进乌孜别克族文化教育活动的同时，积极配合抗战宣传。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伊犁、和田等地的乌孜别克族人民创作了许多以抗日为题材的话剧。和田、喀什、莎车、塔城等地还成立了乌孜别克剧团，演出以抗日为主题的戏剧。这些创作和演出大多以汉族人民为主人翁，歌颂了前线抗日军民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的事迹，为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宣传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意义，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积极抗战，新疆还成立了“乌孜别克—维吾尔协会”，乌孜别克族的先进分子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工作，并且通过“乌孜别克—维吾尔协会”把乌孜别克人民捐献的物资集中起来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4年9月，尼勒克人民首先发动了反对“献马”的武装斗争，从此揭开了新疆各族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序幕。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天山南北，起义群众很快消灭了伊犁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了整个伊犁地区，于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了脱离国民党的临时革命政府，建立了一支革命的军队——民族军。三区革命爆发后，一批有民主思想的乌孜别克族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首先参加了革命斗争，发动群众，支持正义斗争。在这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乌孜别克族人民发扬了高度的民族英雄气概，同各族人民一起英勇奋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45年，在“三区革命”最艰苦的时期，各族人民群众纷纷向临时革命政府捐献财物，仅1月14、15日两天，伊宁市的乌孜别克族人民就捐献了5000多只绵羊。许多乌孜别克族妇女还把自己的手镯、戒指、珍珠等贵重饰品在捐献大会上当场献出，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斗志，也表达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后，乌孜别克族人民同我国各族人民一样跨入了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乌孜别克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样，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成为国家的主人。

为了保障乌孜别克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加快乌孜别克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1987年7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全国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乌孜别克民族乡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境内乌孜别克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南沟成立了，这让所有的乌孜别克人感到高兴。这成为当代乌孜别克族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第一个乌孜别克民族乡的建立使乌孜别克族管理本民族事务，发展繁荣本民族各项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历史证明，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人民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与积极性，平等地享受着各种民主权利，参与国家和地方性事务的管理。在减租反霸运动中，乌孜别克族人民积极投入了运动，特别是乌孜别克族青年在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如伊宁市五区二街（也称乌孜别克街）的青年和在校学生，为配合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在农会领导下，组织起民兵队，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地主的破坏活动。他们还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宣传队（组），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国家的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鼓励群众诉苦伸冤。

1949年10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乌孜别克族人阿里木江被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管理全国的民族事务工作。1951年4月，新疆省举行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乌孜别克族有11位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代表们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和对国家的无比感激之情，直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表达了乌孜别克族人民热切向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共同愿望。1954年初，乌孜别克族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普选，推选出本民族的优秀人物成为人民代表。根据中国选举法中关于对杂散居少数民族民主权利应予特殊照顾的规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级及有乌孜别克族居住的市、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一定数量的乌孜别克族代表。有的地区乌孜别克族代表的比例略高于本民族在本地区的人口比例。

此外，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乌孜别克族的民族干部迅速成长。由于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知识分子较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多，这是乌孜别克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整个乌孜别克族的经济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

乌孜别克族是漫长的时代融合的产物。在她形成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名称，但这些都不妨碍她在民族之林的成长。岁月的沧桑，路途的艰辛，和山林在一起生息，和草原在一起生息。颠沛流离中的鼓歌，牧场劳作的身影，无论身处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乌孜别克族都在生活中表达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民族特色、民族精神。

一位哲人曾说道：“苦难的人，不会制造苦难；谦逊的人，很难轻慢他人……”用这句话来理解乌孜别克人是不为过的。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更多的不是掳掠的炫耀，而是处于多艰生计的幽默和智慧；更多的不是浅薄的不可触动的敏感和空洞的自恋，而是开放明朗友好地处于宽忍的心态。乌孜别克人擅长交际，用生命丈量山水的深邃；乌孜别克人乐观通达，用笑声抵御苦难和侮辱；乌孜别克人勤劳勇敢，用麦穗和羊皮嘲笑世间浮华和虚荣；乌孜别克人流动迁移，用马鞭和奶茶组建人生的奇迹和毅力。

当静静地梳理乌孜别克人的民族史诗和心灵放歌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被带到一个悲怆而又不无微笑的境界之中，被带到一个心灵宁适、智慧过人的空间里，被带到一个殚精竭虑追求理想以及反思苦难的华章之中。在这里虽然看不到最极致的奇迹，但总能寻出这个民族在迁徙和生活中表现出的真善美的踪迹，这些真善美成为乌孜别克人一生一世的向导和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