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动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方法上的特色意味着打破传统与思想意识的大胆。《领导人毛泽东》在研究方法上体现的特色其实是很多研究者力图回避的沼泽地，尤其是将精神分析方法用之于伟人的研究，难免遭遇阻力与误解。白鲁恂对此早有预见，他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说，“凡是怀疑儿时经历与成年后的行为有关联的读者都不应继续往下读”[9]。既如此，白鲁恂为什么坚持要用精神分析学的人格理论剖析毛泽东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其研究动机和学理上的依据何在？白鲁恂对此作了解释。
第一，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人格研究虽然极其重要却少有人涉足。白鲁恂认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学者们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人格几乎支配了当代中国政治；另一方面，少有学者尝试着系统地分析毛泽东鲜明的人格特质，“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国知识史的背景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他的历史地位，少数涉及毛泽东人格的研究也只能算是一种萌芽水平，或者将他描述为富有革命精神的浪漫家；或者将他刻画为对死亡与不朽格外敏感的人”[10]。没有一种理论试图将毛泽东的人格特质与他的情感发展过程相联系。然而与这种理论研究的匮乏不对称的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如果不从毛泽东的人格特质入手，往往很难解释。对于一个以其“人格塑造了中国历史”[11]的伟人而言，他的人格特质与其发展过程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意义显然是不能忽略的。
第二，毛泽东应作为一个“完整的人”(complete man)被公众认知。相对于罗斯福、丘吉尔、威尔逊、路德、甘地等历史伟人，毛泽东被公众认知的完整程度相当有限，有关毛泽东私人生活的研究资料不多，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加以联系，使其人格与非凡的政治成就相联系的学术性研究更为稀少。虽然伟人也应享有隐私权，但由于伟人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研究政治的学者有责任通过了解伟人的私人生活揭示其政治行为的动机，尤其是对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创造了强烈的集体情感的伟人，“更有理由、更有必要追问［他］怎样理解人类情感、怎样控制他自己的情感，怎样具备了如此高超地影响他人情感的才能等问题”[12]。在白鲁恂看来，无论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还是其军事战略、经济计划、意识形态都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的伟大性所在，他认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那“出色的理解、激发、引导人类情感的能力和运用自己的人格面具(persona)支配他人情感与热情的无穷手法”[13]。因此，毛泽东的私人情感体验更需为公众认知，这样才能从更完整的角度理解他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公共形象。
第三，在崇拜与诋毁的两极中保持诚实的好奇心。在中国人和全世界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人那里，多见的是讨论其伟绩的文献和充满溢美之辞的传记，几乎见不到任何言其不美的话语。而在诋毁毛泽东的人那里，毛泽东被视为“极权主义幕后的凶神”[14]。白鲁恂认为，这两种都是极端的态度，学术研究既应让毛泽东从半人半神的神坛上走下来，也应该将他视为一个“丰富、完整的人看待”[15]，抱着诚实的好奇心以个体人格发展的常态度量其人格特质，用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政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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