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第三节　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一代学人，白鲁恂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贡献既有其方法上的意义，也包括理论上的创见。

首先，从方法上看，白鲁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具备大规模问卷调查条件的政治文化研究样本。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其时，中美两国关系尚未破冰，即使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在中国内地进行大规模调查与访谈的困难与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在第一手资料的获取相当艰难的环境下，根据其他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文学作品、自传、回忆录，以及从内地迁往香港的人士的深度访谈等，白鲁恂运用心理文化分析法依然产生了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9]无论对西方还是中国的读者而言，白鲁恂的研究路径都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无论这一方法所产生的理论是否为读者认同，白鲁恂的开创、启发或提供借鉴之功都是不能被忽略的。

其次，白鲁恂的研究方法代表了一种克服肤浅、追求丰富、视角独特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向。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式研究，但是问卷调查式研究往往缺乏历史主义视野，缺乏对个体丰富性的关注，甚至形成集体层面的刻板印象与类型化等问题，令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主题、对象趋于简单与平面化(虽然从技术上看，量化研究的要求越来越复杂了)。白鲁恂的研究风格中所表现出的历史主义态度、精神分析视野、结构分析等特性，充分体现出他在理解或诠释中国政治文化时力求深入、完整、独立的意图。这对于从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后来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同时也提醒研究者，政治文化研究需要方法的多样化。

从理论上看，首先，白鲁恂最具开创性的贡献在于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同时融入共产主义研究与转型社会研究中，大大拓宽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在白鲁恂之前，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者与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彼此之间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共产主义中国往往被视为一个独立而封闭的领域，很少有学者将中国作为一个常态的转型社会看待，当然也就缺乏与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沟通。白鲁恂在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伊始就在《中国政治的精神》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研究与转型社会研究相隔离的状态应该结束，中国既是一个共产主义体系，也是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转型社会，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不仅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也包含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研究视野与领域的突破带来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主题的开阔与更新，诸如合法性、文化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转型社会中的维持与变迁及其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对接与冲突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也都被提了出来。

其次，白鲁恂通过心理文化分析法的运用得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理论创见。比如他认为，构成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历史的伟大感与生物性意识；中国政治发展最需要解决的是“中国文明中那种深刻的权威危机”；如果中国人的“合法性”概念不与“道德”相分离，权威危机将一直存在；中国政治不是“左”、“右”两极的钟摆运动，而是在“上”、“下”间的运动；中国政治文化两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价值观表面上对立，事实上在心理机制上同出一源；中西方的“权威主义”不是一个概念，西方的权威主义与东方家长制统治的权威主义有本质区别^[20]；毛泽东政治风格上的矛盾性事实上是其自恋型人格与边缘型人格一致性的表现等。

由于白鲁恂卓越的研究成果，跟随其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其中包括他的学生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和刘平邻(Alan P.L.Liu)。《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1972年)是所罗门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作品，以社会化与政治态度、行为模式的关系为主题。所罗门的这项研究无论在方法还是理论上都继承其师，比如研究资料是深度访谈与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各类文献的结合，不过所罗门的心理访谈更加深入和专业化，他运用了两项心理投射试验——罗厦墨渍试验(Rorschach Test)和主题统觉试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观察访谈对象对权威的态度、攻击性情感和人际冲突的反应，反映了心理文化研究方法在所罗门这里得到了技术上的推进。至于其理论解释，所罗门坦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政治的精神》上”^[21]。有趣的是，所罗门的研究结论，譬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依附性社会取向”为特征，“儿时的经历与成人态度之间存在重大连续性”，“儿童时期形成的态度与行为模式持续到成年时期”^[22]等，后来又为白鲁恂研究毛泽东时所采用。这说明，白鲁恂与学生之间在学术上相互影响与吸收。白鲁恂的另一个学生刘平邻^[23]，主要研究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过程。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著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文化与集体冲突》(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1976年)，这本书所采用的精神分析学视角和历史背景主义分析与白鲁恂的研究方法相似。和所罗门一样，刘平邻也通过自己对毛泽东与中国政治沟通的研究影响了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看法。^[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