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当时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全新路径，其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在政治学的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谓“微观政治学”是指那些着眼于个体的政治行为、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而着眼于研究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学术倾向，可以称为“宏观政治学”。
政治学引入了文化的概念，并在某种特定的含义下限定了“政治文化”的内涵，是政治学领域的创举。一方面，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个体层面上对外部政治目标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它以宏观的政治体系作为直接的反映对象；另一方面，宏观政治结构的主要功能将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到每个个体的思想，虽然这一过程常常是潜在的、不易察觉的，但是社会成员将根据自己已有的文化体系作出相应的心理反应，这就是政治文化。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宏观和微观的互动过程。正如派伊所指出的那样，在运用政治文化概念研究每个国家的民族发展时，有可能把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放到一起，“即在政治学中，人们重新回到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研究，又不失个体心理研究的便利”。[3]由此可见，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宏观政治体系运行和微观个体政治活动之间的一个缓冲区，是维持和推动社会政治体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必须指出的是，政治文化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遭受了各方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批评者认为阿尔蒙德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其成果是直接为美国的安全利益服务的，这与阿尔蒙德作为一位鼓吹“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大师的形象是背道而驰的。“在美国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十分暧昧”，[4]批评者认为阿尔蒙德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的真正目的是要揭示：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是支撑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合适的政治文化?西方该如何向这些国家输入政治文化?“仔细研究这本书，包括这本书的内容、主要作者的背景和他的职业生涯，人们发现，与其说这本书是关于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研究著作，还不如说它是美国国防安全问题的指南。”“很明显，《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的创作驱动力是赢得世界正在崛起的国家中人们的心，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以便使西方的民主在与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战胜对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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