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发现及贡献

本研究结合实地调研对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进行探讨时发现,随着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不断展开,村民中存在的贫困问题逐渐超越了物质层面,而渗透入他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内在心理层面,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现象,从而使得贫困问题更具深刻性.并且,随着景区的快速发展和物价的不断高涨,村民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贫困问题日益显露出来.本研究发现,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在生产着旅游地文化的同时,也在村民中生产着贫困文化.综合来看,反组织过程对旅游地文化的生产与对贫困文化的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就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紧密地纠结在一起,站在旅游者、政府和公司的立场和视角,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旅游地文化外显的那一面,而对贫困文化那一面关注较少.对后者体会深刻并受此深入影响的是普通的村民,并且这构成了他们对旅游地文化生产进行参与行动的重要原因.贫困文化的生产起因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同时又与旅游地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也许可以为更深刻和全面地认识旅游开发中的贫困问题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如下启示:

(1)政府和公司在旅游开发中面临着一个困境.政府和公司进行旅游地开发的本来目的是通过旅游地文化生产达到吸引游客、创造旅游收益和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现实中他们却总是面临困境.根据本研究的结论,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社会性过程内部并非整齐划一的,也并非总是在政府和公司的操控范围之内,而是包括着一个结构化的冲突,有一个反组织过程导致各种现实困扰问题的存在,使旅游地文化展现出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面,同时反组织过程的运转也会加剧村民中的贫困.所有这些都阻碍了政府和公司实现预期的目标,使得旅游开发走入一个政府和公司所不情愿的困境,作为旅游开发主导者的开发公司和政府尽管力图去解决,但总是难以完全如愿.结构性的冲突使得困扰性的事件总会表现出来,使得他们吸引游客、创造旅游收益和带动地方发展的目标面临挑战。

(2)贫困应对措施上的“治标不治本”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也解释了为什么经常采用的对景区周边进行一般化帮扶和物质资助的方式往往难以达到实际效果.由于旅游开发中结构性冲突的存在,各种帮扶的好处往往被村领导等旅游开发之后形成的少数利益群体所截取,不仅不能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加重村民中的贫困程度.从根本上讲,反组织过程推进着贫困文化的生产,而反组织过程背后的结构化因素则是相对稳定的.从本研究的视角出发,也许只有打破贫困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力量,重塑整个社会过程的运作逻辑,才能够从根本上治理贫困.同时,政府为了治理景区周边环境,树立美好的景区形象而对村民的“扰乱行为”进行的压制(如:铲除香农、打击小商小贩等)也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这只是在表面上暂时性地解决了问题,而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本研究的发现也与旅游增权理论和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构成了一定的比照和印证,两者的比较让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增权理论强调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保护当地文化和维护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Scheyvens(1990)将旅游增权划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心理(或精神)增权、社会增权、政治增权与经济增权,具体如表4-2所示^[10]:

表4-2　旅游增权理论的四个基本维度

续表

依据Scheyvens(1990)的旅游增权理论,本研究的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表明,红山景区周边村庄的村民在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几个方面都处在比较严重的“去权”状态,具体表现在:(1)经济方面,利用村民土地所进行的景区开发产生了大量的旅游收益,但是这些收益基本上都流向了开发公司和政府,在村庄中只有少数人(村领导及其亲戚和支持者)才能够从旅游收益中获得一些分享,旅游公司所提供的一些福利和进景区工作的机会也被村领导等极少数人所截取.同时,普通村民由于缺少资本、技能、知识和社会资源,他们找不到一条合适的途径来分享收益,只能通过在路边做小生意、卖香等边缘化的方式争取一些利益,但是这些又总是受到政府和开发公司的管制.最终导致普通村民的经济状况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条件下变得更为糟糕,也让他们的生活面临更大的压力.(2)心理方面,普通村民不仅没有分享到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而且由于土地被征用,他们改变生活的能力受到局限,他们因此感到更加沮丧和无所适从.从实地调研发现,普通村民中弥散着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赌博和买彩票现象较多,很多人在缺乏谋生路径的同时也缺乏谋生的动力,整天消极度日,表现出一种茫然和麻木的状态.在与政府和公司的长期抗争过程中,村民体会到了深深的无奈和无力感,所以“没有办法”、“闹了也没有用”成为了他们常见的表达.(3)社会方面,旅游开发所启动的新的利益格局和反组织过程带动了村庄社会结构的变化,村民之间由于村长竞选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甚至为此发生过打架事件,使得村庄中的很多村民处在一种相对的社会隔离状态,这破坏了村庄既有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据村民们反映,他们村子中发生过因为竞选村长而导致兄弟反目的情况,他们之所以为村长竞选进行激烈的竞争,甚至这种竞争超越了感情联系的边界,是因为村长的职位可以更多地触及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利益体系,获得更多的来自开发公司和旅游发展的收益.(4)政治方面,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新的利益格局使得景区周边村庄中产生了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即村领导.他们虽然属于村民,钱和权都比较有限,但是由于他们在土地征用和景区开发中的特殊作用而使他们在景区开发形成的反组织过程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也因此有了自己的收益空间和权力发挥的自由余地,同时,他们的角色也在反组织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着调整,他们虽然是村民的代表,行使村庄的公共职能,但是他们也逐渐被开发公司所拉拢,成为他们协调和沟通村民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村民的弱势地位更加恶化,基本上丧失了争取自己权益的力量和话语权。

由此可见,借助Scheyvens(1990)的旅游增权理论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红山景区周边村民所处的实际境况,即在经济、心理、政治和社会四个方面处在全面的“去权”状态.这四个方面的“去权”状态相互交织,导致当地居民在旅游开发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推动旅游发展等方面的状况都比较消极和糟糕.根据旅游增权理论的观点,这种旅游发展的状况不利于提高景区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保护当地文化和维护生态环境质量,从而也就有悖于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依据本研究的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当地村民在经济、政治、心理和社会几个方面都处于“去权”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旅游地开发和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即:当地村民处在由景区开发和土地征用而被启动的以增加旅游开发成本为导向的“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而并未被纳入以旅游收益为导向的“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这也使得当地村民成为旅游地文化背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推动力量,使得旅游地文化“消极和负面”的内容不断呈现.这种结构性困境使当地村民被排斥于政府和开发公司所主导的旅游发展框架,形成了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排斥^[11],而失去了旅游地开发的参与权、控制权和收益分享权,他们实际的社会生活也因而受到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