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发现与贡献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贡献有四个：一是全面考察了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二是发现同住在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中的特殊作用；三是分年龄和城乡对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做更细致的考察；四是尝试使用倾向值加权以及frailty Cox model方法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一、全面考察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本研究不仅研究由血缘引起的亲子代际关系，而且将代际关系拓展至姻缘引起的婆媳关系，较全面地考量了代际关系。婆媳关系在我国是一种比较特殊和复杂的代际关系，由于其复杂，所以多数研究是定性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样本的局限性，这些研究结论能否代表了我国当前的婆媳关系情况有待于考证。而且，定性研究的结论多为当前婆媳关系紧张(王恒生，2001)，甚至导致了老年婆婆的自杀行为(陈柏峰，2009)的严重后果，较少地从定量的角度来研究。在极少的定量研究中，也主要限于对其特征的描述，或对老人健康的影响(Cong et al，2008)，很少有学者将婆媳关系与老人的死亡风险连接起来进行研究。本研究使用具有代表性的CLHLS多次追踪数据，得到了当婆婆日常活动能力受阻时，媳妇仍然是提供帮助的主力，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女性老年人隐私方面的日常活动，例如洗澡、上厕所和控制大小便等，顾及了女性老人的自尊。另外，运用考虑了虚弱度因子的Cox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当婆婆日常活动能力受阻时若媳妇提供帮助，则有助于降低婆婆的死亡风险。另外，婆媳同住也有助于降低婆婆的死亡风险(虽然在有的模型中不显著)，揭示了我国当前婆媳关系仍然和睦，而和睦的婆媳关系有助于婆婆的健康长寿。

本研究对代际关系的全面考量还表现为不仅考虑到了子代支持方面，而且还考虑到了亲代支持以及代际互动方面。而且在对子代支持方面的考察，涉及学者们经常提及的来自子代对亲代生病照料、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内容，较全面地反映了子代支持的内容。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将代际关系三个维度放在同一个模型里进行考察，会得到与单独从某一个维度出发对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不同作用和净作用。例如在本研究中，子代支持模型表明生病照料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而这在总模型中是显著的；做家务的交互作用在亲代模型中不显著而在总模型中显著；日常联系的交互作用在代际互动模型显著，而到了总模型中却不再显著。因此，本研究认为，基于代际关系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和复杂性，建议在研究某个代际关系维度时尽量纳入其他代际关系变量，以考察在控制其他代际关系下得到该代际关系变量较为纯净的影响。

在对子代支持方面的研究上，本研究发现有超过半数的老年人得到来自后代的经济支持、生病时的照料以及精神赡养，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仍占据主导的作用，反馈理论和子代的责任伦理依然能解释我国当前的代际关系。另外，当前我国子代对亲代提供的支持不再以工具性支持和物质支持为主，而是以精神支持为主的格局。工具性支持和物质支持的弱化部分证实了凯德威尔提出的“代际财富流”理论，也可能与社会养老福利覆盖面和额度的提高有关(张川川等，2014)。精神赡养增加的主要原因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还可能与老人与外界联系减弱而对子女依赖增加有关(贾守梅等，2007)。在子代支持对老人的死亡风险影响议题上，我们的结果表明虽然生病照料和子女探访可以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但来自后代的经济支持却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其中的原因是与那些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后代的老年人多处于劣势有关。当前多数老人为子代提供家务支持，说明父代的责任伦理仍然存在，同时社会交换理论也可以解释当下的代际关系。老人的家务支持降低了其死亡风险，说明了“用进废退”的作用，老年人多活动和多劳动可以降低其死亡风险。我们的研究发现代际间的日常联系比较频繁而物质互动比例较低，后者可能与此阶段老年人的经济能力有限有关。我们的研究发现代与代之间的互动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总而言之，本研究表明了和睦的代际关系的确降低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这一结论说明反馈论、责任伦理、合作群体理论、需求论和交换理论更适合解释我国当下的代际关系状况，或者换言之，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老龄化加速的当下，仍然需要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应对老年人的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问题。

最后，本研究发现在代际关系对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研究上，我们不仅要从静态的代际关系方面进行考察，而且还应尽可能地从动态的代际关系变化上进行考察，以更全面地反映代际关系及其变化的内容。本研究从老人居住安排变化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中发现，代际关系的变化也会对老人的死亡风险产生影响，那些从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的老年的死亡风险极高。

二、同住在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中的特殊作用

同住与代际关系之间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从代际关系的内容上说，是否与子女同住无法说明代际关系的好坏，因为有出于经济能力所限，尽管代际关系不和睦但仍然被迫住在一起的；也有尽管经济很宽裕，房子很多，但为方便照顾老人而住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考察代际关系时又不能忽略居住安排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许多代际关系变量对老人死亡风险的直接作用不显著，它们与同住的交互作用显著，这说明很多代际关系对老人死亡风险的作用是通过同住来实现的。例如生病照料的单独作用表现为显著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但是与子女同住下生病得到照料老人的死亡风险比那些不与子女同住的要低，说明了与子女同住对生病老人健康长寿的保护作用。探访的单独作用表现为显著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但其交互作用表现为与子女同住下得到子女探访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比那些不与子女同住的要高，这可能与这部分老人健康状况更不济，需要与子女同住以得到子女的照顾和安慰有关。做家务的直接作用表现为显著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其交互作用还显示，即使是在与子女同住条件下，做家务的老人的死亡风险仍然比不同住的要低，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与子女同住给了老人更多做家务的机会，使得“用进废退”的作用更为彰显。因此，与子女同住虽然不能直接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但通过同住，代际关系各个层面才能发挥对老年人的保护作用。另外，在与子女同住时，也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干预避免老年人发生意外，例如摔跤等，或者改变一些风险因素，例如吸烟等从而降低其死亡风险(Umberson，1987)。本研究对老年人同住变化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也佐证了与子女同住对于老人健康长寿的保护作用。

三、分年龄和城乡对影响作用的细致考察

诚如前文所言，我国不仅老龄化增长速度较快，而且高龄化速度更快，不同年龄阶段的代际关系有所不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带来的养老资源和养老观念等方面都反映了代际关系的差别，而这些来自不同年龄阶段和城乡样本下的代际关系对老人的死亡风险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在总样本的基础上，分年龄和城乡样本对于代际关系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通过区分不同的年龄段，在亲子代际关系方面，我们发现生病照料和经济支持在低龄样本中作用不显著而在高龄样本中直接表现为增加了老人的死亡风险。做家务变量在低龄样本中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仅表现为与子女同住且做家务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更低，而在高龄样本中，做家务变量的单独作用和交互作用都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物质互动在低龄样本中直接表现为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而在高龄样本中则与子女同住且有物质互动才能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在婆媳同住方面，我们发现婆媳同住没有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构成显著影响。在居住安排变化方面，无论是低龄还是高龄样本，相对于一直不同住的老人而言，都表现为“同住变为不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更高，“不同住变为同住”和“一直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更低。

分城乡来看，在子代支持方面，生病照料因素在城镇不显著，而这一因素在农村中表现为得到后代生病照料的农村老人显著增加了其死亡风险，但与子女同住且得到生病照料下的死亡风险更低。在亲代支持方面，做家务因素在农村的单独作用和交互作用都显著但在城镇只有交互作用显著。在婆媳关系方面，得到媳妇帮助直接降低了城镇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农村样本中的婆媳同住直接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这可能跟城乡两地女性老人的居住安排不同有关，在农村，较多的女性老人与媳妇同住，能直接从婆媳同住中得到一些福利，从而降低其死亡风险；在城镇，女性老人与媳妇同住的较少，但只要是媳妇给女性老人提供日常帮助，其降低老人死亡风险的效应显现得较快。城乡的婆媳同住都没有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构成显著影响。在城乡老人的居住安排变化方面，都表现为相对于一直不同住的老人而言，“同住变为不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更高、“不同住变为同住”和“一直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更低。说明了同住变化对于老人死亡风险的刚性影响。

四、倾向值加权以及frailty Cox model方法的使用

在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通篇使用考虑了虚弱度因子的frailty Cox model来探测各个自变量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本文在介绍所使用的方法时也提到，考虑和控制社会科学中的异质性对于死亡风险研究异常重要。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观测到所有的重要变量，或者即使该变量可以观测到，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模型设置时被忽略了。而对于未观测到的异质性，通常的做法是把它放入模型的误差项。但是，不管这种异质性是否与解释变量相关，它都会影响到事件史中关于死亡的分析，有时会夸大或抑制干预效应估计值。因此，本研究在传统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个体层面的虚弱度因子，旨在解决社会科学中常见的重要的忽略变量的问题。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所有模型的检验结果都报告加入虚弱度因子的合理性，各模型中的虚弱度因子也几乎都表现为显著地增加/降低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因此，本研究在控制了异质性的基础上得到了代际关系变量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另外，通过比较没有加入虚弱度因子和加入了虚弱度因子的Cox模型结果，我们有三个发现。一是加入虚弱度因子后绝大多数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增大，这使当变量系数为正时低估了它们对因变量的作用，而当变量系数为负时则高估了它们对因变量的作用。二是加入虚弱度因子后绝大多数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三是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加入模型的变量要足够多，至少要5个以上。因此，本研究认为在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研究中有必要纳入虚弱度因子。

另外，在婆媳同住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研究小节，为了解决同住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使用了倾向值加权方法，结合使用frailty Coxmodel，得到了婆媳同住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净影响。通过倾向值加权分析，本研究发现，加权前后婆媳同住变量对女性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有所高估和低估。对于总体样本而言，加权前婆媳同住对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的作用比ATT加权下有所高估，在低龄、高龄和城乡样本中都有所低估。因此，通过做样本平衡处理，解决了样本选择性的问题，消除了一些混杂因素的影响，得到了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