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研究的文献评述

一般而言，对于普通的跨国商品贸易，人们通常倾向于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乃至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分析工具。但由于国际文化贸易格局的复杂性，文化贸易跟其他服务部门的贸易有着不同特点，如文化贸易实际上交易的是产品和服务背后隐藏的文化，所以，仅仅从一般贸易理论的角度考虑是不够的，还要涉及历史文化禀赋等因素对文化贸易的竞争力影响等方面。

文化贸易是服务贸易中的一部分，而近年来对服务贸易研究的深入，为探讨文化贸易的理论基础提供了较多的研究素材。如在理论方面，在构造服务部门贸易模型时都考虑到了服务产品的差异性（Markusen，1989；van Marrewijk，1996；Francois，1990）、市场结构（Kierzkowski，1986；Francois＆Wooton，2001a，2001b）与提供模式（Markusen，1989；Wong et al.，2006）等诸多因素；在经验研究层面，对各服务部门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察，如运输服务业（Kierzkowski，1989）、国际电话服务（Tang，1999）、保险和金融服务业（Li等，2003、2005）、多个服务部门（Lee＆Lloyd，2002；Shelburne＆Gonzalez，2004；Sichei等，2006；程大中，2008）。上述研究结果大多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经济自由度差异、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差异等因素都会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但是，文化贸易跟其他服务部门的贸易有着不同特点，如历史文化禀赋对文化贸易的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文化贸易可分为文化产品贸易（可复制与不可复制）和文化服务贸易；文化要素跨国流动的普遍性（如演出）等，这需要学者对每种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下我们就对文化贸易的相关文献进行详细、深入探讨：

1.文化贸易的基础理论研究

由于文化贸易的特殊性，人们对传统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化贸易产生了质疑，以下文献是众多学者在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一些观点：

（1）比较优势论。Mas-Colell（1999）、冯子标和焦斌龙（2005）认为，世界文化贸易格局是各国按比较优势分工的结果，比较优势理论可适用于文化贸易；Schulze（1999）在Mas-Colell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认为，由于文化产品（尤其是艺术品）的特殊性，文化产品贸易不仅是大工业化的生产，差异性的小规模文化产品贸易也会存在发展，而且他认为，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对可复制的文化产品比较有解释力，但对不可复制文化产品的贸易和发展水平相似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却不适用；特别是，欧阳有旺和郭炳南（2005）运用比较优势论指出，中国文化产业参与国际贸易的主要优势在于供给方面的资源禀赋、知识技术优势和需求规模；另外，陈春慧和纪秋颖（2008）将文化互补理论应用到文化贸易中，认为一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发展路径而形成的“文化禀赋”，会对该国企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产生影响。邱继洲（2005）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文化贸易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成为了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借助于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进一步升级，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就是第三产业升级的表现。在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发达国家据有资金、技术、创意上的相对优势，可以拉开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会导致文化产品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

（2）规模经济论。Wildman和Siweck（1988）、Frank（1992）、李怀亮（2003）将规模经济理论运用到对文化贸易的分析中，认为美国之所以在文化贸易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原因之一是在于其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具体表现在文化生产者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如美国好莱坞的形成，而内部规模经济则表现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Hoskins和Mc-Fadyen（1995）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占据全球电视市场的绝对份额，不断向外输出文化产品，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规模经济与第一行动者优势；另外，魏婷、夏宝莲（2008）从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角度解释了中国的文化进口贸易主要来自英、美、法、日等高收入国家，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韩国、菲律宾等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现象。

（3）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贸易也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征。按照产业内贸易理论，文化业产业内贸易的出现得益于下列因素的作用：①两国文化背景的相似。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间文化商品贸易规模和发展势头远不如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国家之间。如西欧、北美这些国家属西方文化体系，在人文历史传统、种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宗教信仰等方面较为相似。②文化产品的差异化是产业内文化贸易的重要基础。文化产品是典型的异质产品，不同电影之间、流行音乐之间、图书之间、广告之间、电视节目之间，也存在着众多品质差异与不同的消费者偏好，可区分出不同的品质档次。③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部门内差异产品的生产规模也就越大，产业部门内部分工就越发达。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也就越高，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越加复杂、越加多样化，呈现出对差异产品的强烈需求，从而形成差异产品的消费市场。同时，收入水平的接近使各国的文化消费结构趋于相似，发生产业内文化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④从20世纪后期开始，包括数字信息技术、压缩解压技术、存储技术、光纤技术、卫星通信技术、信息加密技术等技术革新大大便利了无形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传送。例如，电影片通过互联网或卫星传输，通过卫星传送的广播节目和影视节目大大增加。⑤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如时代华纳、迪士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索尼、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等的全球化价值链体系推动了国际产业内文化贸易的发展。

针对国际文化贸易的进出口高度集中于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欧美各国之间以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现象，Throsby（1999）、李怀亮（2003）认为，文化贸易大多属于产业内贸易，可以用需求偏好论对其进行分析。黄锦明（2006）认为，不同国家间文化背景的相同或相似是国际文化商品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原因；同类文化产品的异质性和两国需求偏好的相似能够阐释文化产业内贸易形成和发展的原因。龚晓莺（2008）认为，文化产品是典型的异质产品，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是中高档消费品，某些文化商品和服务甚至是奢侈品，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文化背景相似的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容易理解、接纳、欣赏来自对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以，国际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贸易也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张宏伟（2011）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研究结果认为，国家的收入水平或收入类别与贸易规模正相关，表明需求偏好相似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现实。但是，霍步刚（2008）和黄娟（2009）则指出，中国主要文化贸易伙伴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国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需求相似条件论并不能解释中国文化贸易的模式，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海外“移民”改变了文化消费行为和消费内容，扩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

（4）竞争战略理论。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波特的国家竞争战略理论解释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方惠、尚雅楠（2012）依据发展后的“动态钻石模型”所作的实证分析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GDP和宽带普及率3个（短期要素）解释变量对现阶段我国文化贸易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海外市场、相关产业支持、市场结构等长期因素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2.文化贸易的相关经验研究

（1）文化贸易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Marvasti（1994）利用1962—1987年美国和加拿大双边音像、杂志、图书和报刊等文化贸易数据指出，一国人均收入、资本劳动比率和人口规模是影响其文化贸易的重要因素；此后，Schulze（1999）利用154个国家的文化贸易数据（1970—1994），陈晓清、詹正茂（2008）对美国与15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1996—2006），Anne-Célia Disdier（2010）针对日本等11个国家的文化贸易数据（1988—2004），王璐瑶、罗伟（2010）以2000—2008年我国与另外12个主要贸易国和地区的双边图书版权贸易数据为样本，曲如晓、韩丽丽（2010）以1992—2008年中国与其他61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姬锦霞（2011）选取2009年与中国开展文化贸易的61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分别通过贸易引力模型对文化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在研究过程中，上述学者分别选取了表述不同、含义不同和数量不等的分析变量，以及针对的文化贸易类别、选取的国家（或地区）样本、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不同，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论。

（2）针对不同种类的文化贸易进行研究。

①与动画产业、影视产业相关的文化贸易的研究现状。

Lnet（1998）描述了美国动画产业为了降低成本，将中期制作转移到海外完成的情况。李怀亮（2006）分析了国际电影贸易和国际电视节目贸易，指出当代国际电影贸易的基本格局，介绍了全球三大电视节目交易市场。苏锋（2006）审视了动画产品的国际贸易历程，归纳总结了动画产品的国际贸易模式。王建陵（2009）从创新优势的角度研究了美国动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白远、池娟（2009）对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文化产品进行了分行业贸易现状分析，提出提升我国电影、动漫产品贸易竞争力需要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加强原创，并进行外包的建议。沈大勇、金孝柏（2010）对视听产品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提出视听部门的自由化首先取决于各自经济主体的利益。

②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文化贸易的研究现状。

徐建华（2005）对版权贸易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版权贸易发展的动因、经济效应及机制，对版权贸易的引进和输出程序进行了系统分析。王雪野（2009）对比研究了北美地区、欧洲主要国家、澳大利亚等市场的图书贸易。詹宏海（2009）从法学和经济学结合的综合角度，介绍了知识产权贸易的种类和一般过程。洪涓、刘柳（2010）采用1996—2008年出版业文化产品的贸易数据，对贸易规模、产品结构和市场分布进行系统描述后的结果显示，出版业文化产品的产品结构较为互补，且贸易伙伴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市场集中度高。

③创意经济文化贸易。

在200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创意经济报告》之后，中国学者陆续开始从“创意文化贸易”概念开展对相关问题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依据UNCTAD这份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李嘉珊、赵晋晋（2007）通过比较中国和英国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现状，提出中国在发展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方面的对策；胡飞葛、秋颖（2009）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创意产品贸易发展迅猛，贸易顺差逐步扩大，已经成为创意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创意产品进出口类别结构不断调整，但总体相对稳定。白远、陶英桥（2009）研究认为，我国创意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在“核心”创意文化产品出口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英国和美国，我国创意文化产品贸易呈现明显贸易顺差。何伟、常深（2009）则认为，我国在创意产业国际贸易中存在商品结构单一等问题。白远（2010）从进口角度分析我国创意文化产品，结果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创意文化产业大国相比，我国是一个创意文化产品进口与消费小国。戴翔（2010）以标准的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分析创意产品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周经、刘厚俊（2011）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世界范围内的工艺品、视听、设计、音乐、新媒体、出版和视觉艺术共7种文化创意产品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3.中国文化贸易现状及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对中国文化贸易的研究，涉及从图书版权扩展到包括图书版权在内的新闻报刊、音像制品、广播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以及网络游戏、动漫作品的版权贸易等各个领域。文献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如中国版权贸易（姚德权、赵洁，2007；包温慧、王秋月，2008；王清、杨威，2010）、中国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赵有广，2006；魏婷、夏宝莲，2008；曹岚、卢萌，2010）、文化贸易出口方式（廖佳音，2008；刘爽，2009；杜海涛，2012）、文化贸易与文化安全（李嘉珊，2008；隋岩、张丽萍，2010）、文化贸易管理方式（成林，2009；王晓芳，2012）等各个方面。

在评价中国文化贸易竞争力方面，学者主要是利用衡量贸易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包括贸易竞争力（TC）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MS）指数、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和产业内贸易（HT）指数等，对中国文化贸易（或创意文化贸易）进行研究。如：雷光华（2004）对我国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进行了国际竞争力比较；韩栋（2011）和李薇、于子涵（2011）对中国电影出口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王莉（2009）对中国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赵书华等（2011）比较分析了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胡飞葛、秋颖（2009）和尚涛（2010、2011）基于UNCTAD发布的“创意经济”数据，测算了中国创意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方忠、张华荣（2011）对中韩文化创意产品竞争力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周升起、兰珍先（2012）基于UNCTAD《2010创意经济报告》发布的最新数据，对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及其国际竞争力演进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朱品（2009）和胡琼哗（2011）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分别测定比较了中国和世界主要文化贸易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方英、李怀亮等（2012）认为，中国文化贸易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手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品和新媒体这些“外围”文化产品中，具有“核心”内容的影视、音乐、出版物及版权、文化休闲等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曲如晓、杨修（2015）认为，本地市场效应决定了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相对规模，并逐渐取代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成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的新源泉。汪素芹、汪丽（2015）通过选取京沪粤苏浙5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贸易规模和文化贸易发展政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北京服务贸易优势明显，可以打造成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高地；上海凭借发达的文化产业基础及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相关政策，最有可能成为全国文化贸易发展的标杆；广东在省级层面上优势较大，文化产品贸易全国占比最高；江苏、浙江相对落后，但在文化贸易发展中具备多方面的特色。

4.文化贸易政策研究

对文化贸易究竟是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赞成文化自由贸易的学者认为，文化产品同一般产品无异，而自由贸易可以给一国带来福利，国家对文化贸易不应加以干预。如：把美国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成功归结于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Boorstin，1982；Adams＆Goldbard，1986；Rothkopf，1997）；印度作为文化产品输入国在文化产业的自由开放政策中受益（Mukherjee，2004）。

而赞成文化保护贸易的学者则从国家安全和文化主权等角度阐述了实施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认为，文化产品的大量进口会对本国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视听服务、音像制品等部门，因此，需要对文化产业进行保护（Goff＆Jenkins，2006；Iapadre，2004，Doyle，2004，Papandrea，2004）。另外，在对中国文化贸易的研究中，李永增、陈泽伟（2004）指出，中国应通过实行配额限制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付竹（2007）认为，文化壁垒在一定条件下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我国可适当考虑利用文化壁垒保护本国经济，甚至将我国文化渗透于东道国文化中，来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余雄飞（2009）指出，为保护本国的影视产业避免遭受好莱坞影视的冲击，可以借鉴绿色贸易壁垒法律制度来处理文化贸易问题，建立一个“文化贸易壁垒”。

对中国文化贸易发展提出有针对性对策措施的相关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文化贸易发展经验中总结出值得借鉴的政策措施（安宇、沈山，2005；刘晓惠，2007；卢倩，2008；何春华，2009；魏婷，2009；邓向阳等，2010；叶曦，2010；杨宇婷，2010；曾珠，2011）；二是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提出有针对性措施的相关文献，如：构建我国文化贸易产业基础（王海文，2010；杨磊，2011；朱瑛、段陆雪，2011）；实施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建立文化企业“走出去”风险防范与服务保障机制（花建，2005；韩方明，2007；赵建军、陈泽亚，2008；陈德铭，2011）；尽快建立文化贸易统计制度、统计标准和统计信息系统（杨宇婷，2010；梁昭，2010）；加强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不断完善图书版权信息系统（姚德权、赵洁，2007；姚领靖、彭辉，2011）；创建文化产业创新型融资平台，建立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徐坷，2006；孙海鹊，2011；方惠、尚雅楠，2012）；实施“文化产业特区”战略，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政策支持（王海文，2010；杨磊，2011；朱瑛、段陆雪，2011）；扶持文化贸易中介机构发展壮大，建立文化产业和贸易人才培养和实习基地（徐庆峰、吴国蔚，2005；刘文俭，2007；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课题组，2007；李雍，2009；张啤，2011）；加快文化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培育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丁伟，2004；祁述裕、殷国俊，2005；王学成、郭金英，2007）；打造国际文化贸易营销渠道，以缩短“文化距离”，克服“文化折扣”现象（田祖海，2012）等。

总之，从上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可看出，目前文化贸易理论还在发展之中，虽然有关文化贸易的案例研究逐渐丰富，但理论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且，由于文化贸易及文化产品的特殊性，目前在关于决定一国文化贸易竞争力方面的解释并没有完全统一，且缺乏系统性，因而在解释文化贸易模式、文化贸易的比较优势培育与政策建议方面，可靠性和说服力都十分有限。其次，不同学者、机构对文化贸易的界定各不相同，从而存在划分标准不统一、数据缺乏等问题，而目前可进行比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现存数据又过于陈旧，因此，在实证方面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从而限制了我们对文化贸易内涵的理解及相关政策的制订。第三，虽然文化贸易具有典型的产业内贸易特点，但由于当前文献涉及较少，忽视了其对于决定一国文化贸易竞争力上的重要性。第四，文化产品种类、文化贸易方式不断地推陈出新，例如通过社交网站、网络视频等方式进行的文化贸易，都能极大地改变与拓展我们对传统文化贸易的理解。

5.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一国贸易发展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两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国进行贸易的基础。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是增强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源泉。目前，我国已经有大量文献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与集聚能力的相关问题。如从文化产业效率上看，王家庭、张容（2009）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对文化产业效率进行研究，指出我国文化产业的运营效率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文化产业运营效率一方面受制于文化体制的不合理，一方面受制于规模效率的低下，而影响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为规模效率。蒋萍和王勇（2011）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研究则显示，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受环境影响较大，我国大部分省份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不容乐观。乐祥海和陈晓红（2013）的研究显示，2001—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技术水平呈现波动趋势，这可能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文化政策的调整有关。另外一个研究思路集中于从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顾江等（2013）发现，中国各地区文化产业行业间发展不平衡，新兴文化产业增长率高于传统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东部大城市集聚程度更高，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相同地区的集聚程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别。郭国峰和郑召锋（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六省份文化产业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李卫强（2012）指出，北京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源有优势，但文化产出较弱。孙玉梅、秦俊丽（2011）则分析了山西文化产业，提出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手段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总之，对于文化产业的量化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缺乏从制度创新角度分析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