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哲学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二、回族哲学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一)回族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回族是中国境内形成较晚的一个年轻民族，分散于全国各地。历史上形成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使这个民族从产生以来就处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积极适应中国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汉语言为通用语言、汉文化为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这一国情，让杂居的回族穆斯林能够更加准确、理性地认识伊斯兰教的真谛，坚守和发扬伊斯兰教信仰，并推进伊斯兰教本土化，让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群众能够对伊斯兰教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客观的认识，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和隔膜。根据伊斯兰教主张的人类各民族同根同源，一律平等，各民族应该互相学习、和睦相处，共同治理世界，建设美好生活的精神，明清时期的回族伊斯兰学者在保持伊斯兰教世界观、价值观的前提下，对比研究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产生了“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的思想认识。^[2]发起了一场以汉文译注伊斯兰教典籍的“以儒诠经”运动。

(二)“以儒诠经”和回族哲学思想的产生

“以儒诠经”就是用儒家文化的语言、思想对伊斯兰教经籍进行意译，阐发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理。达到“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的目的。^[3]

“以儒诠经”是明末清初以张中、王岱舆、伍遵契、马注、刘智为代表的回族学者兼翻译家发起的一场宗教学术运动。

“以儒诠经”的具体做法就是回族伊斯兰学者在翻译论述伊斯兰教本体论、创造论、人性论、认识论等范畴时，借鉴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身心性命、格物致知的学说。在本体论、创造论上，他们一方面承认太极学说中关于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提出在无极和太极之先，还有一个“造化之原主”，这就是“真一”(即真主)，认为真主才是造化天、地、人、物的本体和世界万事万物的总根源;在认识论上同样借用了宋明理学中格物致知的观点。

“以儒诠经”运动在回族文化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不完全是用汉文对伊斯兰教经籍进行翻译和注释，而是翻译者在坚持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前提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有益养料后对伊斯兰文化的再创作、再丰富。其成果是完成了伊斯兰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伊儒合璧，完整地构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哲学体系。

这场运动掀起了回族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高潮，为中国穆斯林打开了一条在汉文化背景下尽人道、修天道、追求两世幸福的精神修炼之路，把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以儒诠经”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明末清初参与“以儒诠经”运动的回族伊斯兰学者甚众，译注很多，内容很广泛，涉及伊斯兰文化的各个领域，如认主学、教义学、哲学、圣训学、经注学、史学、文学、语言学、逻辑学、教法学以及典礼制度、民风习俗等。主要代表人物有:

王岱舆(约1570—1658年)，名涯，别署“真回老人”，回族，金陵(今南京)人。写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两部汉文译注，系统阐述了伊斯兰教哲学的本体论、创造论、认识论。

马注(约1640—1711年)，字文炳，晚年号指南老人，回族，云南保山县人，元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十五世孙，故自称系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圣裔”。著有《清真指南》一书，内容浩繁，涉及伊斯兰教历史、教义、哲学、天文等等。

刘智(约1660—1730年)，字介廉，晚年自号一斋，回族，金陵(今南京)人。著述甚富，其代表作有三部:《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其中《天方典礼》是唯一收入《四库全书》书目中的中国伊斯兰教著作。此外还有《五功释义》、《五更月偈》、《天方礼经》等十部作品。刘智用儒家的语言、思想，系统地研究、整理、总结了伊斯兰教教义和哲理，完整地构造了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回族，云南大理人。写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醒世箴言》等十余部著作，涉及伊斯兰文化诸多领域，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以上四人被公认为明末清初以来回族中最负盛名的四大汉文伊斯兰教译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