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城市是如何产生的

创意城市——概念议题和政策问题

艾伦·J·斯科特　⁽¹⁴⁾著　张莹　⁽¹⁵⁾译

近来，一些城市理论家敏锐地将创意城市的概念提上了研究议程(Landrty and Bianchini，1995)，并且学术界和政治圈就其多样的意义和实践应用存在着大量的争论。最近，针对Florida(2002)所提出的基于“创意阶级”的成功城市更新和增长的各类对策非常流行，迫切需要对这一争论进行澄清。

在本文中，我试图实现三个主要目标。

第一，描述城市经济的主要动因，并且在所谓的新经济的背景下，说明历史上创意城市的特定形式是如何崛起的。

第二，将以上描述作为一种基础，用以评估决策者们在增强城市创意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切实可行的目标。

第三，将这些议题明确地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说明创意城市是如何在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世界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我的总体目标是，就当代社会中的城市化和创意之间的反身性互动(reflexive interactions)进行全面的批评性评述，突出由创意城市的兴起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趋势，而创意城市正是当代全球化视野中的独特元素。

一、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城市秩序

1.竞争，合作，城市集体

让我们从有争议却也值得辩论的命题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城市发展和成长的源泉蕴藏在经济生产和工作的动态之中。这些动态控制了每一个城市区域命运的变迁，它们在更广泛的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系统或网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真实的城市不只是资本和劳动力的简单积累，因为它们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许多其他现象兴旺繁荣的舞台。更确切地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地方化的生产联合体及其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原型城市的形态，其他现象根据这些形态，通过各种具体的方式得以成形。此外，当这种具体化现象发生的时候，多重递归交互进程得以确立，城市生活所有不同的层面都得以不断形成和彼此重塑。另外，如果城市缺乏基本的生产和工作的遗传和职能作用，它同今天的城市在规模、范围和独立表达方面都会有极大的不同，或许只不过是简单的服务中心或志趣相投的小社群。事实上，密集的、多方面的人类交互作用一直是源源不绝地、在历史和地理上具有特殊形式的创意和社会科学变革的来源，这构成了现代城市的复杂性(Hall，1998)。

根据这些注解，我们可以把当代城市化确定为一种双重多面现象，个体城市作为内部事务系统，被嵌入一个更广泛的事务系统，该系统把所有的城市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具有互补和竞争关系的网格(Berry，1964)。这一认定反过来又提出了集聚逻辑的议题(资本和劳动力集群为何以及如何首先在地理空间中形成的)，提出了社会中劳动力的总体空间分工逻辑的议题(城市如何进而专门从事特殊的经济活动的)。对于那些关心在特定城市中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决策者们而言，这种对关键动力场的最初确定指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城市的竞争优势(包括创意能力)是如何出现的，它们是如何通过公共行为得以增强的?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城市因专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紧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互补的;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彼此激烈竞争，每一个城市社群关注的都是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确保自己的集体利益。作为社群，每个城市在保护新的对内投资、拓展其产品的外部市场、吸引外来游客方面都有直接的利益(Camagni，2002)。这种利益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城市社群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在任何一个既定城市内所有企业和居民共同形成的外部性所自然发生的收益递增效应和竞争优势。根据定义，外部性容易受到市场失败和分配不当等严峻问题的影响，因此，对外部性的起源和分配的管理就成为社群层面上更深层次的具体利益。简而言之，大体上看，集体决策和行为机构在城市内外部性的定性和定量特性的合理化方面，尤其是就目前增强其对创意的影响方面，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Scott，2006;Scott and Leriche，2005)。正是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本土化经济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城市内部战略性合作的需要)，我们可以说城市(不同于企业)是相互竞争的。

2.城市化和新经济

以资本主义经济史为特征的不同发展阶段一开始可以用科技、主导部门、雇佣关系以及竞争形式的特定结合来进行描述(Boyer，1986)。同样地，每一个阶段都与特定的城市发展形态相联系。19世纪的资本主义诞生了经典的工厂城镇，就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样。20世纪福特式(fordist)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伴随着大型工业都市的增长和扩张，美国的底特律就是最明显的缩影。当今起支配作用的特殊的经济秩序形式象征着从具有福特主义特征的大规模生产结构和严格劳动力市场的明显转变，并且它们似乎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化形式，向全球决策者们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描述这种新的经济秩序的本质特征，人们已经做了诸多努力。人们分别以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Bell，1973)、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Harvey，1987)和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Albertsen，1988)等各种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称呼，尽管都不那么尽如人意。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议题，也许最好的方式是简单地提及当代经济中增长和创新的前沿是由诸如高科技产业、新工艺制造、商业和金融服务、文化产品产业(包括传媒)等部门组成的，并且这些部门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经济”。在这些部门的复杂属性中，有三个是特别重要的。

首先，生产工作通常是在扩大的企业网络中发生的，在许多情况下，受到大型的法人实体的控制，但同时也有许多分散的小企业，它们以Piore和Sabel(1984)所谓的“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方式进行运作，这些生产者专门生产某种类型的产品(例如，衬衫、微处理器或是金融服务)，但是产品的设计规格是经常发生变化的。

其次，同这些部门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往往极富流动性和竞争性，许多个体从事兼职、临时和自由职业的工作，并且涉及劳动力最富创意部分的企业内部的工作实践常常要和临时的、以项目为导向的团队协调(Grabher，2004)。

最后，作为由弹性专业化和激增的消费者利基市场所打造的去标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最终产出不仅在成本方面相互竞争，在质量属性方面的竞争更是愈演愈烈。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新经济中，许多部门的一个派生特征是它们具有一种显著的倾向，即在地理上表现为一种专业化的地方集群形式。关于这一现象的例子在硅谷、好莱坞、伦敦金融城、巴黎勒桑捷、第三意大利产业区等地比比皆是。此外，这些类型的集群并不仅限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许多不同的新经济部分同样也出现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地的集聚体中，比如中国南部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北京和班加罗尔的高级电子和软件联合体，或是波哥大、加拉加斯、墨西哥城和圣保罗的电视机生产集群便是例证(Christerson and Lever-Tracy，1997;Nadvi and Schmitz，1994)。

城市研究中所谓的洛杉矶学派(Los Angeles School)最初进行了一些不太成熟的尝试，正视了新经济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并且展示了这些影响是如何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得以表达的，城市发展进程造就了高水平的创意和创新，但同时也充满了众多社会压力(Soja and Scott，1986)。当然，显而易见的是，同新经济相关的生产和工作的形式从一开始就具有造成城市内社会两极分化的明显倾向。一方面，许多新经济产业集群同血汗工厂这样非常容易受到非议的地带相关，这些工厂雇佣大量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人，他们通常是来自世界各个边缘地区的移民;另一方面，许多集群同时也雇佣大量高素质的工人，包括专业人员、管理者、科学家、技术员、设计师、艺术家、熟练的手工艺工人等。如今，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城市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类社会阶层的不同组合。洛杉矶可以作为这类城市地区的一个相当鲜活的案例，它明显地表现了上述两方面的特点，比如其服装产业绝对(尽管并非完全)依赖下层社会阶层，而其电影产业则依赖上层社会阶层。于是，在新经济部门兴旺繁荣的城市中，在收入和城市空间的康乐设施使用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差异，大都市地区尤为如此。当我们开始更全面地探究创意城市的概念以及高素质、高工资的工作者在这一繁荣发展时期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时，需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甚至在新经济或是创意城市的概念系统地形成之前，Gouldner(1979)就使用了“新阶级”的表达来暗指一种如上所述的上层就业阶层的早期表现。通过这种表达，Gouldner意谓了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知识分子和技术统治阶层，这些个体的交互基于一种批判理性，控制着它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约定。最近，Florida(2002)提出，类似的社会阶层(他从可操作的角度出发，以非常宽泛的专业、管理、技术和文化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定义)组成了“创意阶级”，这一标签意在传达如下判断，即其成员是现代城市社会中创新能量和文化动力的根源。当然，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我们都可以确定这种上层阶层、城市或是城市部分，它的出现强烈地显示出一种发展症候的倾向，这表现在其就业结构、文化生活和外在气质之中。因此，这些地方的就业往往受到新经济高端部分的控制，文化康乐设施(表现为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多功能娱乐区，等等)几乎总是丰富充裕，并且城市的可见外观一般主要是高大醒目的街景、昂贵的购物设施和设备完善的居住小区，而后者常常与绅士化的城市邻里相一致。诸如这些城市区域内特性的结合代表了一种日益强势的本土化竞争优势来源，它们是当代创意城市的一个要素。然而，必须再次强调的是，真实的创意城市同时也是Gouldner所谓的“辩证的黑暗面”的所在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创意城市的经济主因

鉴于本文纵贯当代城市进程的视角，我在这一部分的目标是更具体地概述支撑创意城市的主因经济机制。这些机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城市所共有的，但是它们在那些新经济发展良好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强烈。在此，我们的调查仍然会从确定一些关键变量开始，决策者们在尝试建设切实可行的创意城市时，都必须全力应付这些问题。

1.生产者网络

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城市，生产者们作为局部分离的经济活动原子而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这样的城市似乎很少，并且它们确实同当今世界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并不一致。事实上，当代社会中兴旺发达的城市几乎总是深深地吸引着生产者，并且不断演化的社会劳动分工又反过来在功能上组成了与众不同的联合体或是经济活动集群。为了顺应涂尔干(Durkheim，1893)的术语，城市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其经济生活受制于有机团结规则，而不是机械团结规则。

社会劳动分工位于这些集群的核心，它们首先体现在通过专业化和互补关系而连接起来的垂直分解的生产单元网络之中。创意部门多种多样，如高级微电子学，生物工艺学，时尚产业，电影产业，或是商业服务，它们通过重要的方式被组织成了这类网络。在新经济中，经济活动的垂直分解及扩展的企业内部网络中的生产者的组织再整合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因为最终市场往往是极为不稳定的，充满风险的。在这些情况下，垂直分解是一种策略，使得企业有可能减少低效，否则低效可能通过内部业务链而传播。新经济普遍存在的高度不稳定性和高风险部分反映了个体企业的竞争策略以及他们对产品差异化的不懈追求，它们同时也部分反映了消费者将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向。在这些情况下，生产者们倾向于频繁地改变工艺和产品构造，从而促使同它们相关的其他生产者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专业化和互补企业的所形成的密集网络正好提供了一种弹性，使得个体生产单元能够以这些方式进行运作。此外，当生产者在位置上相互接近时，其多层面的网络连接使得他们能够相对容易地在有限的时间框架内找到新的合适的下家。这样他们就能够保持低库存，从而节约固定资本。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这些网络通常(但不总是)由大企业所主导，大企业在融资以及协调大量中小型企业的活动中发挥了作用，而中小型企业往往是所有本土化的相互联系的生产者网络中的主要节点。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Scott，2005)。

这些相互依赖的网络运作模式容易受到各种市场失败类型的影响，并且适当的政策响应常常能够极大地改善其表现。当企业为了非标准输入(诸如高质量的定制零件或是专业化的技术服务)而依赖互补生产者时，最容易发生崩溃。显然，在任何网络中，某一层次的失败(由于缺乏工作技能或是管理技巧)都可能危害到其他层次的整体能力。于是，网络的全面改进往往极度依赖决策团体识别和处理其最薄弱连接的能力。企业之间的网络同时也会受到另一种失败类型的影响，即当连接通过阻止信息和观念在整个生产系统中流动而得以构建的情况。恶性竞争、低水平的信任，或是未能认可共有的相互依赖，这些都会导致功能失调的结果，但是相关的机构，如产业协会或是某些公私合营，有时能够就补救行动提供框架。近来，大量关于这一特殊议题的研究指出，关于提升合作和协作水平后所带来的好处，就这一方面对相互联系的生产者们进行教育，这种努力可能是意义重大的，对于那些由诸多小企业构成的网络而言尤为明显(Rosen feld，1992)。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以相对自由的信息流为特征的企业之间的网络是创意城市创新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元素。

2.本土劳动力市场

一旦相关的企业集团在地理空间上集合成集群或是集聚体时，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就必然会在其周围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在新经济中更为明显，其中许多部门都从事多产的、相对劳动密集型的活动。此外，鉴于组成这些集聚体的企业往往明显地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因此总的来说它们往往要求劳动者具有全面而广泛的技能和感受力。这就意味着，尽管实际上可以确定两个主要的部分，但是在工作者社群周围可能会发现大量的社会变异。一方面，这些集聚体对低收入、低技能的工作者群体的需求总是很旺盛，例如，高科技制造业的装配作业，服装、家具或是珠宝等手工业的手工操作阶段，或是一般性的低水平服务业。另一方面，这些集聚体又需要大量的专业、管理和技术工作者，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的都市区域尤为如此，那里集中了新经济高品质、创新生产的特征。来自欠发达区域的有才能个体的不断迁入强化了发达区域的高素质劳动力的集中，他们认为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最能够实现他们的职业抱负(Menger，1993)。

在创意城市中，作为新经济部门劳动力组成部分的更高素质的个体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过程，该过程最显著的特征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工作形式。在此，工作者们组成了临时团队，将各自不同的技能和才干结合起来，以达到协调作业的效果。换而言之，团队就是在一种结构化的工作环境中，通过同他人的协同交互作用来增加每一个工作者的创意能力的手段。根据Grabher(2004)的观点，在广告和软件产业更高级的部门中，大量的创意工作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由于特定的项目会在任何一家企业中来来往往，因此相应的团队组成会随之调整，有时相当激烈，以促进特定项目的协同配合。事实上，这种工作方式同好莱坞电影产业中企业间生产网络的组织方式是差不多的。尤其是高预算的电影，它们是由好莱坞的专业化企业临时联合(通常由一个大型摄影棚负责)制作的，一旦项目完成，它就解散，当有新的项目时，又重新以其他形式进行组合。最终的结果就是成品的流动，这种成品是利用既定项目网络中临时汲取的专门技术的特殊结合而完成的。

同这种组织弹性相协调的是，新经济中许多最具创意和创新的工作者们更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事横跨多企业和多工作经历的职业，而不是固定在某一特定企业内进行长期就业。关于这一倾向，硅谷工程师的跳槽习惯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例子(Angel，1991)。其必然结果是，即使在高薪的团队中，也明显地充斥着大量兼职、临时和自由职业的工作。对于这些团队中的许多个体而言，自我管理替代了企业更为传统的职员监督功能。因此，职业生涯通常更注重建立个人名声以及获得多重有用的联系。这种倾向的一个结果是，这类工作者往往习惯成为专业组织及其他同工作相关的协会的成员，主要是想获得不断波动的工作机会的信息，同时跟上其领域的最新发展步伐。他们是Ursell(2002)所谓的“恩惠经济”(economy of favors)参与者，在这种经济中，有用的信息通过多重互惠关系而被反复交易。例如，在一项针对洛杉矶新媒体工作者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中，我所记录的专业组织具有极为丰富的多样性，所有组织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着重要信息和培训缺口之间的桥梁(Scott，1998)。在与新经济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中，鉴于这种缺口会周期性地发生，因此在加强信息流通和工作者职业培训方面进行公－私投资，有望获得高额的回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任何特定生产者集聚体形成的劳动力市场都有可能获得一种特殊的本土色彩，成为了特殊传统、感受力和规范的所在地，就像马歇尔(Marshall 1919)所指出的，它们像笼罩在本土社群上方的一种氛围。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氛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是唯一竞争优势的来源。这种本土化产业社群的特征及其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对于产出高水平的审美或符号内容的部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也影响了其他类型的部门(包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这些部门中，信息专门技能和隐性知识形式在生产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同样地，城市社会环境建立了一种环境，常常促进工作者的平稳适应和社会化，使他们在地区就业结构中的流通变得更为容易，有助于维持地方生产系统的特殊优势。

3.创意场

现代世界中的创意城市通常是围绕着一定的生产系统组织起来的，这些生产系统的特征是如上所述的易变的企业间网络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些结构为高层次的信息生成和交换，为个体企业的产业进程和产品的频繁试验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这种城市经济的极度流动性意味着企业和工作者需要以有助于释放各种创新能力的方式保持联系。

大量的研究表明，这种多方面的联系和交换过程是产业集聚体中新的观念、感受和洞察力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举例参见，Edquist，1997;Lundvall and Johnson，1994;Russo，1985)。当任一集群中发生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换时(例如，在转包定单协商或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工作团队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就产品设计、生产技术和总体商业环境的各个不同方面，自然而然地出现大量的知识敏化过程。这种信息进而就有可能被纳入本土生产实践中的小革新和小改进。以这种过程发生的具体改进形式鲜有戏剧性，它们都是以正式的文本或专利形式被系统地记录下来，但是它们所汇聚成的力量在帮助维持相关生产者集聚体的竞争优势方面，可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在其他文章中将产业集聚体中激励这类学习和创新效应的结构称为“创意场”(creative field)，或称为一组刺激和引导个体创意表达的相互关系(Scott 2006)。从一个层面来看，这一现象是与组成任何集聚体的企业和工作者网络相一致的，也与各种不同的决策和行为单位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相一致。从另一层面来看，这一现象部分地由基础设施和社会间接资本(诸如地方学校，大型，研究机构，设计中心等)所组成，这些资本使网络的创新能力更为完备。并且，它是任何生产和工作集聚结构中出现的文化、惯例和制度的一种表达。创意场的每一个分析层面都容易受到各种类型的功能阻塞和失败的影响，在此，决策者在帮助提升系统整体表现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创意场中，文化同质及夸张的异质形式都无助于高层次的学习和创新，但是强弱结合或是人际信号的混合更可能使整体协同最大化(Elfring and Hulsink，2003;Granovetter，1973; Noteboom，1999)。通过这种方式，加载在任何个体上的信息使其熟悉的和相当不熟悉的部分得以结合，从而对已有的思维习惯进行有意义的自省。

三、创意城市

1.外部性、产品差异和集聚

之前的段落所描述的各种条件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大规模的集聚过程，根据定义，该过程是创意城市兴起的必要(但并非充分)条件之一，而创意城市是当代全球景观中与众不同的地理单元。在此情况下，必须说明两个要点。

第一，本文详细研究的部门类型中的生产者之间形形色色的、经常发生变化的交易关系所产生的成本提供了一种动力，使优质的企业集团围绕它们自己的重心在地方上进行集聚。在那些交易规模很小，信息量却很丰富(因此面对面的协调成为了成功交易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更能够激发集群效应。

第二，专业化和互补的生产者网络，以及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往往能够生成很多积极的外部性流动。当企业通过地理空间的集聚，将自己转型为集聚经济时，这些外部性往往能够得以最好地实现和利用。集聚经济的来源千差万别，但是之前提到的网络、本土劳动力市场和创意场效应是其中最重要的。Duranton和Puga(2004)从共享(如基础设施)、匹配(如专业化的投入和产出关系，或是工作和工作者关系)和学习(如企业间的信息交换)的角度指出了另一种互补的集聚经济分类方法。当然，也会发生由于密集的地方开发所引起的负外部性，这代表了一种有碍集聚的因素。然而，迄今为止，高级的城市化历史都是市政官员通过不懈的努力将负外部性纳入某种控制，从而发动了新的一轮接一轮的城市发展和增长。

由于企业和工作者网络开始出现，并且由于正外部性开始强烈地流动运作，以鼓励集聚效应以及在地区中形成原型城市形态，地方压力开始显现。事实上，集聚的动因会非常地强烈，以至于在任一城市发生集聚的各类不同生产者们有时会在空间上进行更细致的分解，以形成具体的(尽管通常会发生重叠)产业区。在大都市地区，可能存在着若干个这样的地区，每一个都拥有自己专门的产品种类，每一个都会同相关的独特的本地劳动力市场发生关系。正外部性可能也会在城市内部空间中持续地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溢出。洛杉矶是当代创意城市标志性的案例，其中央商务区四周的广阔地带中若干专门化地区林立，每一个地区都专注于一个不同的文化产品产业(电影、电视节目生产、音乐、广告、服装、家具、珠宝，等等)。同时，每个地区也创造时尚和影像，然后以各种方式为其他地区的企业所用。由此，所有这些地区都参与了南加州特有的设计范例，人们有时也将该范例描述成一种崇尚华丽、通俗和短暂的整体风格(Molotch，1996;Scott，1996)。

我要补充的是，除了大都市地区以外，全世界也遍布着许多小而专业化的创意集聚体，比如利摩日的瓷器业，英格兰－威尔士边界的Hay-on-Wye二手书中心，(Seaton，1996)，或是第三意大利的手工艺社区(Becattini，1987)。诸如此类的地方长盛不衰(实际上在近年有了显著的增殖)可以部分归功于坚持产品差异化的专业化集聚进程所带来的强有力的经济优势。尽管有来自更大的、资助更多的生产中心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优势能够使它们兴旺发达。不管这些地方可能会产出何种类型的产品(技术密集型的或是工艺密集型的，功利的或是文化的，易变的或是稳定的)，其持续的竞争成功往往极度取决于其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如今，消费者们在选择各不相同但相互竞争的产品时，一方面会考虑其品质，同时也会考虑其相对价格。某种电脑，某种椅子，或是某种旅游景点很难完全取代任何其他的电脑、椅子或是景点。更确切地说，从Chamberlin-Robinson的意义上来看，竞争正在变得更具垄断性，这意味着竞争收益越来越不仅仅依赖于价格，而且越来越依赖于成品的特定的品质属性，包括其产地(Chamberlin，1933; Robinson，1933)。这一境况为创意城市的概念注入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不论城市规模的大小。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城市区域内所存在的特殊传统、惯例和技能都有助于为地方产品注入一种独特的气质，其他地方的企业可以模仿它，但却永远无法完全复制。尤其在新文化经济中，产品有时具有一种与其产地直接相关的标记，比如巴黎的时装、伦敦的剧院、纳什维尔的音乐，或是意大利卡尔塔吉隆的陶艺。这些例子中的生产地点象征着成品独一无二的成分以及一种真实和象征品质的鉴定，这些属性的经济价值如此巨大，使得地方常常通过商标或是原产地证明来加以保护(Santagata，2002)。实际上，成品的产地和品质之间的关系是受到递归激化的影响的，就像地点要素进入产品的设计规范一样，因此产品本身变化的符号意义转而被吸收，成为其产地文化资产的一部分。作为地点的好莱坞和作为产业的好莱坞，其亲密无间的关系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得以建立，这是以上观点的强有力的例证(Scott，2005)。

2.城市创意展望

在一些城市中，大量的创意工作者受雇于不同的部门，我们通常能够在此发现一种类似于生产系统和城市文化环境之间的平衡。在理想的环境中，这种二元性的每一个方面都会提高和强化另一方面的定性机能，两者共同组成了创意城市更重要的基础。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正在开始认识到这一相互依赖的二元性，致力于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计划同各种文化促进努力的结合。后者通常体现在政策制定和地方促进活动中，体现在城市环境更新的详尽计划中。在这方面，那些拥有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城市无疑占有明显的优势(Philo and Kearns，1993)，但是即使在那些历史经验似乎妨碍了新的创意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地方，决策者们仍然可以做大量的工作。鲁尔地区便是展现这类转型的比较突出的例证之一，在那里，大量老旧的重型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工厂得以重新利用，用于向媒体和商务服务生产这样的新的文化项目和其他用途提供场地(Gnad，2000)。在曼彻斯特北部地区，谢菲尔德的文化产业区，或是阿姆斯特丹的Westergasfabriek，也能发现类似的(可能并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项目。决策者们越来越多地将地方的形象和品牌重塑作为一种工具，用于吸引旅游客流，创造新的对内投资，以及提升地方经济一般预期。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是近来关于这一现象的更具戏剧性的例子之一。有了这些评论，我们对以下现象就丝毫不会感到惊奇，即世界上许多大都市地区越来越为一种发展公式所吸引，将关注新经济、投资文化资源和努力创造生机勃勃的地方感结合到一起。像香港、大阪、新加坡和悉尼这样的城市为自己所构想的未来至少部分包含了这一远见，它们不仅将其视作一种实现高收入和高生活质量的手段，同时也将其视作一条扩展全球影响力的途径(Hong Kong Central Policy Unit，2003)。

Florida(2002)在其著作中讲到“创意阶级”及其在培育基于学习、创新和时尚生活方式的新城市动力中的作用时，间接提到了一些类似的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他提出不同城市的创意阶级的发生和地方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正相关性。因此，Florida向城市官员提出的建议是，应该着眼于那些能够尽可能多地吸引创意个体进入管辖区域的机制上。这一建议进而可以归结为如下忠告，即具有创意抱负的城市需要在创造高质量的城市环境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丰富其文化康乐设施，有助于地方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发展。Florida的观点似乎确定了当代创意城市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要素，但是一旦这么说的话，他又显然无法清楚地说明有技术、有资质的创意个体在特定地方集聚并且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需要的充要条件。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生产系统。任何城市，如果缺乏能够为这些个人提供适当且持久的谋生方式的就业系统，那么无论决策者们提供何种其他的鼓励措施，该城市都不太可能吸引大量的人才来定居。与此同时，仅有“创意人员”，显然不足以维持城市的长期创造力。创意是需要动员和引导的，使之能够在实际的学习和创新形式中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面要坚持创意场效应的概念的原因。

我必须立刻补充的是，Florida的论点取决于以下观点，即一旦创意阶级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集合，其与生俱来的创业和文化精神会在充满活力的地方经济构造中被自动激活。坦率地说，这里的基本观点可以简单地表述为X→Y，其中X是创意阶级，而Y是地方经济发展。然而，这一论点再次忽略了一个问题，未能考虑同时和历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在生机勃勃的创意环境将要出现之前就必然存在了。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城市中，事实上城市生活的所有层面都是相互递归演化的。这意味着任何着眼于构建创意城市的可行的发展计划都必须(至少)建立一套地方生产系统，培训或吸引相关的劳动力，进行适当的城市空间规划，并且确保所有参与工作的各类要素多少能够协调一致。尽管从前面的论点中可以看出，的确必须将生产的一个基本要素看作是象征诸多关系的一个特别的关键连接，但是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作为一个简单的自变量发挥作用。当然，好莱坞和硅谷都不是突然成为创意中心的，因为在以集群为特征的特殊经济发展形式出现之前，创意阶级就已经就位了。即便这些中心是突然出现的，那么对于好莱坞异常高比例的作家、导演和演员，硅谷异常高比例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又如何解释呢?Florida的新创意阶级及其不可思议的城市更新力量，这些令人愉悦的政策建议基于一些详细调查，它们都具有某些草率而浮华的外表，就像许多顾问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培育下一个硅谷”的灵丹妙药(M iller and C8te，1987)。

那么，在这方面，决策者们的实际目标是什么呢，他们应该如何着手相关的任务呢?在此我无意列出细节清单，只是首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原则内容提出来。事实上，我已经着手探讨了决策者们在努力构建竞争和创意城市时所必须面临的一些特殊的任务，并且我一直坚持任认为，无论他们选择采用何种政策杠杆，都必须将其置于城市动态的背景之下，积累因果和系统广泛的相互依赖是其一般规则。在任何一种既定情况下，所要进行的特殊任务都极其依赖时间和空间细节，必须强调的是，鉴于每一个个案都牵涉到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特质，因此样板方式并不会得出太多令人满意的结果(Storper and Scott，1995)。不管怎样，以上得出的理论观点表明，许多此类任务会以各种方式围绕着诸如生产网络、劳动力市场以及地方学习和创新进程等城市工作和生活要素展开。在所有这些行动范畴中，决策者们能够帮助外部性，解决搭便车问题，确保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形式能够在适当的位置，并且提供重要同时又相对缺乏或供应不足的服务(例如劳动力培训或技术建议)。此外，鉴于大型集聚体几乎总是遵循演化的路径依赖轨迹，合适的集体协作机构有时能够通过前进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来帮助指引城市系统的发展线路。在这些问题上，城市规划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通过适当的土地利用控制来培养积极的城市协作，帮助清除城市扩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瓶颈和不经济。

说完了所有这些之后，接下来需要极力抑制一种诱人却捉摸不定的幻想，即认为世界各地的城市正在稳步地向某种创意乌托邦行进。在一些特定的、条件良好的案例中，可以完成大量的工作，并且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常常在资本主义城市的生活和工作之间兴风作浪的破坏性冲突，如今在更具创意的城市环境中所造成的麻烦正在减少。然而，就像本文所推断的，在当代城市经验中，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许多负面特征，它们甚至会因为创意城市的出现而进一步恶化。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抵消倾向，产生大量不稳定低报酬的工作，伴随着城市社群中的经济两极分化和社会边缘化，那么对创意城市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少数幸运的中心或许可能在整体上接近一种创意的、高质量的环境，但是在大多数的都市地区，这种发展类型最有可能仅仅作为城市景观的一块飞地而存在着，在那里贫穷和社会剥夺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因此，在努力建设彻底的创意城市时，必须优先考虑用于改进那些仍然处于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特权领域之外的城市空间部分的特殊政策规划。

四、全球化世界中的创意城市

迄今为止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于内部结构和城市空间功能的议题上。现在，我们需要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关于城市间关系的关键议题，首先关注的就是全球化对当代城市发展的一般影响及其对创意城市的特殊影响。在当今世界，许多城市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直接的国家边界，创意部门影响力较大的城市(尤其是诸如高科技生产、商业和金融服务、媒介和文化产品产业，以及新手工艺制造这样的新经济产业)通常是这一趋势的先锋。这些城市的命运同逐步升温的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体现在以下四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方面。

首先，随着由全球化导致的市场扩张，在新经济的许多领域，城市集聚趋势正在强化，由于产量的增长使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得以深化和扩展，就像它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扩大一样。这种集聚后方交会的一个结果是(首先假借大都市地区的名义)，至少可以将现代世界体系部分描述为一种由互补而竞争的地区经济拼凑成的图案或群岛(Veltz，1996)。

其次，不同的城市，尤其是创意城市之间存在的经济竞争形势正在以Chamberlin-Robinson的方式日益趋向于多样化的垄断/不完全竞争。这种竞争迎合了具有独特创意能力的城市的优势，即使是那些因规模较小而受到阻碍的城市，通常也能找到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可持续的利基，只要他们能够提供具有足够特色的商品和服务。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多样性不断减少，而不同生产者产品之间的可替代不断增加的世界里，在每一种特定商品类型的全球供应都由一个特定的集聚体逐步垄断的情况下，地方扩张而来的本土化的收益递增效应可能会逐渐显现，当然，这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文化经济而言，这一观察尤为重要。例如，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现代世界正在走向由好莱坞梦工厂所培育的标准化的文化消费模式，但是也可以提出一种看似合理的反驳，即为何其他文化生产中心，尤其是电影生产中心，通常无法同好莱坞共存，这基本上是没有道理的。这一观察背后的一个重要警告是，这些中心必须有能力为其产品提供有效的商业化和发行系统。当然，这是另一个决策者们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这里，我的观点(如果可以得到支持的话)指向了一个可能的未来世界，比起现今的文化悲观主义者试图让我们相信的世界而言，这是一个有着更多中心、更多声音的世界。最近，在北美以外的全球各地区的电影和音乐产业复兴似乎是符合这个观点的。

其三，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全世界创意城市中许多最具活力企业都在致力于建立国际性的创意伙伴网络，诸如合资、战略联盟、共同生产，等等。在一个多中心和多声音的世界里，这些安排体现了一种协作，通过将来自不同集聚体的独特的人才、技能和观念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创意能力进行组合，就能够实现这种协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拼凑式的城市无疑为互补性的交互作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其四，尽管之前我对全球化条件下的集聚强化进行了评论，但是在现代经济的某些部分，也明显地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分散化趋势。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通信和运输成本的持续走低，主要创意城市中的生产者将某些类型的工作任务或任务包分派给那些能够提供有利生产条件的卫星中心，这将变得更为切实可行。这些任务通常由相对标准化的操作所组成，能够轻易地从需要更多技能和创意的操作(通常仍然集中在主要的集聚体中)中脱离开来，然后被分派给低成本的地区(Henderson and Scott，1987)。例如，像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这类城市的服装产业城市就与拉丁美洲、亚洲和北非不同地区的转包商和制造商深陷于这种关系之中(Kessler，1999)。同样，好莱坞公司越来越多的影片拍摄活动都从更具创意前期和后期功能中分离出来，被转到澳大利亚、加拿大、东欧、南非和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摄影棚拍摄(Goldsmith and O'Regan，2005)。

因此，全球化对于创意城市而言是充满了威胁和机遇的，哪些行动能够(或不能够)使决策者们限制威胁并利用机遇，对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培养一种感觉，即我们对相关议题的理解是不完善的，对自己的补救行动的能力也是认识不足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强调这一点。一方面，在好莱坞和加州，一系列的提案正在酝酿之中，旨在控制因电影生产的转移而造成的工作机会的减少，同时重申加州在电影拍摄方面的地方优势。鉴于其他地方的优势以及好莱坞和不同卫星中心之间迅速降低的交易成本，我们或许会问，这些提案到底如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电影生产从好莱坞转移，卫星电影生产中心广泛地兴起，总是存在着如下可能，即作为集聚经济日益增长的结果，它们中至少会有一部分可能开始获得重要的竞争优势。像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决策者们显然正在对这样的结果进行一场赌博，他们试图通过建设新的摄影棚、减税、工作者培训机会等手段从好莱坞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影拍摄活动。由此，迄今为止一个尚无解答的问题便是，决策者们是否能够在任何一个卫星中心中真正地推进电影产业的发展，以促成一个有效力的集群增长圈。显然，为了争取来自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加拿大这三个城市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以上结果。同样地，在好莱坞电影制作公司本身移向其他更好的地方之前，这些既定的卫星中心是否能够达到关键的增长门限?

所有这一切的赌注都是很高的，而我们现有的知识状况使我们很难明确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法来处理所有相关的复杂的矛盾，要评估目前正在实行的政策所可能产生的结果甚至更难，对此我们没有多大信心。

五、结论性评论

后福特主义的新经济形式为创意的生产和工作形式展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首先会出现在新全球秩序下的大都市地区。在其中一些更为发达的地区，人们正通过地方社会和物质结构的补充性转型，为提升创意环境而积极努力。当然，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中，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富有意义的机遇，能够把经济、文化和地方纳入某种实用而合理的和谐之中。或许可以将Debord(1967)首先提出的“景观城市”(city of the spectacle)的观点视作为这些发展的早期预言，尤其是关于新的生产空间、文化联合体以及在全世界主要都市地区激增的戏剧化的视觉环境(Mommas，2004;Zukin，1995)的内容。

与此同时，回顾一下Debord评论的尖刻性(更不用提Gouldner对新阶级的责难)，让我们再次注意到，创意城市的观念的诱人之处最多在于它就城市发展模式中实际的倾向和潜在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相当片面的观点。正如我在这一讨论中一再强调的，如今的大城市可能怀有前所未有的创意能力，但它们同时也是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的地方，如果这些棘手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就谈不上最终真正实现创意城市。尽管对于任何改革议程而言，对所有人更平等的经济条件必然是其中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它还涉及基本的公民权和民主的议题，要把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完全纳入城市的积极生活中，这不仅是为了自身，而且是作为一种手段，使全体市民的创意能力能够得到自由发挥。归根结底，如果没有对城市社群中的欢乐和友情(需要同呆板的“多样性”概念加以区分)进行广泛关注的话，任何推动实现城市创意的努力都注定无法彻底完成。更扼要地说，再次向Florida道歉，创意并不是那些通过来去自如的电脑黑客、滑板者、同性恋和杂集的吉普赛人的支持就能够被简单地导入城市的东西，创意必须在特定的城市背景下，通过复杂交织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关系得以有机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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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城市事务杂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卷(28)期(1)，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