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时代是如何产生的？

生命之河_泥土文明的侵蚀

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

希罗多德

西方各宗教的重要经文普遍承认人类与土壤之间的重要关系。人类始祖亚当（Adam）的希伯来语名字，就来源于“adama”这个词，意为“土地或土壤”。因为亚当的妻子夏娃（Eve）的名字来源于“hava”这个希伯来语单词，意为“有生命的”，因此“土壤”和“生命”的结合便构成了《圣经》创世故事的语言学框架。上帝创造了土壤——亚当，以及从土壤中诞生的生命——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所创造的夏娃。《古兰经》也暗示了人类与土壤的关系。“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前人于地方的垦殖和建设，胜过他们……他们亏枉了自己。”（《古兰经》30：9）西方语言甚至在词源上也反映出人类对土地的依赖：拉丁文中表示“人类”的“homo”一词，是由“humus”这个词演化而来，它在拉丁语中意为“有生命的土壤”。

《圣经》中草木葱茏的伊甸园，很难与今日中东地区所呈现的景观产生联系。然而在冰河时期，这一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北部大冰原周边地区相比，的确更加适于居住。随着末次冰川作用的极盛阶段过后的冰原消融，这一地区猎物丰富，而且有成片的野生小麦和大麦可以收割，以作为对狩猎活动的补充。或许，那个关于人类在文明兴起之前便被驱离伊甸园的故事，所描绘的景象正是人类关于这一地区气候与环境的模糊的文化记忆？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记录，过去两百万年间的气候变化一遍又一遍地重置了地球的生态系统。我们常说的“冰河时代”（Ice Age）并不只是一个单一事件。二十多次重大的冰川作用一次次将北美和欧洲埋于冰下，这也定义了地质学家所说的“第四纪”（Quaternary），即地质时代中的第四个纪元。

大约两万年前，末次冰川作用达到顶峰，冰川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除热带地区之外，连那些未被冰原覆盖的地区都经历了极端的环境变化。人类在这一时期，或是适应环境，或是死去，或是随着全球范围内狩猎和觅食地的转移而迁徙。

每一次欧洲封冻，北非地区便河湖干涸，成为一片无法居住的沙海。人们也自然会离开该地。一些人向南迁移，回到非洲；另一些人则向东行至亚洲，或是进入欧洲南部——周期性气候剧变推动了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迁徙。

从化石证据来看，早期智人走出非洲并向东横跨亚洲。直到两百万年前冰川期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居住在热带和温带地区。化石和DNA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祖先的分离发生在至少三十万年前，也就是尼安德特人到达欧洲和西亚的时期。在成功地适应了西北欧亚大陆的冰川期气候后，尼安德特人神秘消失，而智人此时开始了第二次走出非洲的迁移浪潮——他们大约在四万五千年前到达中东，并在至少三万五千年前横穿了欧洲。随着北半球大冰原再次向南延伸，人们继续着全球范围的迁移，以适应欧洲、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环境变化。

在末次冰川作用期间，驯鹿、猛犸象、披毛犀以及巨麋鹿成群地出没在欧洲冰冻的平原上。冰雪覆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沿岸、英国北部以及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没有树木的苔原从法国延伸至德国、波兰，并横跨了整个俄罗斯。欧洲森林退缩至地中海狭窄的边缘地区。早期的欧洲人通过追捕大型动物，得以在这一冰冻时期生存下来。其中的一些物种，如披毛犀和巨麋鹿，在冰川期结束前便已灭绝。

极端的环境变化也使不同人群相互隔绝，促成了人类的不同体貌特征，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种”。皮肤能够为我们的身体以及关键器官抵挡紫外线辐射；但皮肤还必须使足够的阳光通过，以促进生成健康骨骼生长所需的维生素D。当我们的祖先在全球范围内迁移时，这一对作用力使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不同肤色：在热带地区，深肤色能够满足人体免受强烈紫外线辐射的主要需求；而在北方地区，人体对维生素D的需求则占主导作用，因而该地区的人们拥有较浅的肤色。

在人们面向新环境的迁移和适应过程中，技术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大约在三万年前，即末次冰川作用开始前，锋利的石质工具的创造开启了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随后，大约在两万三千年前，即末次冰川作用的极盛期开始之前，弓箭开始取代长矛，从而使狩猎的技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带针眼的针的发明则使人们能够用动物毛皮制作兜帽、手套以及连指手套。中亚的猎人们终于拥有了足以抵御另一次冰川期的漫长严寒的装备，他们追随着成群的猎物，跨过草原，向西进入欧洲，或是向东进入西伯利亚，并一路走到了北美洲。

未被冰川覆盖的地区，随着地球在冰川期和间冰期的反复冷却与回暖，同样经历了植被的戏剧性变化。在末次冰川作用到来之前很久，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曾在森林中伐木烧畬，开辟出一块块空地，以供猎物所需粮草的生长，或是种植可供食用的作物。我们的祖先，这些进行狩猎和采集的人，绝非土地之上的被动居民，他们通过改造环境以满足自身需求。然而，由于人口稀少且不断移动，他们对环境的积极改造并未能在各种自然的生态系统上留下明显印迹。

在过去两百万年里，从冰川期到间冰期的转变发生了很多次。但是纵观整个冰川期，只有在末次冰川作用期间，人类是随着环境在迁移，而不是驻足原地并试图适应本地新的生态系统。随后，在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方式持续了一百万年后，他们开始定居并成为农民。末次冰川作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以至于人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关于这一巨变，存在诸多解释。有些人认为，湿润而寒冷的冰川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这给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早期人类施加了环境压力。这一观点认为，气候的变化使可猎获的野兽数量减少，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开始种植植物。另一些人则认为，农业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并不存在特定的环境驱动力。不管是什么原因，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方以及中美洲都独立地发展起来了。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主要有“绿洲假说”与“文化进化假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观点。“绿洲假说”指出，中东地区在末次冰川作用结束后变得干燥，这使得可供食用的植物、人类和其他动物被限制在水资源丰富的洪泛平原区以内。这种绿洲中的共生聚集，使人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周围动植物，最终导致驯化的出现。与这一解释相反，“文化进化假说”则认为，人类逐渐扩大的农业活动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环境的变化并非重要影响力。不幸的是，这两种假说都不能就“农业为何出现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给出合理解释。

“绿洲假说”存在的基本问题是，现代谷物的野生祖先是在末次冰川作用结束后从北非传播至中东地区的。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发生在人们能够获得的食物资源种类正在增加的时候——这与“绿洲假说”正好相反。因此，真实的故事绝不会是“周边环境干旱导致人类与动植物拥挤在不断缩减的绿洲地区”那么简单。而“文化进化假说”亦经不起推敲：在中东地区，只有一部分人转向农业耕作，因此农业无法被简单解释为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更为先进的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一个必然阶段。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向农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了不起却令人费解的适应性行为。在末次冰川作用的极盛期结束后，叙利亚和以色列地区的人们驯牧瞪羚。比起种植被驯化的作物，为它除草并日夜照料，靠放牧为生实际上要省力得多。同样，生活在中美洲的人们只要花几个小时，就能采集到足以维持一周生存的野生谷物。若与狩猎和采集相比，农业更加困难和耗时，人类何必转向农耕？逐渐增加的人口密度，为农业的产生及传播提供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解释。当狩猎和采集的族群的人口增长超过所在区域的承载能力时，该族群的一部分人就会离开并迁移至新的地区。当人们找不到更多可赖以生存的土地时，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他们便发展出更为集约（和耗时）的生存方式，以求在有限的环境资源条件下生存。在这种压力下，那些能够通过自己生产食物来提高土地承载能力的族群，便更能适应生存。由此看来，农业可被视为在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下人类的自然行为反应。

现代研究表明，小麦和大麦的野生植株，通过简单的方法便可栽培。这一事实表明，农业原本可以萌发于历史上诸多时期的诸多地区。但是遗传分析表明，小麦、豌豆和小扁豆的现代植株实际上来源于有限的几种野生植株。对现代饮食至关重要的作物的驯化，实际上仅发生于几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区。彼时彼地，人们开始更加充分地利用曾经被作为次级生存资源的作物。

已知最早的半农业人群于公元前11000—前9000年间（或一万三千年到一万一千年前）生活在今天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扎格罗斯山脉地区。他们以狩猎羚羊、绵羊和山羊，以及采集野生谷物和豆类为生。这些人居住在小村庄，但也广泛使用季节性的狩猎营地和洞穴。到公元前7500年，放牧和种植取代狩猎和采集成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并形成最多可达二十五户居民的村庄，他们饲养绵羊和山羊，种植小麦、大麦和豌豆。至此，靠狩猎获得的食物只占了他们全部食物的5%。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变？为何发生于彼时彼地？

对谷物进行系统耕种的最早证据，来自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源头的阿布胡赖拉。来自这一地点的考古证据表明，耕种出现的时间，与发生在长达几千年的气候改善期之后的一段气候突变期相吻合——在这一时期内，突然出现了几次与冰川期时类似的干旱情况。阿布胡赖拉为我们提供了人类从末次冰川作用期间的狩猎采集，向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耕生活方式转变的独特证据。而且，场地上的证据还为我们揭示了人们为何转向劳动集约型的农耕：他们的确是被迫而为。

随着冰川作用结束，地中海东部地区逐步回暖且降雨逐渐增加。大约在公元前13000—前11000年间，开阔的橡树林逐渐取代了冰川草原。从以色列东北部的呼勒湖湖床采集的沉积物样本显示，在这一时期内，树木花粉量由全部花粉量的五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三。丰富的猎物和野生谷物将这一地区变为现实中的“伊甸园”——少量人口享用充足的资源。狩猎采集者开始在这一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定居扎根。

随后，全球气候又恢复到几乎与冰川全盛时期相同的情形，并且大致从公元前10000年到前9000年持续了千年之久，这段时期也就是著名的“新仙女木时期”。树木花粉量再次下降至花粉总量的四分之一，这表明在此期间骤减的降雨量以及冰川期气候下的类草原环境的重现。森林向北缩减，逐渐远离人类的第一处定居地。

阿布胡赖拉坐落于幼发拉底河河谷中的一块高地之上，位于大马士革东北约一百八十英里处。从该处出土的植物残骸，显示了人们从采集多种野生植物，向新仙女木时期末耕种有限的几种作物的转变。与该定居点相关的、年代最早的植物残骸，包括了一百多种来自幼发拉底河河谷沼泽和森林的种子和果实。大量的动物骨骼残骸则表明，当时的人们实际上是依靠（尤其是对瞪羚的）狩猎维生。此外，阿布胡赖拉全年都有人居住——此地的居民不再是不断迁移的狩猎与采集者。他们永久居住在以村庄为中心、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内。在新仙女木时期迎来千年的干燥寒冷时，有几百人居住在阿布胡赖拉。动植物资源因气候变迁而产生巨大变化，那些对干旱气候敏感的植物的果实和种子从当地人的饮食中消失了。曾经能够从附近林地采集的野生小扁豆和其他豆科植物也消失了。伴随着“伊甸园”的干涸，食物变得稀缺。

此地的居民为何不迁至他处？这或许是由于阿布胡赖拉已经是这一地区的最佳生存地点。周边地区经历了同样的气候与环境变化，甚至只能提供更少的生存资源。此外，周边的最佳地点大概已经被其他族群占据。骤减的食物供给，通常会令已定居者对新邻居充满敌意。也就是说，生活在阿布胡赖拉的人们确实无处可去。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人们开始耕种能够抵抗寒冷干旱气候的黑麦和小麦的野生品种。在极端气候下幸存下来的植物中，只有谷物是可被种植并能被储藏以供全年之需的作物。随着干旱的加剧，那些在农田中常见的耐旱作物的种子反而在新仙女木时期内急剧增加。最初，野生谷物被种植在山坡上，形成了雨养农业。在几个世纪后，被驯化的黑麦品种，和扁豆这类豆科植物一样，出现在农田间。

中东地图。

向耕作生活方式的转变，意味着生产一卡路里热量的食物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农耕亦不可掉以轻心。生活在阿布胡赖拉的早期狩猎与采集者的定居模式，在气候变迁所带来的食物骤减的情况下会变得脆弱。一旦野生的食物来源被耗尽，在逐渐干旱的气候下发生的季节性食物短缺，便会威胁族群的生存。由于环境压力所造成的绝望困境，农业在新仙女木时期后气候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开始进一步扩大，并包括了对大麦、豌豆等其他作物的耕种。在温暖的环境中，阿布胡赖拉周边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逐步扩大的农业收获，使村庄的人口在几千年的时间内上升至四千到六千人的规模。

新仙女木时期的气候转变，并非促进农业发展的唯一因素。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人口的增长促成了狩猎采集者的定居生活方式，也因此使人类更加容易受到环境变迁的威胁。不过，阿布胡赖拉的饥民大概想不到的是，他们为适应逐渐干旱的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将会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

这种适应行为或许也发生在阿布胡赖拉的周边地区。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文化与定居地分布模式的改变，正好发生在新仙女木时期终结之时。新仙女木时期过后产生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位于那些拥有肥沃土壤及丰富水资源的适耕地区。人们在大马士革、约旦西北部以及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均发现了距今已有一万年的被驯化小麦的炭化遗迹。被驯化的作物随后向南传播到了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向西北传播到了土耳其南部。

实行农业耕作的定居地，在中东地区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亚洲及美洲。近期研究却表明，在南美洲、墨西哥及中国，人类对作物的驯化实际上远远早于定居村庄的出现。中国长江沿岸一个叫作“吊桶环”的洞穴中的沉积物成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类似于在中东阿布胡赖拉发生的故事——野生稻被驯化的时间与新仙女木时期重合。或许，新仙女木时期突发的环境变化，推动着那些半定居的人类进行农耕尝试，以适应野生食物逐渐减少的状况。

一旦气候改善，那些适应了粮食种植的族群便显露优势。对被驯化的作物的依赖，逐渐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传播开来。位于今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叙利亚境内，曾于公元前9000—前7500年间在地中海沿岸绽放的纳图夫文化，就是以采集野生谷物以及放牧山羊和羚羊为基础。在纳图夫文化初兴之时，没有任何植物及动物被完全驯化；然而在该文化的末期，狩猎只占到食物来源的一小部分。

对小麦和豆类的驯化带来了食物的增长，进而使该区域人口急速增加。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一地区已经布满小型农耕村庄。人们逐渐放弃了曾经散布于广阔区域的、每年迁移的狩猎营地；他们对一块较小区域的集约开发，使聚集在农耕村庄的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到了大约公元前6500年，拥有几千人的村镇已极为常见。至此，追随资源进行季节性迁移的生活方式，在中东地区销声匿迹了。

能够从有限环境中获得更多食物的群体，在发生干旱或极端严寒的艰难时期，拥有更高的生存概率。在不可避免的极端环境中，命运眷顾那些懂得如何照料田地的族群——他们能摆脱困境，并在顺境中繁荣。同时，农耕也加大了文明发展的“赌注”：与狩猎采集相比，这一更加集约而有效的维系生存的方式，的确能够为更多人口提供食物；然而，为了维持一定数量的人口（且不提继续增加人口），农耕族群最终会依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产能的加强。至此，早期的耕作者与某个地方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在移动的生活方式下，他们无法照料并收获作物。人类一旦踏上了农业之路，就无法回头了。

一旦人们在某一地区落户定居，他们便需要学会如何用最少的土地养活最多的人——在与外来觅食者展开的领土争夺战中，农耕族群通常能够集合起更大的队伍。当他们的人口足够多时，农耕者便可守住自己的地盘。一片田地接着另一片田地，农耕者运用时下的技术将领土最大限度地转变为农田。

大多数家畜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0—前6000年间被驯化的。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外，要属人对狗的驯养——那比前述的时间段还要早上两万年。我可以轻易想象这样的场景：年幼的狼崽或是被遗弃的小狗遵循人的命令，并加入了一群狩猎者的队伍。当我注视西雅图遛狗公园中奔跑的狗时，我能够想象狩猎者如何将狗训练为合作伙伴——尤其是那些习惯性地帮主人将“猎物”捡回来的狗。总之，人对狗的驯养并非出于直接食用的目的。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早期人类曾食用过他们的第一个动物盟友。相反，对狗的驯养提高了人类的狩猎效率，同时狗可能也担任了早期狩猎营地的哨兵（相比之下，人对猫的驯养则远晚于对狗的驯养。四千年前，猫被驯养并进入农耕聚居地，那也正是人类村镇与猫的活动范围开始发生重叠的时候。当人类在猫的栖息地定居时，它们面临简单的选择：饿死，移居他地，或是在人类居住的村镇寻找食物。毫无疑问，人看中的并非猫的社交技能，而是它们抓捕偷吃人类储藏的谷物的小型哺乳动物的能力）。

人类对绵羊的驯化，是出于直接消费和提取经济价值的目的，这发生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这比人对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早了几百年。人类对山羊的驯化出现在同一时期，它发生于今伊朗西部的扎格罗斯山区。早期人类对作物种子的收集，很有可能是出于为这些家畜提供饲料的目的。

人类对牛的驯化最早发生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的希腊或者巴尔干地区，并迅速蔓延至中东及欧洲各地。农耕与畜牧活动的革命性结合的开始的标志是，被驯养的牛出现在农业文明日益繁盛的美索不达米亚。伴随着犁的发展，牛被用于拉犁并为田地提供肥料。对畜力的运用，提高了农业产量并使人口大幅增长。同时，畜力使一部分原本进行农业耕作的人口从事其他职业成为可能。

粮食生产与畜牧活动同步发展并相互强化，两者都使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绵羊和牛将那些人类无法食用的植物转变为奶和肉。被驯养的家畜不但通过贡献畜力使农作物产量增加，它们的粪便亦进入农田，不断补充作物所需的养分。一部分额外的作物被用来喂养更多的牲畜，进而产生更多的肥料，以维系人类生存所依赖的作物生产。对耕牛畜力的运用，使一个农民能获取足够养活全家且还有盈余的粮食产量。犁的发明使人类文明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并重塑了地球景观。

当欧洲的冰川消融之时，全球人口仅有四百万；在随后的五千年间，全球人口增加了一百万；而随着农耕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全球人口开始以每千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到了公元元年，全球人口已有两亿之多。公元2000年，全球数百万平方英里的耕地供养着六十五亿人口——这相当于有史以来全部人口总和的5%—10%，是末次冰川作用结束时人口的一千多倍。

种植小麦和大麦，以及驯养绵羊等家畜的全新生活方式，从中东蔓延至中亚及非洲的尼罗河河谷。该系统也传播到了欧洲。考古记录显示，在公元前6300—前4800年间，农业文明以每年一英里的速度稳步扩张，向西覆盖土耳其、希腊，再向北到达巴尔干地区。除了牛以外，构成欧洲农业基础的全部农业作物及家畜，都源于中东地区。

最早期的农民以雨养高地农业为生。这一方式如此成功，以至于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中东几乎所有适合进行旱作农业的地区都被转变为旱田。然而，随着粮食增产，人口也不断增长，需要更多粮食的压力也不断加大。这也意味着，人类从有限土地上获得更多食物的需求不断加大。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农耕社区出现后不久，便出现了表土层流失以及土壤肥力衰退所带来的影响：过度的农耕及放牧导致土壤衰竭，使农作物的产量减少。一个位于约旦中部的村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被废弃，那正是由土壤衰竭和作物减产直接造成的。

伴随着扎格罗斯山脉高地的土壤侵蚀以及人口增长，农耕社区逐步向低地扩散。由于这里的降雨量满足不了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在这些贫瘠的边缘地区进行农耕的迫切需要，引发了农耕方法的一次重大革命：灌溉。当农耕者迁移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洪泛平原北部并开始灌溉田间作物时，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在挖掘和维护浇灌田地的运河的同时，人们的定居地沿着洪泛平原向南扩张，被夹在不适合农耕的阿拉伯沙漠与半干旱山区之间。随着人口逐步增加，小型村镇遍布该地，人们在广阔的洪泛平原上不断开垦出更多的田地。

人们在这一片狭长而肥沃的土地上耕作并取得丰收。然而，粮食盈余依赖于灌溉水渠系统的建造、维护及运营。水利系统持续的良性运转要依靠专业的技术知识以及强大的组织控制机构，由此“官僚”与“政府”这对密不可分的双胞胎诞生了。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出现了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化现象：监管食物生产与运输的宗教上层人物几乎遍布美索不达米亚这片“两河之间的土地”。

到了公元前4500年，美索不达米亚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被耕作。当农田扩展至海岸边，就没有进一步扩充的可能了。当新的土地被开垦殆尽之后，人们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已有农田的粮食产量，以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当两河平原已全部成为农田时，犁具便出现在靠近波斯湾的苏美尔人居住的平原地区。犁的出现，使已有农田的单位产量得到提升。

村镇扩张，汇聚为城市。通过吸纳周边小村庄，苏美尔的乌鲁克（即《圣经·旧约》中的以力）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增长为拥有五万人的城镇。庞大寺庙建筑的建造，反映了这一地区宗教领袖对劳动力的指挥与控制能力。伴随这一最初的城市化过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苏美尔出现了八个主要的城市国家。拥入农耕洪泛平原的人口，至此已在地区总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与狩猎采集群体所遵循的“资源是共有资源”这一认知相比，这一全新的农业时代的来临，使得对土地和食物资源的不均等所有权出现；最早的非农业人员也出现了。

当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亲自在农田中耕作以获得食物时，阶级差别便开始发展。那些监管食品和资源分配的宗教和政治阶层的出现，使一个从农民阶层那里征收粮食，并将其重新分配给社会其他阶层的行政机构得到发展。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出现，职业分工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最终催生了国家和政府。有了多余的食物，社会也能够供养祭司、士兵和管理者，并且最后也供养得起艺术家、音乐家和学者了。到了此时，社会中的非农部门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农民自我消费之外可提供给非农户的粮食剩余量。

以泥板为书画媒介的楔形文字是至今已知的最早文字，它来自苏美尔的乌鲁克。那些源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泥板，有数千块记载着农业耕作和粮食分配问题，其中很多是关于食物配给问题的。自农业时代开端以来，人口便随粮食生产一起不断增长，而文字书写，使得逐渐分化的社会能够更好地管理其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各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逐渐增加。民兵的组织和出现，反映出财富的集中如何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逐步军事化。耸立着防御塔的巨大城墙在各个城市的外围竖立起来。环绕整个乌鲁克的城墙长达六英里，厚达十五英尺。苏美尔各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使非宗教的军事统治者开始出现——他们将自己封为管理者。当宗教寺庙的土地被这些新的统治者所侵吞，当大型庄园被有影响力的家族和世袭统治者掌控，“私有财产”的概念便诞生了。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哺育着一个又一个的文明；肥沃的河谷将一个又一个的征服者，从游牧人转变为农人。帝国不断更换其统治者，而土壤始终为人所耕作。不同于农业兴起时所在的山坡地区，洪泛平原的肥沃土壤在农耕的清理和种植过程中不会受到冲蚀。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苏美尔各城邦合并为巴比伦帝国，这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权力达到顶峰。这次的城邦结合，巩固了一个等级制的文明——它已正式区分出贵族、教士、农民和奴隶等阶级。

但是，滋养着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系统，存在着隐藏的风险。半干旱地区的地下水，通常含有大量的溶解盐。在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水位接近地表；地下水由于毛细作用上升到土壤层，并在蒸发后留下盐分。在蒸发速度很快的情况下，持续灌溉会使土壤中的盐分含量升高，最终毒害作物。尽管灌溉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然而将原本被太阳炙烤的洪泛平原转变为肥沃的粮田，归根结底是以牺牲土地使用寿命的方式换取短期利益的增加。

在半干旱地区防止土壤盐分积累，可以通过适度灌溉或是实行周期性休耕的方式来实现。几个世纪以来，在美索不达米亚通过发展灌溉农田所带来的粮食高产，使人口密度增加，而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需求。最终，土壤中积累了过量的盐分，使得粮食增产的速度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苏美尔农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河流丰水期与作物生长期不重合。在春季，来自北部山川的融雪汇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使其进入丰水期；而河流流量最低的夏末初秋，却正值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时候。集约农业需要通过蓄水以应对夏季飙升的气温。高温使大量灌溉入田的水还未来得及被作物吸收就已蒸发，而这又使更多的盐分在土壤中累积。

土壤盐渍化并非早期农业社会所面临的唯一难题。亚美尼亚丘陵地区的农耕活动造成土壤侵蚀，使大量泥沙流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因此，防止灌溉渠道被淤泥阻塞，便成了人们的首要任务。被征服的族群，如以色列人，承担了将重要水渠中的淤泥清理出去的工作。经历了一次次沦陷与重建的巴比伦，也是到了其灌溉工程不再能够满足农田的需求时，才最终被人们遗弃。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曾经从水渠中被清理出来的淤泥，仍堆积在渠道两边，高达三十多英尺。随着河流汇入波斯湾的大量淤泥，自苏美尔时代起，使海岸线以平均每年几百英尺的速度向外推移。那个曾经繁忙的海港，那个曾经位于两河注入波斯湾处的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Ur），如今已是一个距离海岸线一百五十英里的内陆遗迹。

随着苏美尔逐渐繁荣，休耕时间被缩短以满足逐渐增长的粮食需求。据粗略估算，在苏美尔的人口达到两千万的最高峰时，美索不达米亚三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可耕地中，有近三分之二是灌溉农田。溶解盐含量很高的灌溉用水，灌溉期的高温，以及耕作强度的逐渐增加——这三者的结合使得该地区土壤的含盐量越来越高。

苏美尔城邦的寺庙记录，在不经意间反映出该地区耕地盐渍化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力的衰退。小麦，作为苏美尔的主要作物之一，对土壤中的盐分浓度非常敏感。最早的农耕收获记录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当时小麦和大麦在该地区的收获量大致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麦在地区作物总收获量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了下降，大麦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到了公元前2500年，小麦在总收获量中所占比例已不到五分之一。再经过五百年后，小麦已不再被种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小麦生产的终结，事实上发生在该地区全部可耕地都被用于食物生产后不久。苏美尔人在此之前曾经通过灌溉新耕地的方式，补偿耕地盐渍化造成的收成萎缩。当某一天不再有新的土地可供耕种，苏美尔人的农作物产量便急剧下降，盐渍化的加剧，意味着仍保持生产力的耕地面积在逐年衰减。到了公元前2000年，作物产量只有千年前的水平的一半。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描述了变白的大地——那是盐分已扩散到了土壤的表面。

古埃及人耕作（惠特尼，1925年）。

苏美尔文明是随着其农业的不断衰落而衰亡的。下降的作物产量，意味着军队得不到足够供给，同时维护剩余粮食分配的官僚机构亦难以维系。军队力量的衰弱，使得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伴随着作物产量的首次严重下滑，苏美尔人的城邦开始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更年轻的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同化。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这一地区曾先后落入一系列不同的征服者手中。到了公元前1800年，该地作物产量已经下降到初始记录的三分之一，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变成了巴比伦帝国的穷乡僻壤。苏美尔城邦的土壤盐渍化向北蔓延，引发了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在公元前1300—前900年间的农业崩溃。

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实践沿地中海向西传播到了北非，特别是埃及。尼罗河河谷地区打破了“文明只有几百年繁荣期”的一般规律。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最早的农耕定居点，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在后冰川时期，海平面的上升速度逐渐减缓，淤泥得以逐渐堆积；尼罗河所带来的淤泥逐渐堆积成一片会发生季节性泛滥的、极其肥沃的广阔三角洲，这使得农业和牲畜放牧逐步取代了狩猎和采集。起初，埃及的农人在每年的洪水退去后，只需播撒种子，就能有相当于种子的两倍量的收获；而当洪水退去太快，导致农作物歉收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因此，农人开始建堤坝蓄水，迫使水渗入肥沃的泥土。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水渠以及水车等创新技术使埃及人能够灌溉距离河流更远的高地，来满足更多人口的粮食需求。

尼罗河两岸的洪泛平原被证明非常适合进行可持续的农业耕作。与苏美尔农业长期受土地盐渍化威胁的情况不同，埃及农业养育了七千年间的一代代的文明——从古埃及法老时代到罗马帝国时代，再到阿拉伯时代。尼罗河与两河流域的不同在于，尼罗河那孕育生命的洪水，为广阔的冲积平原持续而稳定地提供了大量新鲜淤泥而非盐分。

尼罗河两大支流的地理特性，共同造就了滋养作物的理想模式。青尼罗河通过对阿比西尼亚高原的冲蚀作用，每年能够为下游平原带来1/20英寸厚的淤泥；白尼罗河则从中非的沼泽丛林地区带来充足的腐殖质。新鲜的淤泥能够及时补充被农作物消耗的矿质营养，而涌入的新腐殖质则更新了在沙漠烈日下的土壤中快速衰减的有机物质。此外，每年六月由南部高地暴雨所带来的洪水，在九月到达尼罗河下游；而洪水消退的十一月正好是农作物种植期。这一切使得这一地区能够连年丰收。

埃及的灌溉利用自然过程将洪水分配至尼罗河河谷各处。灌溉农田事实上并不需要精密的灌溉渠；相反，尼罗河的自然决堤过程能够直接将水引至洪泛平原的特定地点。每年洪水过后，地下水位可下降至谷底表面以下十几英尺的地方，这防止了盐渍化的发生。与美索不达米亚农人所经历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相反，埃及的小麦收成逐年增加。埃及农业的持久繁盛，体现出的是一种利用自然洪水机制、进行最小干预的良性系统。

每年由洪水带来的新鲜泥土，意味着农田能够保持持久生产力且土壤肥力不减。然而，当地人口仍然受制于气候的反复无常。几个歉收的年份，或仅仅一个极度歉收的年份，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长期的干旱严重降低了农作物产量；大约在公元前2250—前1950年间的一次农民起义，推翻了埃及古王国（Old Kingdom）。尽管如此，在通常情况下，稳定而可靠的尼罗河，使繁盛的埃及农业经久不衰。

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管理机制不同，尼罗河每年的洪水调配任务，仍然属于本地职责。这一地区始终没有建立一个集权化行政阶层的需要。直到向常年灌溉过渡以生产经济作物，埃及才出现了阶层分化以及劳动分工，并打破了传统的以农耕社区为中心的调配机制。也就是说，美索不达米亚专制政治的上层建筑，并非水利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尼罗河流域的农业剩余，最终促成了行政和政治精英阶级的产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各城邦合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可与美索不达米亚相媲美的古代超级大国。商业性农业的兴起，不但意味着人口的增长，同时还意味着这些人必须始终有事可做。有些人甚至认为，大金字塔是旨在遏制失业现象的公共工程项目。

埃及农业的繁盛持续了千百年，直到人们开始采取与尼罗河的自然节奏格格不入的新耕作方式时，它才开始衰落。19世纪初，对种植棉花以出口欧洲的渴望，使埃及人开始在尼罗河河谷实施长年灌溉的过度农耕。和几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一样，当过度灌溉的田地使得地下水位贴近地表，盐分开始在土壤中沉积。19世纪80年代，英国农业专家麦肯齐·华莱士这样描述覆盖着白色盐花的灌溉田：“（盐花）覆盖着土壤，好似在太阳下晶莹闪耀的、未被践踏的雪地。”[4]灌溉造成的不利影响，促发了这一奇特景观的戏剧性出现；但若与在尼罗河筑坝所形成的影响相比，它便相形见绌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文明终于掌握了能够削弱曾经几乎坚不可摧的土地的工程学技能。经过四年的建造，埃及总统贾马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和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5月共同见证了苏联工程师将尼罗河改道，以完成阿斯旺大坝的建造。横跨两英里半、比大金字塔大十六倍多的阿斯旺大坝，在尼罗河上游拦截河水，形成一个三百英里长、三十五英里宽的蓄水湖，蓄水量达尼罗河年径流量的两倍。

1952年的埃及“七月革命”将纳赛尔推上了总统的位置。在此之前一直控制埃及河流的英国水文学家们反对大坝的建造，因为巨大的蓄水湖会使水分大量蒸发。他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在沙漠中的阳光的照射下，蓄水湖的湖面每年会因水分蒸发下降六英尺——这相当于超过十四立方千米、曾经会流向下游的水量。但更大的问题是，尼罗河平均每年从上游的埃塞俄比亚带来的一亿三千万吨泥沙，会在纳赛尔人工湖的底部沉积。

后冰川时期海平面逐步稳定的千年之后，由于高坝拦截使下游泥沙量减少，尼罗河三角洲开始被侵蚀。虽然大坝以及人工灌溉系统使得每年获得两三次收成成为可能，但是灌溉水为农田提供的不再是淤泥而是盐分。十年前，盐渍化已经使得尼罗河三角洲的作物产量减少了十分之一。对尼罗河的驯服，破坏了地球上曾经最稳定的农业环境。

随着尼罗河三角洲曾经闻名于世的土地肥力开始下降，农作物产量只得靠施用价格高昂的化肥来维系，这使得本地贫农无法负担。尼罗河沿岸的现代农民，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化肥使用者，他们所使用的化肥产自新建的化肥工厂——他们是纳赛尔大坝所发电能的最大用户之一。至此，埃及——曾经最长久的人类花园之所在——在其七千年的历史中，首次依靠进口才获得大部分的食物。无论如何，埃及以其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成为通常盛衰匆匆的众多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特例。

中国农业的历史则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它展现了与美索不达米亚相似的情况，即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旱地农民从高地向洪泛平原迁移。然而，与对土壤类型不加区分的苏美尔人不同，在四千年前圣君尧帝的时代（公元前2357—前2261年），中国就开始根据九种不同的土壤等级来确定赋税的等级。自公元前500年开始，中国人基于古老的土壤认知，进一步根据土壤的颜色、质地、湿度和肥力进行土壤分类。

今天，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冲积平原。诸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河，为平原地区带来大量泥沙。千百年来，泛滥频繁的洪水一直是黄河（也就是西方所熟知的“Yellow River”）所带来的主要问题。过度砍伐引起的河流上游的侵蚀，使河水因携带大量泥沙而颜色浑黄，并由此得名“黄河”。在公元前340年第一个堤防系统被修建之前，这条大河曾经蜿蜒于广阔的洪泛平原之上。而在公元前2世纪，伴随着人们开始耕犁起河流源头极易受到侵蚀的粉沙壤土（黄土），河流的输沙量增加了九倍，河流的名字也因此从“大河”变为“黄河”。

黄河沿岸的最早居民，沿其支流两岸的高地而居。直到后来高地人口稠密，人们才从高地向洪泛平原迁移。用以保护沿河分布的农田和村镇的堤坝被大量建造，它们将洪水及其所携带的泥沙限制在堤坝之内。河流在流至平原时流速减缓，其所携带的泥沙便沉积下来，这使得河流携带的泥沙未能被分散至洪泛平原，而是积聚于河堤之间。随着河床以约每年一英尺的速度不断升高，人们必须不断加高堤坝，以防止河水淹没两岸低于河道的土地。

到了20世纪20年代，堤坝内河流的表面在高水位季节已高于洪泛平原达三十英尺。这意味着任何一次由决堤所造成的洪灾都将是毁灭性的。当洪水挣脱了堤坝的束缚，便向着洪泛平原咆哮而下，淹没农田和村镇，有时甚至是将整个城市浸没于临时的湖泊之下。公元1852年，黄河决口北流，引发的洪水在消停之前，淹没了方圆数百英里的城市和村庄，淹死数百万人。1887—1889年间，黄河决口南泛，洪水淹没河南，造成两百多万人被淹死，或因洪水过后的饥荒而死。由于河水在高于洪泛平原的河道流淌，决堤造成的后果总是灾难性的。

1920—1921年的严重旱灾，造成华北地区五十万人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北部土壤侵蚀问题的关注。受旱灾影响的两千万人被迫以任何从土壤中生长的东西为食。在某些地区，饥民几乎将地表的一切植被吞食殆尽，仅留下一片裸露的土层。接踵而至的土壤侵蚀使可耕作的表土层被风吹耗蚀，这触发了中国的人口大规模迁移。但是，这绝非偶发的灾难事件。20世纪20年代展开的一项饥荒救济研究证实，在过去的两千年间，饥荒每年都会发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

1922年，美国水土保持专家、罗德学者沃尔特·罗德民前往金陵大学任职，从事中国饥荒预防工作。在辗转中国各地考察时，他对“土壤滥用如何影响中国社会”进行了推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给罗德民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意识到“土壤侵蚀能够削弱文明”这一事实。几年之后，也就是在游历了亚洲、中东和欧洲并对各地土壤进行了广泛研究之后，罗德民将其所从事的学科研究描述为阅读“农民、国家以及各个文明写于大地之上的记录”。[5]

罗德民描述了他在1852年靠近黄河决堤地点时所看到的景象：平原之上耸立着一座高达五十英尺的巨大平顶山，在地平线上十分显眼。罗德民和考察团爬上黄河外堤之内由淤积抬高的蓄洪区，又横穿七英里到达内堤，内堤之内才是河流本身。几千年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手持装满泥土的篮筐，在黄河两侧筑起“高墙”，形成一条长达四百英里、高于其洪泛平原和三角洲的“地上悬河”。罗德民望着浑浊发黄的河水意识到，黄河从上游高地带来的大量泥沙，在河面下降幅度降到每英里河段不到一英尺时，就会开始沉积。河床淤积抬高得越快，农民筑高河堤的速度就越快——这场比赛中，没有谁算得上赢家。

罗德民向黄河上游方向继续前进，决心要找到黄河中所含泥沙的源头。他来到山西——中国文明的摇篮——看到中国西北部冲沟纵横的景观。在土质疏松的陡坡上，人们在砍伐森林后进行集约的耕种活动，这使得大量的土壤被冲入河道。罗德民认为，森林砍伐这一单一因素并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土壤侵蚀——灌木丛和树木都容易快速长回原状。相反，农民在陡坡上耕作，会使失去自然植被保护的土壤在被夏季暴雨冲刷的过程中极易受到侵蚀。“茂密的原有森林遭到砍伐，只是该地区水土流失的间接原因；在坡地上进行农耕以生产粮食作物，才是造成水土流失的直接原因。”

正如罗德民所观察到的那样，是锄犁，而非斧头，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命运。“人无法控制地形，也不能决定落到地面的降雨的类型。然而，他们却能够控制土壤层，并决定山区土壤层的状态。”[6]罗德民推测了该省的早期居民是如何清除了易耕作的河谷底部的森林植被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农田逐渐向山坡上部扩散；罗德民甚至在高山的顶部找到被废弃的耕地的遗迹。在观察到陡坡耕作对该地造成的影响时，罗德民指出，只需一二十年的时间，夏季暴雨就可以将这一地区肥沃的表土层从被耕作的裸露坡地上剥除。在找到遍布整个地区的大量山坡荒田的证据后，罗德民得出结论：这一地区确实在历史中的某一段时期实施过农耕。与如今稀疏的人口，以及遍布的被废弃的灌溉系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的繁盛岁月。

在一个位于汾河上游谷地的古代废城，罗德民第一次发现了早期居民对中国北方地区景观的影响。在对废城周边地区进行考察之后，他发现了这一地区最早的居民如何对待覆盖着肥沃土壤的森林地区的线索。随着人口增长，以及村镇变为城市，人们用滥砍滥伐的方式破坏坡地的森林植被，农田从肥沃的谷底向四周的坡地扩张。不断向山坡推进的新垦农田的表土层不断流失。最后，人们在失去肥力的荒地上放牧山羊和绵羊，使山坡上仅剩的表层残土被完全剥蚀。水土流失就是这样削弱了农业生产力，使人们要么受饿，要么弃城迁移。

根据罗德民的估算，中国北方数亿英亩的土地平均失去了一英尺厚的表土层。在那些受到佛教寺庙保护、未被砍伐耕种的地区，罗德民发现土壤状况的特例：这里覆盖着格外肥沃的森林土，它富含腐殖质并呈深黑色。罗德民描述了农民曾经如何清除未受保护的森林，以在肥沃的土壤上耕种：他们用鹤嘴锄挖出树根，以进行耕作。最初，人们只是整平已开垦田地上新出现的细沟和冲沟；然而每隔几年，土壤侵蚀就迫使农民继续向森林推进，以寻找新的可耕作土壤。罗德民发现，在荒田之上，草本植物和灌木会迅速形成新的地表植被，因此该地区土壤发生严重侵蚀的根本原因，是过度耕种之后紧跟着过度放牧。罗德民得出结论：该地区的居民要为自己所陷入的贫困负责——只是土壤衰竭的速度太慢，使他们未能意识到自身行为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罗德民测量了受保护的林地、农耕地以及因水土流失形成的废弃荒地各自的土壤侵蚀速度。他发现，农耕地与覆盖本地植被的林地相比，其水土流失速度是后者的数倍。在黄河上游地区开展农耕的农民，其行为增加了河流的自然输沙量，因而使下游的洪患加剧。

今天，“中国文明的摇篮”已成为缺乏肥沃表土层的穷乡僻壤，恰似美索不达米亚和扎格罗斯山脉的景象。这两个古老文明在诞生初期，都在容易发生土壤流失的坡地上耕种，继而在转向下游洪泛平原进行农耕后发展壮大。

农业社会之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大多数人口依靠持续稳定的农耕收获为生，却没有能够应对歉收情况的缓冲机制。纵观历史，逐渐增加的人口与农业生产相依相随。丰收会使人口增长；随后若发生歉收，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直到近代农业社会，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始终将整个社会置于饥饿的边缘。

在过去两百万年间超过99%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小而灵活的社会团体中。虽然某些食物并不能维持稳定的供应，但另一些食物却几乎始终容易获得。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食物通常被认为是共有的：群体中的成员会即时分享所获食物，且不进行食物的存储或囤积——这种平等的行为表明，食物短缺的情况在当时是罕见的。当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便能够找到更多食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找寻。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大部分的狩猎和采集社会的闲暇时间较多——这与今天的情况大为不同。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被限制在洪泛平原的农耕活动，确立了每年的耕收节奏。歉收的年份意味着社会中的一些人会死亡，而其余大多数人承受饥饿。今天，虽然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来说，都不再直接依赖能够带来丰收的好天气，我们仍然容易受到缓慢积累的土壤退化的影响：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洪泛平原的土地承载能力，农田向周边的坡地不断扩张，共同埋下了使曾经辉煌伟大的社会衰落的种子，启动了曾经葬送过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土壤开发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