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评论

三、简单的评论

首先，杜磊的研究首次揭示了回族认同多样性的特点，对以往有关“民族”同质化的想象与书写构成了某种挑战。以往研究中，无论是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研究，还是中国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都贯穿了同一种结构，即对“民族”的同质化想象，研究者将“民族”或“族群”视为同质的文化或族裔共同体，想象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或族裔特征。西方中国学界有关中国的研究，将中国视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汉”或儒家文化共同体，中国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也贯彻了这样一种结构。杜磊以对回族的研究，同时挑战了这两种研究倾向。杜磊的研究，不但呈现了回族内部文化与认同多样性的特点，同时也呈现了中国内部文化与认同的多样性特点。

其次，杜磊有关回族的研究，在有关族群认同的研究中纳入了国家权力的影响，特别关注民族国家对族群认同的“构建”（building）作用，这一研究倾向，对于人类学的族群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晚近人类学有关族群的研究，存在两种基本范式，即所谓客观特征论与主观认同论。

客观特征论将族群视为社会文化的承载和区分单位，族群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文化的差异。一个族群，被认为是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人群（王明珂，2006：11）间的差异被视为主要体现在体质、语言、生活习惯等客观文化特征方面。在客观特征论的视野下，族群被视为具有同质性特征的文化或族裔共同体，因而，对某个族群的研究，关键在于寻找这一族群的“文化模式”或“文化格式”。客观特征论影响深远，由来已久。但从1940年开始，这一理论倾向开始受到学者们多方面的批评。

向族群客观特征论发起挑战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1897～1983年）。1948年，休斯在Dalhousie Review上发表名为《族群关系研究》（The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的文章，开始挑战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客观特征论假设。休斯认为，对于什么是族群（ethnic group）这一问题，几乎用过这一术语的人都会说：以下列一个或多个特征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群体：体质特征、语言、宗教、习俗、制度或者“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s）。休斯不同意这种定义，他认为，这种定义方式无论是对于群体间关系的研究而言，还是对于群体间关系本身都会造成严重的结果。休斯认为，一个族群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族群，不是因为某种可测量或可观察的某种程度的差别；相反的，一个群体之所以是一个族群是因为这个群体里和群体外的人们确信这个群体是一个族群，因为无论是群体内还是群体外的人们在谈论、感觉、以及行为时都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只有存在人们获知谁属于这个群体、以及谁不属于这个群体的途径，族群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很容易就可以脱离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并非一个真正的族群（Hughes，1948：91；马雪峰，2007）。

休斯是从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角度对族群客观特征论发出质疑的，然而，休斯的挑战，在社会学中可贵而稀少。晚近族群研究中主观认同论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人类有关族群性（eth－nicity）反思。1950年，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 R. Leach）对缅甸克钦人（Kachin）的研究表明，社会群体之间的区分实际上与旁观者所观察到的客观文化差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族群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取决于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有时族群成员的认同甚至更为重要。

1960年，巴特（Fredrik Barth）在他那篇著名的导言中开始对族群客观特征论进行系统反思。在批评族群客观特征论的基础上，巴特认为，族群是一种社会组织，是族群成员自我归属和认同的范畴。族群认同是族群最为基本的特征，文化差异只是族群认同和族界维持的一种结果（Barth，1969）。

自巴特之后，在有关族群的研究中，主观认同论备受学术界注目，在这一范式之下，涌现了许多经典的研究：如科恩（Abner Cohen）对非洲的研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基于印尼有关“想象的共同体”的研究，以及威廉姆斯（Brackette Williams）的研究等。科恩对非洲的研究，将政治权力引入对族群关系的分析之中，强调从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分析中来看待族界的维持和族群关系。科恩强调，人是双向度的人，既是象征的人，也是政治的人。关注人的政治向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族群的政治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族群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象征而具有某种号召力，是因为它有实际的政治功能。科恩的研究强调族群的工具性构建（Cohen 1969/2004）。安德森基于印尼的研究，则在有关“民族”与“族群”的研究中，开启了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及其意识形态之构建作用的强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

在某种意义上，杜磊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脉络中展开的。尽管中国学者对杜磊有关宁夏纳家户伊斯兰教复兴的描述的真实性和他的走马观花式的田野调查方法提出了质疑（马海云，1998；马海云、周传斌2001），但从方法论上讲，这些质疑并未构成对杜磊理论的真正挑战；相反，杜磊有关回族的研究，开创了西方学者以“构建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先河。近年西方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多受其影响，如郝瑞（Stevan Harrell）有关彝族的研究（Harrell，2000）、Ralph A.Litzinger有关瑶族的研究（Litzinger，2000）、Louisa Schein有关苗族的研究（Schein，2000）、Erik Mueggler有关彝族的研究（Mueggler，2001）、Katherine Palmer Kaup有关壮族的研究（Kaup，2001）以及Helen Rees有关纳西族的研究（Rees，2000）等。

但是，杜磊的研究也有其内在不足之处。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评论的那样，杜磊一方面指出，1949年之前，回族是作为一个宗教群体，而不是一个族群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又显示出，共同祖先的观念对于这个群体的自我界定如此重要；同时，他又指出，婚姻纽带、四处游走的阿洪以及商业网络是如何锻造了一种共同的历史认同。另外，杜磊研究总的论题在于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倾向于一个民族的构建，但是，他的描述又显示，各种地方性的环境和压力将各个回族社区推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在所有这些地区，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回族认同遭受各种偏见、歧视和挤压。杜赞奇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在于杜磊所使用的概念工具不允许他解释回族如何寻求去弥补这种棘手的裂痕（Duara，1992）。

笔者认为这与杜磊的研究方法有关，虽然杜磊在理论建构方面独树一帜，为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增长点，这方面，确实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周传斌和马海云对杜磊的批评是对的，杜磊那种走马观花式的研究方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对回族的理解。由于缺乏长期专注的田野调查，杜磊无法回答在地方情境中回族的认同是如何被构建的这一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地方情境下族群认同的复杂性问题。

另外，晚近人类学构建论的研究，长于横向的共时性分析，但对纵向的历史关注不足。正如王明珂所批评的那样，构建论的研究中，研究者容易“忽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的面向”，“研究者也因此忽略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中，‘解构他者历史’常成为一种有文化偏见的表述，或思想与政治上的对抗工具”（王明珂，2003）。杜磊有关回族的研究，以横向的共时性民族志分析为主，强调民族国家的“构建”作用，但却忽略了“构建”的历史过程和其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因而，其研究实际上无法回答回族是如何被“构建”的这一问题。但是，很显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对今日中国族群关系的理解，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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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其博士论文与1990年代出版的两本民族志中，杜磊有关四个社区的描述顺序，不尽一致。在198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四个社区的顺序为：纳家户、陈埭、牛街、常营；在1991年出版的民族志中，四个社区的顺序是：纳家户、牛街、常营、陈埭；在1998年出版的民族志报告中，四个社区的顺序是：纳家户、常营、牛街、陈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