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文艺片的表演文本

在当前中国电影文化生态结构中，颇需要培育一种“文艺片文化”，即重视以情动人、教化社会和故事生动的文化，使其区别于主旋律和商业片的文化定位，构成一个互为补充、支撑以及共生共荣的电影文化生态。在2016年中，数量和质量都较之往年有所提升的文艺片提供了许多优秀的文艺表演文本。并非文艺片中的表演就是文艺表演，文艺表演除了镌刻人文、挥洒情怀、制造浪漫以及具有一定的形式美之外，还要有相当的文化原点和心灵养护的作用。

根据著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驴得水》是2016年口碑“一边倒”的佳作，场面简练、事件集中、人物不多，却用戏剧性的矛盾情境将人性的弱点和知识分子的局限进行了辛辣的揭露与批判。影片的“灵魂”角色张一曼，由话剧圈的“小剧场女王”任素汐饰演。在此之前，她饰演这个角色已经长达五年，几乎达到“人戏合一”的境地。张一曼这个有些前卫感、特立独行却又命运悲惨的人物，是全片冲突的纠结点，也是最能体现讽刺性的关键。她矛盾交织却又天真赤诚的特质，在任素汐的诠释之下自然流淌，表演的痕迹被弱化到极淡。这种近乎本真生命体验的表演，其美好之处与疼痛之处都令人动容。任素汐在角色塑造上，采用话剧表演的体验派创作方法，“把角色想象成自己，在舞台之外持续地丰富角色的血肉”，“任素汐坚持按照张一曼的角色特点写‘一曼日记’，至今一些了数万字，剧中的张一曼和日记里的张一曼统合起来，就是一个立体的人生。”^[29]此外，大力、刘帅良、裴魁山等主演也是优秀的话剧演员，对角色拿捏到位、情感丰沛和充满力度。根据小说改变的《七月与安生》，以一对好友多年来相伴又相离的复杂感情，对女性之间的情谊和微妙隐秘的心灵世界刻画得尤为细腻，凌乱的叙事线索和真假难辨的情节，又让人物情感显得飘摇而迷离。周冬雨饰演的安生，角色设定和表演方式均较为讨巧，呈现出与她清纯外形构成反差的泼辣、世故与叛逆，令人耳目一新。马思纯的表演，在形态上相对平实，但几场“发飙”的段落，还是将“乖乖女”面具下的强悍、凌厉、缺乏安全感等深层特质释放出来。尽管两人同时获得金马奖的情况实属“爆冷”，却也体现业界对用心创作的年轻演员的提携和鼓励之心。

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以一种极强的形式感和考究的画面叙事，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种种“传奇”。精致而复古的格调、细节和做派的还原、山雨欲来的悬念氛围以及直接突然的性和暴力，这种刻意而精细的质感总领全片，也使得表演上呈现出一种幽深、诡和晦涩的形态。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倪大红、袁泉、杜淳、钟欣潼、闫妮等主要演员，似乎都是“罗曼蒂克”的某一种具象的化身，充满图解式的符号感，成为影片形式美学的一环。在柏林电影节获得杰出贡献艺术奖的《长江图》，也是一部极具形式美和抽象感的艺术片佳作。影片的结构、情节、画面都具有“诗”一般飘逸脱俗的美感，用“奥德赛”式的漂流旅程，完成主人公的自我回溯和自我映照。主演秦昊、辛芷蕾也仿佛是诗歌的“第一人称”和“表现对象”，他们在片段化甚至去逻辑化的情节中，呈现出人物孤寂、静默的永恒形态。

作家张嘉佳今年有两部影片登上大银幕，一是由他编剧、张一白执导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另一部则是由他导演、王家卫编剧的影片《摆渡人》。这两部影片有很多共同之处，张嘉佳个人的偏好和印记，在两部影片中反复呼应。多线并行的几桩爱情纠葛，喧嚣和华丽的都市景观，为情伤神的红男绿女，主人公佯装癫狂实则进退失据的胶着状态（甚至名字都叫陈末），疗愈情感的特定方式以及“心灵鸡汤”般的台词。由于主要角色人物关系和情感模式极为接近，表演任务近乎公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邓超和《摆渡人》中的梁朝伟，都是看似潇洒不羁，实则深陷于过去的“前女友情结”中，不管遇到怎样的情况，最终都无法真正解脱。两部影片的“前女友”都由杜鹃扮演，人物设定和表演方法也如出一辙，都是高贵、冷艳和禁欲的“冰雪女王”，犹如一个永远触碰不到的、高高在上的“战利品”。此外，还有一个纯情、痴心、天真而又不乏冲劲的年轻貌美女子，与世故、冷漠的主人公形成观念冲突，引发他们对爱情似曾相识的触动，在两部影片中分别由张天爱和杨颖饰演。需要承认的是，这两部影片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当代人的都市生活感受和情感经验，并以一种心灵鸡汤般的效果，对观众起到启发或者宣泄的作用。但是，价值观的单一和内涵的浅白，也让它们“疗效”有限，相应地表演也有了“伪文艺”、“故作深沉”之嫌。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结论。

一是电影应当让“颜值”回归美学。“高颜值”表演如果构成一种独占性和排他性的“霸王”地位，非它无以成事，将其他类型的表演挤得无法“喘气”甚至生存，则显然破坏了中国电影业的文化生态平衡。“颜值”不是“原罪”，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同时，电影对观众审美观的培养更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程。

二是文艺片需要有清晰的风格及其市场定位，也就是需要它的风格极致化，或是“深度模式”，或是“清新自然”。目前，很多年轻导演以拍摄小成本文艺片的方式“登台”，并用个人生命体验、文化审美趣味以及熟悉的题材来形成艺术风格，这一现象为也电影表演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增加了表演的厚度和维度，成为业界和学界的重点关注对象。

三是“大片”表演到了一个需要自我调整和翻新的阶段，照搬前几年艺术“配方”的影片以及明星对自身表演的机械复制或者面具化地处理人物，越来越难以让观众“买账”。除了狭义上的贺岁片之外，单纯的明星数量叠加已经不能“兑换”为票房收益。

四是尽管优秀的演员还在创作，精彩的表演段落也从未缺席，但是，大银幕上依然缺乏能够成为社会的“公众人物”以及流行语言，成为电影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艺术人物标识。大势所趋的情况是，急功近利地享用表演片断，甚至“碎片”。在这个“一拥而上”的国产电影的“黄金时代”，人人似乎都可以来“分一杯羹”，却少有人取得“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