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_新时代的电影管理者和创作者

二、众声喧哗：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

电影是精神消费品,和冰箱、汽车等物质消费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是社会文化的折射。在经典市场体制中,电影“应当”是大众传媒,是反映并表达社会共识的文化平台；在健康的交流反馈机制下,电影使生产者和观众各取所需,合理地得到他们想要的满足——商业利润或观影愉悦。实际上,良好的电影生产、消费机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新旧更替的转型时期,可以成为打造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社会文化整合的“场地”之一。好莱坞电影作为打造美国“世俗神话”和“民族认同感”的影像载体,在美国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的大发展时期,就曾起过这样的作用：“随着工业和商业,出现了我们的‘群众’社会,及其成批生产,成批投放市场,以及由群众和为群众的成批消费品。……当个别的公民/消费者/工人变得越来越异化和孤立的时候,以及当美国变成一个由铁路和电线交互连结起来的全国市场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变得日益重要的是维持它的精神认同,它那有生命的社团感。”⁽¹¹⁾

新时期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称为“革命”毫不为过——自从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国家以来,市场经济就不曾真正出现过；它带来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精神转型,更是前无古人的深刻变革。“乍一看,市场经济的成功是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混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¹²⁾在市场经济社会,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产生的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现代文化,是实现社会调谐的内在力量；历史把个人作为消费者交给了市场,也使之成为时代的相对主人和市场的无期囚徒。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更充满了一言难尽的复杂性：既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世界资讯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劲浪拍击中,中国出现了早熟的后现代文化潜流,它与大众媒介亲密结合,形成一股来势汹汹的大众文化潮流,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和未老先衰的现代文化肆无忌惮地无声消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当代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西方现代社会的三种文化价值系统共时存在于当代中国,在时代浪涛的淘洗下激烈竞争,也带来了种种问题,辐射到改革的各个层面。

就电影而言,无论电影管理者多么坚定不移地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无论电影生产者多么斤斤计较地寻求电影投资的合理回报,无论电影创作者多么热诚无悔地执著于电影艺术创新,都无法抛开对消费者的尊重。在当下中国,私人空间渐渐形成,在遵纪守法的基本准则之上,个人的喜好和选择不受干涉。这就意味着,政府、企业、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首先要经过观众在市场中的匿名投票。这种投票方式改变着电影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和电影艺术形态,使电影管理者和创作者不得不采用“迂回前进”的策略,在学习与商业法则和大众趣味如何周旋中,贯彻自己的政治目标、艺术理想。

新时期的文化格局,在中国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资讯浪潮冲击中,发生着“裂变”式的更新。在社会结构新旧交替、上下承接的当口,中国发生着的全方位变化“是人的本质力量打开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¹³⁾在这片土地上,每天都上演着高明的作家也无法想象的故事,戏剧情境层出不穷,花样百出。充满“故事”的改革时代,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现实素材,也为电影的“出走”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机遇：从计划体制下的政治“捆绑”中快乐出走,“归位”于市场的巨大江湖之中,以民间形态嬉戏于艺术和娱乐之间。然而,因袭的重负以看不见的方式缠绕着每个人,传统/反传统的战争无法被人为地结束,中国电影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淡定从容,“出走”也难,“归位”更难。“即使那些大喊反传统的人,也只缘身在传统中才会去反,才需要反,光是这一点,也已证明传统无法割裂,更无法抛弃。既然我们把传统看成是一个我们参与其中的过程,那么就让我们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我们的历史责任；……把传统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或应该完全推翻的‘旧系统’,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和危机,反而会使问题越来越多,危机越来越严重”。⁽¹⁴⁾新时期中国电影遭遇着百年难遇甚至千年也难得一见的文化转型,并在转型的大背景下校正着每一方参与者的文化姿态,也在这些群体的参与中寻找方向。可惜的是,它在寻找自我的惘然旅程中,丢了“大众”。当然,使中国电影观众流失的“肇事者”,电影自己不是唯一的。

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是在中国社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展开的。和经典市场经济社会相比,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的分离,具有很大的相对性⁽¹⁵⁾。从1978年开始,由政府主导,开始自经济领域“放权让利”,启动了改革的列车。在“稳定”和“发展”的“跷跷板”上,政府掌握着微妙的平衡,控制着改革的进度,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社会结构城乡、工农二元化结构,使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关隘重重。现代社会基本的社会阶层“中间阶层”远未成形,“市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私域”和“公域”的界限正在明晰中,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正在完善中。在此期间,政府不可能对文化和经济撒手不管,而是放放走走,走走放放,在稳定的前提下谋求发展。因此,在文艺领域,要长期“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主旋律”的“主”是怎样的“主”,主在政治还是文化？“多样化”的“多”是什么程度的多,是一体多面还是多体多面？对这两句话、两个关键词的不断阐释,演绎出生动的当代中国电影文化渐进史。

对中国的电影而言,政治和经济的相对/有限分离状态,和理想性文化在走向边缘的过程中,于电影创作领域恋恋逗留的现实,是电影生产与观众需要“错位”的两大原因,影响了中国电影和观众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