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观众问题”,产生于中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巨大“磁场”中。在电影的有意“自为”的行为背后,有社会转型中惯性力量的自发掣动。因此,“观众问题”的解决,不仅靠电影自身的努力,还依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的不断调谐、整合。解决问题的关键程序,就是找到制造问题的病灶；解决问题的重要步骤,就是在“除旧”的同时,及时地“立新”。对于计划体制和丛生于其上的妨碍市场体制的观念,只有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仔细剔别、深入革除,才能在中国一往无前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放电影一条生路。
（一）应变图存：中国电影的生死抉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电影的处境,“实际上是一个图存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繁荣的问题”。(45)自1993年国家取消中影公司国产影片统购统销以来,国产电影制片就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政府输血和不规范的社会资金、海外资金维持,“很多人来了,因为电影的魅力；很多人又走了,因为他们除了扔钱之外,很少有功成名就的喜悦”。(46)在电影发行放映上,又有“瞒报票房”等市场黑洞,使本就清汤寡水的电影产业雪上加霜。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意味着,中国无法用关门落锁的简单方式抗拒全球化的冲击,而必须成为世界市场汪洋中的一片水域,“中国特色”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普遍规则的侵蚀。这对处在痛苦的“蜕变期”中的中国电影而言,更是带来了难言之苦。所以,“入世”谈判中,中美之间有关电影的谈判来得格外艰苦。最终,在随时准备扬波前来的各国,尤其是美国电影浪潮前面,中国暂时修筑了一条这样的防波堤：在不损害与中国关于电影管理法规一致性的情况下,自加入之日起,中国将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电影用于影院放映,此类进口的数量应为每年20部；自加入之日起,将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建设或改造电影院,外资不得超过49％。然而中国电影的危机不在于外部,而是来自运行不畅的内部；“四面楚歌”之所以能有杀伤力,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体制和观念不到位。无论有没有来自“他者”的冲击,中国电影都需要深刻变革才能生存。
在中国电影的主要问题从“繁荣问题”变成“图存问题”之后,电影改革就呼唤大刀阔斧的根本举措。中国电影要生存,这不仅是一个产业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单纯地改改“票价”,变变“发行”,搞搞“分级”,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电影市场机制不成熟的问题。比如,2000年“成都5元票价风波”中,面对一片“降价有利”、“降价有理”的欢呼,有人清醒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许多东西靠市场经济自身调节显然是不可能。价格的调节作用也只是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完全发挥,否则就可能变成一种人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5元钱票价对电影市场来讲不是自救,而是自欺——造成一个虚假繁荣的电影市场。”(47)虽然新浪网的5万网民调查显示,91.97％的人认为电影票价过高,“也就是说,如果电影票价降低,他们或许会在电影院里多消磨一点时间,而不是把钱贡献给盗版商。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到电影院去,忍受2小时低水平影片”。(48)循着这个思路去想,通过票价降低促成的市场“繁荣”,毕竟是短暂和有限的；通过发行改革理顺“电影超市”的连锁货架,最终用什么来填充？和进口电影摆在一起的国产电影,怎样的“中国特色”才是优势,怎样的“中国特色”必须修正？
（二）从长计议：中国电影的发展策略
1995年10部大片引进时,“狼来了”的惊呼说明,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要是自己也是“狼”的话,还用得着焦虑吗？然而,中国电影要生存和发展,中国电影作为一项产业要像样地存在,是一场没有失败权利的战斗。中国电影改革搞了20多年,却仍然没有使国产电影成为一种真正的产业,没有保住和维持一个有规模的固定电影市场。在国人的生活方式里,国产电影缺席了,在场的是无法计数的电视剧和盗版国外电影；在国外电影市场上,国产电影缺席了,在场的是国产电影在艺术电影节和中国“电影周”上浮光掠影、惊鸿一瞥的亮相。
毕竟,每个民族的电影显示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形象。2002年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410部参评影片中,来自我们主办方的仅有30部,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好片子,连《面对生命》这样“不会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的片子”都成了参赛电影。所以,一向对电影造势不遗余力的媒体,在预言了一个个春天,而春天迟迟不至之后,也开始疲惫和抱怨了。对于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记者这样评价：“这种状况,有点像在家里请客,客人都到齐了,也张罗了半天,却发现自己家里根本掏不出什么好吃的。”(49)所以,电影节要成为“国际”的,在我们的电影业振作起来之前,是一个“美梦”。也是这一年,“金鸡”和“百花”双奖的无锡颁奖晚会,被媒体用《无锡：电影的缺席》、《中国电影,自己玩着乐》这样严苛的题目作了反面文章。对于国产电影,媒体这样绝望地追问：“将近百年的中国电影是一个已经足够漫长的故事,没有理由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但是继续往下说的时候,还有人相信吗？还有人愿意听吗？”(50)一位自由撰稿人这样表述作为中国电影消费者的心态：以买彩票的“碰碰运气”的心情,说服自己再一次为国产艺术电影拥趸。为保险起见,要下一点“资料收集的功夫”,“先到电影的官方网站逛逛,看那网站上主打哪些卖点,再回头去看影评,跟官方网站上观点类似的影评可以首先排除不看,拣一些看起来像是普通观众的评论,或许能知道一部电影真实的水平”。可见,“在这个信息泛滥又匮乏的时代”,在中国做一个“理智的电影消费者”何其不易(51)！2003年《英雄》横空出世,影院热映和媒体冷评形成鲜明对比。其实,不过是媒体对国产片的态度惯性而已,媒体捧电影捧怕了,也捧累了,在“失信危机”中,一种严厉批评的姿态至少没有“不实追捧”的嫌疑。
中国电影的发展,在外,靠国家这位超级保姆遮风挡雨,在谈判桌上大打保卫战,用限制进口影片配额、限制外资影院的建立、规定国产片比例等手段,把国外电影的冲击洪流限制在尽可能的涓涓状态；在内,依赖国家这位慈祥母亲温情输血,用其他产业赚来的钱维持电影这个“病孩子”的生存,都只能权且应付一时。要强身健体,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改革,恢复电影业的造血机制,把观众请回电影院,让这些人心甘情愿地做电影产业发展的支持者。电影改革,首先要从管理理念上和创作观念上,确立电影的产业本性,然后用制度保证这种本性不受计划体制惯性的干扰,真正解放和发展电影的“生产力”。要探寻电影的“产业本性”,就要先明白什么不是产业的；一种不应该缺席的东西的缺席,必然是源于另一种不应该在场的东西的在场。观众的缺席,实际上正是电影种种痼疾在场的结果。
【注释】
(1)见《世界电影》,1984年第8期。
(2)[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05页。
(3)章柏青、张卫：《电影观众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页。
(4)钟惦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5)戴白夜：《关于电影和观众的几点思考》,《电影艺术》,1984年第11期。
(6)杨子：《电影威尼斯》,《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
(7)李德润：《农民反映：我们的生活好了,电影队跑了！》,《人民日报》,1986年5月7日第3版。
(8)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从数字看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9)李德润：《农民反映：我们的生活好了,电影队跑了！》,《人民日报》,1986年5月7日第3版。
(10)杨柯：《一九八五年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回顾》。本文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副经理杨柯在1986年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1)倪震：《改革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226页。
(12)王庚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13)《点题调查：国产影片谁人喝彩》,《精品购物指南》,1997年11月4日。
(14)李道新：《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独特处境及历史命运》,《当代电影》,2001年第6期。
(15)陈凯歌语。见《中国电影：别藐视普通人的感情》,《南方周末》,2002年9月20日。
(16)《20多万份的〈大众电影〉何以收回59万张百花奖选票？》,中新网消息。Http：//www.filmsea.com.
(17)《华语影迷世纪调查前言》,《看电影》,2000年第10期。
(18)《我国电视观众平均每日收看电视174分钟》,《中国广播影视》,2003年第4期。
(19)据零点公司对全国八个大城市、4058户居民进行入户访问的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坐在家中看电影”已经成为都市居民主要的观影形式,“真正走入电影院来欣赏电影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虽然电影消费主力是单身白领,但这些人“同样更多选择坐在家中通过电视和VCD来欣赏电影”。另外据博能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2000年进口大片依然是市场主角,60％以上的观众认为“看进口大片比看国产片过瘾”。然而59％的居民承认看进口大片的方式是通过影碟,“大片虽火,烧得却不是地方”。以上两份调查报告均来自http://www.3see.com。
(20)丁关根：《多出优秀作品,繁荣电影事业》,1996年3月23日在“长沙会议”上的讲话。
(21)洪文：《中国电影陷入信誉危机》,《电影艺术》,1997年第6期。
(22)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世界经济学名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3)数据来自《从数字看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24)以上引文和数据,均见王庚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25)《北京电影制片厂经济状况调查》,电影经济与改革调查与研究组,《电影通讯》,1990年第6期。
(26)《长春电影制片厂经济状况调查》,电影经济与改革调查与研究组,《电影通讯》,1990年第6期。
(27)饶朔光：《社会/文化转型与电影的分化及整合——90年代中国电影研究论纲》,《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28)王庚年：《开拓创新乘势而发迎接挑战再创辉煌》,《当代电影》,1998年第1期。
(29)王庚年：《雨频发春色 风暖树自荫》,《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30)王庚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31)周铁东：《好莱坞帝国》,《南方周末》,2002年2月28日。
(32)郑正秋：《我所希望于观众者》,《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66～67页。
(33)陈立夫口述：《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王平陵笔记。见《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46页。
(34)嘉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67页。
(35)唐纳：《清算软性电影》,《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73页。
(36)钟惦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37)张骏祥：《坚决反掉右倾思想,保卫党的文艺方针》,《解放军报》,1959年11月24日。
(38)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中国电影年鉴》（1981年）,第18页。
(39)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页。
(40)以上均见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中国电影年鉴》（1981年）,第18页。
(41)王庚年：《开拓创新乘势而发迎接挑战再创辉煌》,《当代电影》,1998年第1期。
(42)李道新：《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独特处境及历史命运》,《当代电影》,2001年第6期。
(43)陈昊苏：《关于娱乐片主体论及其他》,《电影通讯》,1989年第3期。
(44)[法]马力·爱斯普利·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世界经济学名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85页。
(45)陈凯歌语。见《中国电影：别藐视普通人的感情》,《南方周末》,2002年9月20日。
(46)毛羽：《无法回避的选择——2000年至2002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改革政策描述》,《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03页。
(47)郝洪：《“5元票价”是药方？》,《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日。
(48)同上。
(49)李宏宇、万静波：《一半是挑剔一半是痴心》,《南方周末》,2002年6月20日。
(50)以上均见《南方周末》,2002年10月24日“文化版”。
(51)子非鱼：《谁是真正的影评人》,《新周刊》网络版,200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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