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前的微电影创作

诞生于1905年的中国电影,实质上是世界性与民族化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无论是电影技术、电影方法,还是运作机制、营销模式,都是中国早期电影人从国外直接复制和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基本素材、主创人员以及接受群体,又有着典型的民族化、本土化倾向。我们从早期的影片可以知道,中国电影短片已经呈现出由精英群体或国家组织(统称为专业作者)掌控,逐渐演变成普通大众即可参与的现实境况,而这在电影长片是难以或者说不可能完成的。新世纪以后,无论是专业的电影机构,还是知名的导演,或者是传播视频的各大网站,甚至一些广告公司以及品牌赞助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并抢占这一领域,微电影创作可谓炙手可热,但不能否认的是,专业作者的创作对于大众作者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电影短片制作或许可算作是从非专业作者开始的(后来这些非专业出身的导演有的成功转型为专业作者)。任庆泰、郑正秋、张石川等是早期从事电影创作的精英,他们对电影的追求既与他们自身的兴趣和追求有关,也与他们拥有充足的拍摄资金和技术有关。《定军山》是我国第一部电影,也是第一部电影短片。制作《定军山》的人是任庆泰。189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北京开设丰泰照相馆,并在1905年左右经营了专门放映电影的“大观楼”,每晚放映短片,“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任庆泰不甚满意,决定将戏曲的“静照”拍成“活动照片”,于是短片《定军山》在丰泰照相馆里得以诞生,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动作,中国电影短片就这样开始了最初的尝试。自1905年开始,任庆泰拍摄了另外7部纪录短片,这些影片“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1909年的一场火灾,中断了任庆泰的拍片活动。这些早期电影在放映过程中,既培养了不少忠实观众,也培养了不少放映员,甚至影院经营者。此时的短片,从老板到导演、演员、摄影,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演员大多由文明戏演员兼任,白天拍片晚上演戏。电影短片最开始的创作处境可想而知。

郑正秋、张石川等是在观看了国外滑稽影片后才开始进行电影制作的,郑正秋早期从事戏剧创作,张石川少年跟随舅父从商。他们联手创作出《劳工之爱情》《活无常》《二百五白相城隍庙》《一夜不安》《五福临门》《脚踏车闯祸》《店伙失票》《老少易妻》《打城隍》《赌徒装死》《杀子报》等一批滑稽短片,后来又拍摄了《黑籍冤魂》《车中盗》《滑稽大王游沪记》《大闹怪剧场》等电影短片,助推中国电影生产从个体拍摄活动发展为一种社会性并表现为企业形态的工业。张石川后来谈到拍摄《难夫难妻》时的情景,都觉得当时拍戏非常艰难,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努力探索和实践。1922年3月成立旳明星影片公司,被认为开创了一个中国电影工业化生产的时代。

这个时期也有少数非专业的电影爱好者在尝试短片创作,但效果是不明显的。1926年,田汉就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网罗“一群手无分文的知识青年”拍摄电影,但是影片《到民间去》最终没有完成。据他后来回忆,“以一绝对无产者经营一需要大资本的事业,其愚诚不可及”,“尝尽艰苦、呕尽气”。不过当初的发起启事中的一段话,现在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也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所压榨之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惟梦不可以作伪。……吾国电影事业发达未久,以受种种限制,至相率不敢作欲作之梦。梦犹如此,人何以堪!同人等有慨于此,乃有斯社之组织,将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以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略述所怀,以召同志。”

作为富家子弟的黄英是我国较早从事个人影像生产的爱好者。他早年经商,兴趣却在照相和拍电影上,并为当时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拍摄过一部纪录短片,只不过因为太短而没有放映,后来参与了专业电影拍摄工作。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阶段,著名电影评论家王尘无曾提出:“到社会中找题材,到大众中找人才。这是中国电影的唯一的出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的倡议和推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了一个业余电影创作群体积极参与创作的阶段,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最好注解。钟大丰曾经在《作为艺术运动的三十年代电影》中做过统计,这群年纪轻轻的创作者总数为45人,除了少数几个人曾经参与创作过电影之外,剩下的33人包括夏衍、郑君里等在此前都对电影“知之甚少”甚至是“一窍不通”,只有孙瑜在美国学习过电影摄影,洪深在美国学过戏剧。至于其他人,所有的编导演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很多创作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开展进步电影运动,并积极推动中国电影短片的发展,他们自身也完成了由业余电影爱好者向专业电影从业人员的转型。

由上观之,到新中国成立前,个人制作电影的时代已经过早地陷入“终结”。即使如万氏兄弟等作为我国最早试水动画片的杰出精英,拍摄出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等多部动画短片,都基本是工作于长城公司、联华公司、明星公司、中国电影制片厂等私营或国有摄影机构时完成的,除万涤寰1938年继续在上海从事照相业务外,其他三位由上海到武汉再到重庆工作。

1940年,万籁鸣、万古蟾两兄弟又返回上海“孤岛”,到新华影业公司卡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万氏三个兄弟又进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并在1963年拍摄出在国际上屡获殊荣的《大闹天宫》,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逐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生产(包括电影短片)都是依赖于国营机构。东北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基地,早期的动画短片都是在这里诞生,如《大闹画室》《国人速醒》《民族痛史》《龟兔赛跑》《抗战标语》等。

新时期后,拍摄电影短片的国营单位已不太多。除了部分纪录短片和动画短片的拍摄工作继续由制片厂完成外,个人完成短片拍摄的可能日趋成为现实。个人在电影短片流行的时候,不仅可以是导演,还可以是编剧和美工等。电影短片由于比较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所以无须顾虑制片、表演、摄影、录音、美工、服装、化妆、道具等太多的因素,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新世纪前,真正能够拍摄短片的个体仍然不多,主要是由于摄制设备的缺乏和资金的不足,于是一批在电影学院学习的学生(有的后来在业界形成了一定影响),和一些买得起设备的人,成为这一阶段个人拍摄短片的主流。

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1977年,冯华志拍摄北京曹雪芹故居的过程,被誉为新时期民间个人影像生产的滥觞,但由于他的筹资没有完全到位,只完成了前期的拍摄,后期制作因无资金跟进而被迫中断。不过此举还是载入了大众电影的史册当中。1986年,何建军用租来的摄像机完成了第一部短片《一个朋友》。个人化的短片创作仍然受制于拍摄设备的完备,完全自主化的个人影像生产仍然不容乐观。在这方面,艺术院校的学生就比冯华志、何建军等人的优势要多得多。

以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期间和毕业后,也都创作过一些短片,比如贾樟柯的《小山回家》、胡雪杨的《童年往事》、张元的《金星档案》。他们求学期间创作短片时的身份是学生,所以他们在拍摄电影时也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参与。同时,他们以比较独特的文化思维和创作实践,成就了他们作为电影人的辉煌,也开创了电影领域里一种新的文化景观。正如李正光指出的:“在缠绕其上的诸多文化现实和文化矛盾背后,是新一代电影人审美观的转向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立场的转变。”后来这些导演都推出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长片(有些是独立制片),如贾樟柯拍摄了《小武》,张元拍摄了《北京杂种》,张元拍摄了短片《床上关系》《艳遇》。姜文则拍摄过短片《看球记》,虽然由佳能公司冠名,但也很有艺术特色。徐峥则拍摄过《一部佳作的诞生》,用短片的方式解读一部优秀电影的创作过程。毋庸置疑,姜文、徐峥等都是电影行业内的精英,他们虽然作为个体在拍摄微电影,但是对大众电影梦的实现有着借鉴作用。同时,一些有名的演员也参与了微电影创作。比如陈坤(《选择爱》)、海清(Gone With Home)、李晨(《致父亲》)、张震和杜鹃(《心灵之境》)、陈柏霖和柯震东(《这一刻爱吧2013》)等。由此可见,微电影越来越受到专业作者的关注。